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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後,烏克蘭社工從提供一般福利服務,被迫走向大規模危機應變。面對數百萬流離失所者,社工不只提供物資、安置,還有心理支持、就業與社區重建。同時,助人者也身處戰火和創傷中,長期承受耗竭與壓力。

社福申請流程太複雜,把理解成本丟給民眾,反而降低制度效能;低收審核缺乏系統輔助、彈性規定不清楚,又常受外力影響,判定變得混亂。建議簡化流程、導入數位工具、建立明確標準與檢核機制,在防弊與可及性間取得平衡。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李明洳觀察,《刑法》看的是事件最後結果,然而背後可能有結構性因素是社工看得到,法律人不一定理解的。一審判決論述對社會的影響也不斷在累積,主管機關(衛福部)面對壓力,會有改革的需求。

在維持品質與團隊負擔之間,我們嘗試調整合作的規模,也持續強化募款。接下來,我們希望在擴大影響力的同時,讓財務更穩定的前進、讓人能在更好的環境工作。

接下來,我們想做的,是讓這些聲音走得更遠,也被更多人理解,讓原本不容易被看見的經驗,有機會進入公共討論之中。

樸恩美在失業期間創立 NEET Lifers,模仿職場運作招募青年,讓他們慢慢習慣打卡、設定目標、與他人互動;曾隱居 5 年的柳承圭也創立「不害怕公司」,讓參與者說出自身經驗,轉化成理解和陪伴他人的能力。

判決結果引發社工界強烈反彈。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指出,「保證人地位」的法律認定對社工是極為沉重的壓力,擔憂第一線人員未來將採取防禦性作為,甚至引發人力出走潮。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則強調,若制度賦予社工高度的法律責任,就必須對等提供充足資源、明確的權限與系統支持,否則只是將體制漏洞轉嫁至個人。

這幾年,性騷擾、性侵害、跟蹤騷擾等事件持續被揭露。在事件本身,包括如何究責、如何預防之外,還有一段較少被討論的過程,那就是從發生,到發聲。
有些性暴力倖存者可能需要 10 幾年,才意識到那是一種性暴力;也有人在「要不要說」、「可以跟誰說」之間反覆掙扎。

越窩的經驗也凸顯社區合作經濟的結構難題:「賺錢」與「培力」要如何兼顧?我們選擇在越窩投注較多的面向是「新住民就業培力」以及「個人發展培力」,讓小星星對新住民群體在社區或社會的議題產生意識,有理解制度的動能與反思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