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星期三】屬於亞洲的人權機制在哪裡？模亞創舉在臺灣：價值若難有共識，至少先和平解決衝突
活動主題：人權非星期三／亞洲人權機制之展望
地點：左轉有書Ｘ慕哲咖啡（臺北市鎮江街 3-1 號）
時間：9/19（四）19:00-21:00（18:30 開放報到）
主持人：黃怡碧（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長）
黃嵩立（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召集人）
講者：許玉秀（模擬亞洲人權法院發起人、前大法官）
邱伊翎（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Bo Tedards 唐博偉（臺灣民主基金會國際合作組主任）
主辦單位：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合作報導：Right Plus 多多益善
活動直播紀錄
1948 年聯合國頒布《世界人權宣言》，是歷史上第一份清楚揭示各項人權保障的文件，白紙黑字闡明了生而為人應享有的權利，不分種族、性別、宗教、年齡、國籍、財產而有所區別。這部宣言的催生，乃因人們直面二戰帶來的苦痛——為了瓜分資源，彼此相奪相殺，遑論什麼人權——不願悲慘歷史重演，聯合國在沒有任何國家反對之下，與全人類共同揭示這份宣言。
《世界人權宣言》只訂下國際法的一般原則，不具有任何法律約束力，然而，70 年來也早已成為各國的習慣法，各國法庭也常見法官引用宣言內涵來進行審判，重視基本人權已然成為各國間認可的普世價值。
區域性人權保障因地制宜，亞洲人權憲章持續難產
除了《世界人權宣言》作為全球性的人權監督機制，各區域也因為地理位置、文化、歷史、語言、種族、政治等因素擁有不盡相同的價值體系，因而發展出「因地制宜」的區域性人權準則。如美洲國家組織在 1969 年通過的《美洲人權公約》、歐洲在 1950 年由歐洲理事會通過的《歐洲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以及非洲聯盟在 1981 年通過的《非洲人權與民族權利憲章》等。
各區域對人權保障著重的面向各異，如美洲關注原住民的公民、經濟與文化相關權利，歐洲則看重人民的公民與政治權利，而非洲因為其殖民歷史，特別看重各個國家之間的協調與民族權利，希望透過人權憲章的實踐，使人民得以擁有更好的公民生活。
然而，全球超過 60% 人口居住的亞洲，卻遲遲沒有一部適用於區域的人權機制。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經在 1994 年闡釋他所提出的「亞洲價值」，認為亞洲多國共享的「儒家文化」形塑了亞洲獨特的面貌，因此西方的人權體系根本不適用於亞洲。對此，許多人權學者駁斥了這樣的說法，如著有多本人權著作的國際人權學者傑克・唐納利（Jack Donnelly）（註 1），便認為這只是統治者為了合理化獨裁統治的推託之詞罷了。
這也讓亞洲的人權機制催生之路更加困難，臺灣民主基金會國際合作組主任唐博偉（Bo Tedards）回顧 1998 年——《世界人權宣言》公布 20 週年之際——由亞洲各國 NGO 在韓國光州起草的《亞洲人權憲章》，雖然反駁了李光耀提出的亞洲價值，但是此憲章過了 20 多年仍可謂原地踏步，亞洲許多民間團體依然得持續倡議推進屬於亞洲的人權憲章。
唐博偉認為，一個顯而易見的困難即是「亞洲」的範疇相當模糊不清，「亞洲的邊界在哪裡？要不要包含太平洋？蒙古呢？」他提醒，整個亞洲不僅人口多，且衝突點也多，邊界劃定的範疇將影響人權機制作用的結果，「範圍越大勢必更加多元，也會更複雜，處理問題也會更困難。」
以次區域人權委員會或論壇，突破複雜的亞洲邊界
然而，難解的亞洲邊界問題不該成為實踐人權的高牆，區域性人權機制之所以重要，不僅是為了彰顯基本人權，更是為了在人權受到侵害時作為正當且有效用的救助管道。因此，廣袤而繁複的亞洲邊界問題得先放到一邊，否則人權憲章的誕生只會更加遙遠。對此，唐博偉認為，可以嘗試將區域拆分得更小一點，組成次區域的人權委員會，以定期召開會議的方式討論區域內的議題，建立人權意識。
東南亞國家協會（以下簡稱「東協」）（註 2）政府間人權委員會（AICHR）便是以次區域性人權組織的形式存在。2008 年，東協 10 國批准《東協人權憲章》，並於 2012 年通過《東協人權宣言》，但人權紀錄不佳的國家如緬甸、越南、柬埔寨、寮國等皆對憲章中規定各國成立人權組織的態度猶疑，汶萊、新加坡也不置可否，最後其他各國無視印尼與菲律賓的反對，僅願意成立人權委員會。
