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社區韌性，就是強化戰時應變力！從日韓港臺經驗看各國如何因應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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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海局勢日益緊張，近年社會對國安與民防議題的關注逐漸提高。今年 7 月，深耕貧窮議題的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舉辦工作坊，邀請社福與民防領域專家，一起討論戰爭下弱勢群體的處境與多元需求，思考怎麼盡可能讓所有人都不被排除，成為國家安全的一環。

這場工作坊成為對話的起點。其後，8 月底在日本大阪舉辦的東亞包容城市論壇（EA-ICN）、10 月初窮學盟的貧北論壇，也分別探討香港、日本、韓國與臺灣的社福困境，以及弱勢群體在戰時可能面臨的處境、作為社福工作者面對戰爭的反思等。

戰爭會加劇既有的貧窮與不平等

「打仗的時候，遊民該何去何從？」貧北論壇上，臺灣防災產業協會監事李重志指出，戰爭不只會快速加劇既有的貧窮與社會不平等，還可能讓原本對弱勢群體的歧視與忽略，在緊急狀態下被視為理所當然，將這些人排除在救援規畫之外。

李重志曾聽過有人說，無家者早已習慣艱困生活，戰爭發生後反而比其他人更能適應，但這種說法背後其實隱含偏見，讓人誤以為無家者不需要協助，也不必被納入戰前整備。

他不否認無家者可能更熟悉在街上生存的方法，然而，一旦戰爭導致商家歇業、公園和騎樓遭破壞，或社福團體因人力被徵召、捐款銳減而停止供餐等服務，原本能取得的食物、飲水與棲身空間，都可能不復存在。

相較經濟穩定、有親友支持的人，貧窮者通常缺少撤離所需的金錢與交通工具，也較難即時獲得避難資訊，甚至可能因為無法證明身分和居住地址等原因，領不到補助或救援物資。

報告中，李重志以遭俄羅斯入侵的烏克蘭為例，提及烏克蘭當地法律規定，若遺失證件，就不能申請「境內流離者」身分及相關援助。曾有人因資料留在被占領區，花了長達 5 年才證明自己的身分，期間也無法工作跟租屋。

他也提到，烏克蘭在被入侵前，無家者約 15 至 20 萬人，入侵後申請收容的人數增加了 3 倍，讓更多人必須競爭有限的資源，而且因為戰爭受難的「新貧者」通常更符合援助資格，也更容易得到社會同情。

回到臺灣，李重志以臺北萬華作為戰爭情境推演的地點。萬華有多座連接雙北的橋樑，鄰近鐵路與交通節點，也有許多市場等民生物資集散地，先不論敵軍是否認為萬華值得占領，但只要破壞當地交通與物資運輸功能，整個臺北都會受波及，進而讓政府決策跟民心都受到影響。

「社會安全比反登陸作戰更重要。」李重志強調，現代戰爭不只是短期的軍事攻擊，從敵軍登陸前甚至撤退後，社會都可能持續面臨認知作戰、物資短缺、金融系統被干擾等衝擊，「社會安定要靠社工、媒體、老師、醫護等廣義的社會工作者一起維護，必須從平時就開始準備。」

最後，李重志也在報告裡提出多項政策主張和建議，包括「人找人，而不是人找資訊」，不能只依賴手機或網路發布避難訊息，而是要透過社工、鄰里或民間團體等，主動找到需要協助的人。戰時也應維持必要的專業照顧人力，甚至讓被照顧者成為幫助者，像是邀請熟悉街頭的無家者協助其他街友傳遞資訊、引導避難，讓他們參與規畫，成為社區互助的一員。

加強社區韌性，就是在強化戰時應變力

勵馨基金會林口服務中心主任李玉華投入婦幼庇護安置工作逾 20 年，她提到，過去服務主要聚焦在創傷後的修補，但當討論延伸到戰爭風險和社會韌性時，也讓她重新思考，社會工作除了協助人們走出眼前的困境，是否還能進一步改變造成困境的環境？

李玉華說，當一個家庭長期面臨貧窮、歧視、工作不穩定與沉重的照顧負擔，即使協助他們度過眼前的危機，只要環境沒改善，暴力跟創傷仍可能反覆發生。

因此，她認為社會工作不能只著重於個人，還要改善人們所處的社區環境，讓彼此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信任和關係。尤其林口常被視為戰時敵軍登陸的地點，當戰爭或災害發生，原本就缺乏資源、社會連結薄弱的人，更容易陷入孤立無援。

對此，勵馨林口服務中心一方面與黑熊學院討論災害發生時如何自保和疏散，以及協助身心障礙者和長輩，另外也開始思考怎麼調整服務，建立更包容、有連結的韌性社區。

李玉華回憶，先前有婦女反映，自己被家暴後到警察局求助，接著社工打電話來，告知等等會安排計程車接送，但她完全不清楚自己要被帶去哪、環境是什麼樣子，以及當下有哪些選擇。所以勵馨近期也透過問卷蒐集意見，希望改善庇護所的服務流程跟資訊透明度。

