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靜倫／臺鐵事故捐款 10.6 億全數直接發放，遺憾與犧牲的集體意義究竟在哪裡？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案捐款專戶在 4 月 15 日提早關閉，總計收受捐款 10.6 億。衛福部在隔日（4/16）上午加開捐款管理監督委員會臨時會，並於當日下午15:30 宣佈將全數捐款直接給付、分配給傷亡者家庭。（參考：快訊／臺鐵事故捐款逆轉！10.6 億全部直接撥付傷亡家庭，陳時中：「這是愛心的分配，也是捐款人的期待」）
衛福部長陳時中在記者會中一再重申：「因為大家覺得我們原先設計太多服務方案，反而對社會交待不清。直接全額給付比較清楚，也比較符合捐助者的愛心展現」、「我相信這樣的直接給付，最能符合捐贈者的期待」。
從什麼時候開始，「捐贈者的期待」成為公益服務的最優先考量？
捐款人想的跟你不一樣
在消費市場上，消費者等於產品使用者，所以產品必須符合消費者期待，在市場競爭下似乎合理。但在公益領域，基本的邏輯是，出資者並不等於服務／資源使用者，公益的主體並不是「捐款人」，而是「受助者」。
需要幫助的人，需求是什麼？什麼樣的協助是真正為他們好？全部一次發錢，真的就能「了事」嗎？
回首臺灣自 921 震後至今，持續經歷諸多考驗。包括一連串的大小颱風（象神、潭美、桃芝、納莉、敏督利、柯羅莎、卡玫基、莫拉克），以及後來的美濃／臺南與花蓮地震。再加上非自然災害的重大意外如高雄氣爆、八仙塵燃、醫院大火或復航空難等。
每一次，群眾都禁不起新聞媒體一再播送悲傷痛苦、令人心碎的畫面，使得捐款成為快速安定自我的手段，並且總是集中在最開始的緊急救援階段。然而，若論起資金需求，從災後的 3 大階段「緊急救援」、「臨時安置」到後期的「生活重建」，合理的占比事實上應為 10%：20%：70%。
換言之，長程的生活重建雖然發生在社會大眾早已淡忘之時，卻需要最大量的資源，相當違背熱心大眾的直覺思考。（參考：【921 災變學習 4】首創線上捐款、失依兒信託、監護制度修法、巨額善款管理模式）
此外，捐款人出於善意（或出於消災、奉獻、認同、名聲、贖罪或抵稅），願意支持公益行動，卻不知道具體該捐給「誰」。那些傷亡者在哪裡？受災戶有多少？難道該全部公佈個資和銀行帳戶嗎？
就算知道對象，但有些家庭在失親後需要安排子女的生活教育；有些人全家健在，卻墜入無止境的訴訟官司；有些人需要長期回診復健，被迫失業、家中頓失經濟支柱。痛苦自是無法比較，但不同傷亡者的個別化差異，以及那些延時出現的身心需求，誰來拿捏？
捐款人也不會知道，捐錢後該如何讓庇護中心出現、讓心理諮商發生、讓救助資訊正確傳達、讓職業能力重建，更不會知道，面對某些沒有病識感的心理創傷者，或無法充分表達想法的孩童或精神障礙者，如同那些一再被家暴卻不願向外求助的婦女、那些所謂的「非自願個案」，該如何有技巧的介入，溫柔堅定的提供服務。
正因為捐款人懷抱善意，對捐款的想像卻多半與現實需求不符，總是一再陷入「把錢直接用在○○○身上」這種砸錢了事的句型，忽略了許多協助並非能直接用錢解決。也正因此，我們才會選擇捐給「中介組織」，例如聯合勸募或各方公益團體，或成立捐款監督委員會，就是希望能匯集各方專業，讓善款能被妥善運用。
中介組織在資源發揮綜效的過程中，自有其無可替代的角色。而今，一個由政府出面開設的捐款專戶，竟自斷武功弱化其中介意義，把自己變成一個單純收付與重分配的單位，令人匪夷所思。
政府捨本逐末，拖累公益服務專業
地方政府在重大災難中開設捐款專戶，並非首見。2015 年八仙塵燃，新北市政府啟動的愛心專戶如同此次臺鐵事故，在短短 10 天內就募得 8.4 億元，是原本預計需求的 4 倍多；2016 年臺南地震，震後善款在 2 年後仍有 20 億的結餘；2018 年花蓮震災，花蓮縣府總計募得 27 億，至今僅執行 13 億。
檢視過往專戶後續，原是期待此次中央在善款運用上能把握機會樹立一次典範，好好解決過去災難捐款的痛點── 因為事態緊急缺乏規畫，事前未設募款上限，事後又被「專款專用」規範所束縛，導致結餘款動彈不得，造成愛心浪費。
然而，好不容易由中央發起主責的捐款專戶，未以身作則卻反開惡例，帶頭強化了「問題只有捐錢才能解決」甚至「只要有錢就能解決」的錯誤刻板印象，而這樣的印象，還是全臺灣主責社會福利政策、自該比任何人都懂「只發錢無法解決問題」的衛生福利部端出來的「草案」，白白浪費一次捐款文化最佳教育與溝通機會。
