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報告還是平行時空？原住民、移工、難民處境，官方與民間各自表述／ICERD 國際審查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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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最早通過的國際人權公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ICERD），在今年 4/22-4/26 召開首次國際審查（註１）。ICERD 的核心精神在於，無論種族、國籍、血統等，所有族群的人都應享有「平等」的權利。

註１：臺灣獨有的人權公約審查機制

國際審查是一個國家重要的「人權體檢」，也是國際人權公約要在國內落實，其中一個重要的過程。原本，世界各國若成為人權公約的正式締約國，需定期向聯合國繳交報告，包括政府／民間團體／NGOs／國家人權機構等，讓人權專家檢視國家是否遵守人權公約、告訴政府要具體改善的地方。

但臺灣因為已經離開聯合國，無法以官方身分參與聯合國事務，因此改以定期提交報告並邀請人權專家來臺的「在地」機制，每隔 4-5 年（視公約的不同），跟政府部會和民間團體一起進行長達數日的現場審查。

也可參考多多益善過去報導過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國際審查、兒童權利公約》（CRC）國際審查等，或收聽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和多多聊審查。

4 名來臺審查的國際人權專家，針對原住民族、移工、移民與難民，以及我國即將推動的、第一部跟 ICERD 息息相關的「反歧視法」展開討論，最後統整出 89 條結論性意見，督促臺灣政府改進。（參考 ICERD 國際審查１：塵封半世紀、我國首部人權公約）

審查前，政府與民間團體都需要向國際審查委員提出報告（國家報告與民間平行報告），反映臺灣各族群現況。然而從報告內容到持續數日的審查現場，以及雙方回應委員的提問等，所反映的現況經常南轅北轍。

也因此，在審查最終日的官方記者會結束後，十幾個原住民族團體、移工工會、人權倡議等民團也冒雨趕至行政院前召開民間記者會，呼籲政府正視國際委員建議、實踐公約精神，讓「人權立國不只是口號」。

國際審查會議結束後，許多民間團體冒雨趕至行政院前召開民間記者會，呼籲政府正視國際委員建議、實踐公約精神。攝／曾玉婷

「政府應跟原住民族對話、充分協商及合作」

數千年來，原住民族都生活在臺灣這片土地上，迄今面臨無數挑戰，包括土地、語言、健康、身分認定、漁獵與狩獵等傳統文化傳承等議題，皆是在審查中被大量討論的重點。

然而，跟這些議題最息息相關的原住民族人，卻總是難以參加相關政策的制定與討論、決定自己的各種事務。就連委員也在結論性意見中屢次提醒，任何法規調整、政策制定與推動前，「政府都應與原住民族展開對話」、「跟原住民族充分協商及合作」。

審查時，我國主要推動族人事務、隸屬於行政院、本應成為族人和政府之間橋梁的「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到修法或推動政策時都有召開座談徵詢族人意見。然而，臺灣原住民族青年公共參與協會、原住民族青年陣線成員 Savungaz Valincinan 直言：「我們作為倡議團體，常被晾在一邊或拒於門外。」

Savungaz 說，許多原住民族倡議團體雖然不是族群代表，但從 2013 年起陸續參加國際公約審查，也長期協助族人跟國家對話，累積了可供政府增修政策的參考。然而，面對原民會時，倡議團體卻常連主動詢問能否參加討論都被拒絕。

曾參加原民會工作小組會議的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胡博硯，指出許多出席政策會議、具有決策權的都是學者，但並不是每個學者的學術專長都符合會議的討論主題，現場也幾乎不會有其他利害關係團體參加。

「政府聲稱有舉辦公聽會，但許多部落族人的參與都在決策的下游端，幾乎無法影響政策內容。」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法案研究員林承慶強調，讓族人跟倡議團體在「最前端」進入政策討論，才有實質意義。

另一方面，原民會內部雖然也有原住民族委員，並稱是透過各族有對內協商、對外溝通功能的「民族議會」，推薦 2-3 人遴選代表。但參與的原民團體質疑，實務遴選過程不夠公平公正公開，根本不具有族人代表性。

原住民族青年陣線成員簡年佑呼籲，政府應建立跟原住民族公開、透明、真誠的對話機制與平臺。若不對話、不去理解族人真實的聲音，在主體被忽視下增修的法規，甚至可能反過來侵害族人的權利。

原住民族青年陣線成員簡年佑，在記者會上呼籲政府應建立跟原住民族公開、透明、真誠的對話機制與平臺。攝／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看不見」的家事移工、失聯移工和黑戶寶寶

目前在臺移工超過 76 萬人，政府日前也確定將引進首批印度移工，代表未來人數仍會逐漸增加。無論是從事家庭看護、家庭幫傭或機構照護的「社福移工」，還是投入農業、漁業、製造業的「產業移工」，都顯示移工早已是臺灣社會的一份子。

在國家人權委員會（人權會）跟民間團體的報告中，也揭露了移工長久以來在臺灣的困境。包括移工依法不能自由換工作或老闆，除非碰到雇主死亡等特殊狀況；當契約期滿或雇主不續聘時，因為找工作要依賴仲介，甚至常發生被仲介違法收取 2-9 萬不等的「買工費」。