「東協內部決策採取『共識決』及『不干預內政』政策，但會員國之間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經濟發展程度等差異都相當大，長久以來難以形成真正的共識，區域整合進程始終緩慢。」唐博偉說，50 多年來東協人權委員會運行的結果，就是根本沒有發揮什麼具體的功能，東協各國的人權倡議者持續受到迫害，被迫噤聲。而若往北檢視東北亞，據唐博偉分析，以現行的亞洲政治氛圍，東北亞的次區域人權組織也很難行得通：「你想想，日本、中國、北韓、南韓可以好好坐下來談臺灣議題嗎？」若往南來看，只有地理位置與文化相對接近的南亞已在討論合作的可能。
另外一個突破邊界議題的可行方法是召集亞洲各國人權委員會，組成聯合會或論壇，如此僅納入允許成立人權委員會的國家，同時可過濾輕忽人權的國家，如北韓。其功能偏向服務性質，促進各國人權委員會的交流、提供技術層面的協助。唐博偉表示，這樣的方式不僅鼓勵各國成立人權委員會，也能強化其功能，拐個彎卻可進一步達成區域性人權機制的目標——改善區域人權狀況。
試辦一個理想的人民法庭，催生和平解決衝突的機制
前大法官、模擬亞洲人權法院（以下簡稱「模亞」）發起人許玉秀也同意亞洲的廣泛與複雜，各國之間光是針對婦女保護議題的看法就相當分歧，遑論討論政治上的投票權或婚姻平權。但是，「要大家寫出有共識的規則很艱難，寫出如何解決衝突的方法就相對容易多了。」也因此，史上第一次的模亞在許玉秀的積極推動中誕生，於今年 5 月 18 日以「邱和順訴中華民國案」為試行運作的第一個案例典範（參考：邱和順訴政府模亞準備庭全程影音）。
作為被告的中華民國政府（想當然爾）並未出席，而是由模亞指定模擬代理人，這場籌備已久的「法庭角色扮演」意義重大，包括催生和平解決衝突的仲裁機制，「我想成立一個人權機制，一旦發生人權爭議事件，能有個仲裁者站出來，指正是非。」這樣的期待，來自許玉秀對人權的想像與信仰——讓人民真正受到法院的保護，而非任人宰割——「當擁有司法權的政府無法保護人民，甚至侵害其權利時，人民為什麼還要接受？」許玉秀突破過去的想像，自己來「幹法院」，期待法院成為捍衛正義之所，而非製造冤案之處。
模亞的審判結果並未能實際產生制裁作用，卻是促進亞洲人權的重要示範場域，「科學可以透過不斷的實驗達成預想的結果，社會制度當然也可以用模擬的方式嘗試突破。」許玉秀表示，模亞未來預計公開向各國徵求人權爭議案件，每 2 年展演一個法庭，「某些國家可能對人權促進行動相對不友善，但臺灣是個開放的國家，我們要在這裡繼續成為範本，給大家信心。」
台灣人權促進會祕書長邱伊翎則舉例，表示過去曾參與由民間自主籌辦、獲得國際迫遷法庭（International Tribunal on Evictions，ITE）授權的「東亞迫遷法庭」。東亞迫遷法庭集結來自日本、南韓、香港、泰國、馬來西亞等地的反迫遷民間組織，共同審視東亞因為開發而導致的人民迫遷案例，持續追問「難道未擁有土地，就得被迫遷出居所，無法主張《憲法》保障的居住權嗎？」藉由法庭演示、案例分析與提出結論性建議等方式，關注東亞各國人民的居住權如何獲得伸張。
東亞迫遷法庭和模亞一樣，另一個作用是能提供一個貼近人權理想的對話空間，讓各國的意見與經驗得以交流，「人民辦的法院反而更可以發揮想像力，無須拘泥於國家法庭的正式形式，使辯論產生更實質的效果。」作為人權工作者，邱伊翎認為建立亞洲人權機制確有其必要：「如果我們今天有區域性的人權法院，就很有機會在法庭上針對李明哲案控訴中國政府侵害人權，尋求第三方介入的救助管道，確保基本人權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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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學博士。現為美國丹佛大學（University of Denver）國際研究學院 Andrew Mellon 講座教授，為享譽全球之國際人權與人權理論研究學者。主要著作包括：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普世人權：理論與實踐》（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以及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註 2：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由印尼、越南、寮國、汶萊、泰國、緬甸、菲律賓、柬埔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 10 國組成的政府間國際組織。
本活動報導由人約盟支持並審訂公約內涵，Right Plus 獨立撰稿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