我們該細緻檢修的本應是災難勸募的法源，讓每一次的災難募款能有明確的標準來設定因應需求評估而生的「金額」上限（而非因應大眾情緒而設的關帳「時限」），讓善款的運用能有更多彈性、讓監督的程序更加清楚、讓餘款的處置能更周全。
當中介組織變成一個代收代付中心，捐款人永遠不會理解捐出去的錢該怎麼真正變成「好事」。下一次再出事、小孩又受虐致死、新聞又吵翻天，大家又會開始怪社工在幹嘛（我不是有捐錢嗎），怪政府在幹嘛（我不是有繳稅嗎），全然不知中間還有多少環節需要關注。
可信的中介組織，如何「可信」？
當然，或許有人真的就認同「官方代收分配」這個角色，有些人看重的或許正是一個「可信賴」的中立單位，能幫自己把錢確實轉交給傷亡家庭。尤其在重大災難中，政府出面，就算只是「分配」，也被認為「比較可靠」。
然而，4/13 日，衛福部公佈捐款 7 大使用規畫（其中本就包括現金輔恤）後，扛不住許多在野人士批評「只花 1/3 善款在傷亡撫恤」、質疑其餘 2/3 並未「直接用在需求者身上」，第一個反應竟是趕緊做圖強化「善款 100% 都用在○○○身上」這種迷思句型。
接著，在專戶關閉的「隔日」，整個決策便大逆轉，自毀其原先強調的「專業規畫」，直接坐實群眾指控，改口全額撥付。且一邊強調其分配已設算進心理諮商與法律服務等所需，當記者提問罹難者每人 1500 萬如何估算時，卻又改口：「這不是如何計算費用的問題，這筆錢事實上就是政府來做一個愛心的分配。」
15 日關閉帳號、確認捐款總額，「隔天」就可以分配完成。且一邊說會以「一戶一社工」來收集家戶需求與意見，一邊卻又表示罹難家庭都還忙於處理後續，根本還未展開討論。
10.6 億元是小數目嗎？如此大筆的善款可以在一夜之間落定、在短短 3 天內翻盤、還視總金額多寡（而非家戶需求）直接分配（並且新版還捨棄了救災人員的心理重建），這種舉棋不定、自打臉的決策，捐款人真的就能比較安心嗎？
衛福部這樣「搶快」所謂何來？平日理應為了公眾溝通而發展出的快速社群反應能力，是為了服膺被特定人士和媒體炒作出來的沸騰民怨，而（像公關公司一樣）用來滅火的嗎？為了強化信任而召集的專家委員，到頭來是為了滿足輿論而存在的嗎？
更別提，「可信」的其中一項重要因素，是在於可被檢視、可受公評與監督，以及秉持原則與價值勇於承擔責任，避免不理性的民粹直接攻擊最弱勢的受助群體。然而如今，為了順應「民意」，看似沒有餘款需要再被監督，卻實則將監督的力道轉嫁到傷亡者身上。
以現今鄉民網友的「攻擊偏好」來看，不難想像那些公益界耳熟能詳的殘酷批評會如何出現。從此以後，這些傷亡家庭只要稍微吃一頓好的、看起來快樂一點，就會有人說：「我捐的錢是這樣讓你亂花的嗎？」、「你有這麼慘嗎，你為什麼可以拿的跟其他人一樣多？」
或更糟，什麼難關、什麼創傷、什麼失親失業都不要再說了，「別再抱怨了，你們不是都領到巨款了嗎？」
政策既難以兩全、怎麼樣都有人要罵，為何堂堂國家機關，卻無法堅守最初的核心價值？
遺憾與犧牲的集體意義，究竟在哪裡？
最後一件事。對許多人來說，捐款或許本就是「額外得來的資源」，那些安置撫恤、急難救助與輔導追蹤，本該由（納稅人繳錢所佈建的）公共服務來支付。也是因此，陳時中部長一再強調「政府該做的事一件也不會少，該付的責任與賠償也都會有」。
這個思維乍看很有道理。然而我國福利服務一向只網得到最弱勢的一群人，從低收入戶審核、精神障礙認定、身障交通補助等都極其嚴苛，多少人進不了正規社會福利大（？）網。（參考：【制度傷人專題】臺灣限定的生存遊戲，誰破得了關？）
長期以來，撇開那些少數濫用福利漏洞的案例，許多公益團體收受捐款，所支持的正是那些「拿不到手冊認定」、「審核過不了關」卻亟需幫助的人，所修補的正是社會福利的不足與錯置。
而今災變驟生，490 人或輕或重全部塞進本就搶破頭的「服務」大網，10.6 億則直接「現金」發配，甚至未保留分毫給個別家庭無力細想的公共環境修正與預防性措施，不免讓人思考一個血淋淋的現實——
那些在一般車禍或意外中罹難的家庭，僅管未獲社會關注，其傷痛也同樣真實，為何卻無法得到額外的支持？
如果社會因應災變而願意如此傾力付出，到頭來卻只是讓傷亡者「拿得比較多」，徒然喪失重大災變中巨額善款快速匯集的「集體意義」，那我們，究竟都從這些不間斷的遺憾與犧牲中，學會了什麼？
延伸臺鐵事故捐款討論：
1. 快訊／臺鐵事故捐款逆轉！10.6 億全部直接撥付傷亡家庭，陳時中：「這是愛心的分配，也是捐款人的期待」
2. 余孟勳專欄／太魯閣事故該捐多少才夠？支持修法讓愛心不再被浪費
3. 陳文良／太魯閣事故情緒滿溢，衛福部捐款專戶該設定募款上限
4. 重大事故傷亡協助，全部直接發錢真能「了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