各種原因疊加，讓移工最後被迫選擇「失聯」，寧願四處打黑工。更有些人生下子女，卻擔心被遣返回國而隱身社會角落，讓孩子成為無國籍的「黑戶寶寶」，難以獲得醫療、托育和教育等資源。（參考：移工心聲圖文包）

此外，紐西蘭籍的審查委員努南（Rosslyn Noonan），特別關心家事移工的處境。她指出：「家事移工是童工以外最脆弱的工作族群。」

這些移工多是女性，下班後仍要跟雇主住在同個屋簷下，最後常演變成整天都要待命，月薪僅臺幣 2 萬多，還跟本國人「同工不同酬」，加上職種不受《勞動基準法》保障等，都讓家事移工的勞動條件更嚴峻。

「我們沒有假日、沒有隱私、與外界隔絕、每天 24 小時工作、低薪、沒有勞保⋯⋯這些都讓我們淪為弱勢。」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理事長 Jasmin Ruas 強調，他們不想繼續活在恐懼中，要政府立刻採取行動。

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則認為，現行長照制度的人力和資金不足，加上外籍看護工薪資低廉，雇主更傾向找移工。但當移工調薪、影響長照家庭負擔提高，又會導致雙方陷入弱弱相殘的對立狀態。因此建議政府將外籍看護工納入長照系統，「讓長照有充足的人力，也讓移工在制度中獲得足夠的保障。」

在結論性意見中，委員更敦促政府盡快將「國際勞工組織」（ILO）的第 189 號《家事勞動公約》納入國內法。公約中特別強調家事工的工時合理、每週至少能連續休息 24 小時、住雇主家必須保有隱私、雇主不應扣留個人證件等。

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成員，在 2023 年國際勞工日時，走上臺北街頭爭取權利。圖／取自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 FB公開貼文

《難民法》難產快 20 年，預計年底送立法院

此次 ICERD 國際審查的另一重點，是臺灣「難產」長達近 20 年的《難民法》草案，至今都無聲無息。這代表，我國目前針對來尋求庇護的難民，仍缺乏一套明確完善的保障機制，只能以「個案審查」方式進行，且過程中不僅限制人身自由、缺乏生活保障，甚至會將難民直接遣返回國。

委員表示，全世界難民和尋求庇護的人持續增加，包括來自緬甸或阿富汗的難民，臺灣需盡快建立有效的申請流程和審查機制，提供難民包括法律扶助在內的完整保護，而不是用「延緩強制出境」等方式，讓這些人卡在中間無所適從，遲遲得不到居住、醫療或就業等協助，只能依賴民間的支持。

臺灣人權促進會難民議題專員賴彥蓉便舉例，今年 4 月初他們就曾接到 2 名向移民署提出庇護申請、仍在審查中的個案，都被抓進收容所拘禁，其中一人甚至被關了 7 天，直到協會介入後才被釋放，過程中也沒有獲得延長停留時間或生活協助等。

此外，我國已經通過聯合國《兩公約》施行法和《禁止酷刑公約》施行法草案，政府更應該遵循「不遣返原則」。也就是說，不得把已經來臺的人，遣返回可能讓他們遭受酷刑或不人道對待的國家。（參考：酷刑不只存在歷史，更是臺灣的現在式）

內政部移民署表示，《難民法》草案還在研商中，預計下半年送進立法院。強調目前尋求庇護者不會因為非法身分被拘留、若當事人在臺身分逾期（如外籍學生簽證過期）也會協助延長合法停留時間、更會透過 NGO 協助在臺的就學與生活。

但賴彥蓉批評移民署的說法「嚴重不符事實」。指出協會協助庇護的個案，半數以上都已等待審查超過半年，都未取得任何暫時性的合法身分，許多人只能勉強尋求接濟度日。

臺灣人權促進會難民議題專員賴彥蓉，在記者會上陳述來臺尋求庇護的難民，目前可能遭遇的困境。攝／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人權應從日常中落實，呼籲政府組成專家智庫

「人權的本質，常處於抗多數困境（註２），都是我們要共同面對的挑戰。」ICERD 國際審查正式結束後，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向國際委員表達感謝，表示會根據結論性意見的內容，請各部會回應、整理及分析，提出具體的策略及目標，持續追蹤改善進度。

註２：抗多數困境（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是什麼？

抗多數困境一開始是在討論「司法違憲審查」制度時，出現的命題── 一個由民選國會、多數決所產生的法律制度，可以由司法權決定違憲與否嗎？會不會有違反多數決、威脅民主的價值問題？

上文羅秉成的引言中，衍伸「抗多數困境」的意義，表達要真正落實人權，常常需要挑戰社會上由「多數」構成的價值或制度，是否讓「少數」遭受歧視與壓迫。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長黃怡碧則建議，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及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應邀請至今曾任國際審查委員的專家組成智庫，平時發現公約的執行問題也能隨時請教，讓委員的角色不只限於審查期間。

「國家落實人權標準，不能只在國際審查中表現，也必須從日常的行政工作開始重視，確實落實公約承諾，讓臺灣有機會成為好國好民。」黃怡碧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