勵馨團隊今年還開始調整服務，讓婦女有更多發聲、倡議及表達意見的機會，也邀請婦女擔任社區講師，分享自己的知識與技能。李玉華說：「這時，她的身分就不再是受暴婦女，而是能在這裡發揮她很多的才能跟貢獻。」

從提供資訊、尊重選擇，到讓婦女參與社區事務，李玉華認為，社區韌性正是從這些日常互動中逐漸建立：「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我不知道，但透過這些過程，大家慢慢共享一個相同的價值、知道彼此在社區裡能做什麼，讓我們更有能力面對很多的風險。」

韓國：保障生活不能只靠現金補助

在東亞包容城市論壇上，各國則聚焦討論：為什麼公共社會福利預算增加，弱勢處境卻仍持續惡化？

韓國「人民團結反貧困聯盟」倡議家金允英（KIM Yoonyoung，音譯）指出，韓國整體貧窮率約 15%，老年貧窮率更高達 40%。儘管社會福利支出占 GDP 比例從 2008 年的 6.8% 增加至 2026 年的 16.2%，但成長主要來自公共年金，針對貧窮者的社會保障支持仍不足。

其中一項爭議是醫療給付。韓國政府曾以防止過度使用醫療為由，計畫讓貧窮者原本支付固定金額的醫療費用，改為按比例負擔。金允英認為這不只增加了就醫負擔，也容易讓社會誤以為他們濫用醫療資源，經民團抗議政府才暫時喊停。

她也強調，保障基本生活不能只靠現金補助，更需要強化公共住宅、醫療與照顧等服務。

香港：「精準扶貧」排除許多貧窮者

在香港，面臨的困境是即使有福利制度，也未必容易使用。「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註冊社工黃家逵（Wong Ka Kwai）指出，近年香港推動「精準扶貧」政策，主要協助劏房住戶、單親家庭、全長者住戶及照顧者群體，但其他同樣陷入貧窮的人，卻被排除在扶助對象外。

此外，今年香港公立醫療調漲收費，雖然同步放寬費用減免資格，但申請人仍需提出財務紀錄，甚至得花費數百港元才能取得銀行文件，對低收入家庭來說，光是申請過程就造成負擔。且香港公立醫院專科等待時間長、私立醫院收費高昂，有些人會選擇到中國就醫，卻又面臨兩地醫療體系不相融、無法獲得香港社安網保障的難題。

至於另一項福利政策「在職家庭津貼計畫」，只要符合工時、收入與資產限額就能申請。但許多人依靠打零工維生，可能根本沒有清楚的文件證明自己在哪工作、工作多久、領多少錢。或是部分照顧者、長輩或身心障礙者，即使有工作意願，卻因為能力有限，工時沒辦法達到條件就無法申請。

日本：外國人即使窮到活不下去，還是被質疑濫用資源

「築起東京基金」祕書長大澤優真則提到近年日本排外主義升溫，對外籍居民的影響。2025 年日本一項調查顯示，64% 的受訪者認為外國人受到「過度優待」，在同年參議院選舉期間，也有政黨喊出「日本人優先」口號，主張廢除外國人的生活保護措施。

然而，大澤表示，在日本居住的外國人當中，只有約 4 成屬於生活保護（近似臺灣的低收入戶）的適用對象，剩下的 6 成無論生活有多困苦，甚至處於缺乏食物、醫療和住所等難以生存的狀態，都無法使用這項制度。大澤曾協助過許多這樣的人，也看過一些人不幸離世。

大澤也提到，很多人質疑外國人為了領取生活保護、大量湧入日本，其實是誤解，目前住在日本的外國人確實持續增加，但使用生活保護的外國人數反而正在減少，過去 5 年間就減少了約 1 萬人。連厚生勞動省（形同臺灣的衛福部）也曾明確表示，外國人並未獲得優待。

儘管如此，今年日本中央政府仍提出要重新檢討外國人生活保護政策的方向，但都沒有說明理由。大澤擔心，政府沒有明確依據就限制福利，可能會強化外國人濫用資源的印象，更質疑政府沒有遏止不實資訊，反而是在煽動社會的不安和仇恨。

臺灣：政治對立下，更需要投入社福凝聚社會團結

從三地經驗能看見，社會安全網不只關乎經費多寡，也在於誰能取得資源、制度能否回應需求，以及社會如何看待受助者。

回到臺灣，芒草心倡議專員王今暐指出，如今行政院與立法院陷入長期政治對抗的僵局，中央政府總預算審議延宕，影響政府運作，加上修法後大量財源移轉地方，卻沒有同步規畫相關的業務權責，使地方政府面臨經費運用難題，這些都會影響中央對地方的v相關補助，以及社福政策推動。

他提醒，當社福制度出現缺口、特定群體受到排斥，不僅讓弱勢者更難獲得保障，也可能加深社會對立，甚至成為遭外部勢力利用的弱點。

「面對地緣政治對立，臺灣社會不該因此分裂，也不能忽視仍有百萬人陷入貧窮的處境。」王今暐強調，臺灣需要建立重視民主、包容與社會團結的共同價值，要讓每個人都有安全感、感受到社會的支持，而這些都必須透過投入社會福利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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