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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發現親友吸毒過量,但因害怕被抓,而不敢求救。」因此減害的出發點,不再只是譴責和禁止,而是賦權給藥物使用者,讓使用者能互助與自救。

社區是工作者重要的起點。在社宅裡用同樣的角度與觀點,反而容易理解居民遭遇的困難、快樂與悲傷的故事。

身心障礙者在疫情間面臨許多困難,相關指引至今還沒出爐,包括疫苗、口罩等問題,障礙者都得「靠自己」解決。

對李玉華來說,社宅服務能從過往的慈善救助觀點,轉向從「人權觀點」來看社區和社福,並且將「住宅」視為建立社會安全與穩定生活的基本需求。

身為監委,王幼玲比任何人都清楚各方機構無能應付需要高人力比的自閉症,遑論具情緒行為的個案。然而身為母親,她同樣難以接受臺灣自閉症支持如此薄弱、讓人走投無路。

住院最可怕的是躺在床上看著白色天花板,漫長的等待好像沒有盡頭,然後突然浮出許多尚未命名的痛苦感受,但沒有事情分心,所以逐步堆疊起來。

由於身心障礙者需要認證身分,才能購買演唱會優惠票,因此很多售票系統竟只提供身障者「傳真」購票。

院方違反人權的防疫感控,使慢性精神疾病住民被無限上綱的隔離。當生活只剩下吃飯服藥排泄躺床,更導致住民認知功能退化、身心狀態變差。

我認為大部分的身心障礙笑話,是將自己與他人的不同誇張化。大眾也總習慣以二元對立,如身心障礙與非身心障礙的態度和標準,來看待所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