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昀／我們總是聽到聲音，卻失去了自己的聲音
編按：Right Plus 多多益善期許自己的存在能有３種意義：堅守媒體價值、累積產業知識、擴大經驗者的聲音。其中，經驗者的聲音幾乎是最具挑戰的。
那些平時被定義為「弱勢」的經驗者或倖存者，在各種邊緣甚至受壓迫的場域中，早已習慣了安靜退縮，即使勇敢開口，也難以翻越眾聲嘈雜。而對多多來說，則近乎一種類社工的陪伴，比一般作者更需要理解、需要接近，必要時甚至毀棄重生，讓書寫一次次歸零。
這次由精神失序者李昀開啟的【遺失名字的人】，從瘋狂者的角度梳理自己與生命交手的過程。我們祈願文字的力量能在這裡一次次拉近彼此、成為包容歧異的起點。
每晚都有人跟我說話，大多時候都在辯論，或是對我說教。我睡得不好，因為晚上都在動腦。有時候他們（複數）會和我說，未來考博士班當老師等具體的生涯規畫，有時候他們則是會給予我思考上的突破，更多時候，他們只是快速的說著一些我來不及回嘴的內容，中英文都有。
前陣子借住我家的朋友告訴我，我整晚都在說含混不清的夢話，還會突然坐起來說一些完整的句子嚇到他。我只有在剛打抗精神病長效針時會安靜一些，而我聽到的音量也確實如此。
我本人是不太會講英文的，所以時常聽不懂說英文者的話語，但我卻知道他在講英文。這很妙，理論上是腦內發出的聲音，但聲音卻超過我腦已知的範圍。
那些聲音的特色，是我無法不去聽它，它就是會吸引所有注意力，即便我早已疲憊不堪。當他們叫我去死時，我能做的僅是拖延和尋找較好的死法，卻完全無法違抗他們。有時候，我會覺得「他們是鬼魂」的解釋也許更好、更適合自己。比起西醫，也許宗教可以解釋得更多。
我們總是聽到聲音，卻很少講，那些關於自己的聲音。瘋狂是個內隱的皺褶，人必須將它藏好，以免翻開來滿是羞愧。我們被許多聲音充斥：別人聽不到的聲音、主流醫學的聲音、社會邏輯的聲音、周遭人的聲音等，即便有些是傷害我們的，仍舊被迫吞了進去。
成為瘋人，最可怕的莫過於失去了自己的聲音，因為瘋狂而被取消表意權，因為瘋狂而全然不被採信。在前期，瘋人也許還會努力的說，試圖尋找理解的可能，後來才知道一般人全然無法理解，反倒希望你理解他們。於是後來，瘋人就不說了，因為不會有人聽，而你只能說他們想聽的。
要怎麼變得可以說？
說話的困難在於，你所經歷的世界與社會共享的世界不同。瘋狂是一種情緒激越與感官差異的體驗，因為是感受性的，所以很難找到語言。
甚至連說服他人正視等議題性的發言都還太遠，光是想用社會常軌的認識來解釋自身與他人相異的經歷，就令人煞費苦心。那就更別提現身的實質影響：找不到工作、家人認為丟臉、醫療單位找理由不治療你。
在過去智慧型手機尚未普及、網路並未全民化的時代，要尋找瘋人的資訊相當困難。當時連醫院的衛教單張都是非常珍貴的資訊，雖然上頭僅草草寫下一堆不見得有用的廢話，都仍被我視為了解自己處境的救命繩。
例如，指導單張上可能會說，肥胖的精神病人可以多運動，但其根本原因在於醫生從未說明藥物會使人肥胖，衛教單張也刻意忽略了這個重要資訊。不然誰不知道減肥要多運動？
然而，因為這種描述性、經驗性的資訊稀缺，所以想要認識其他病人、知道自己不孤單的機會，還是只剩下醫院。
雖然我長期每週回診，但在等待門診的大片時間中，似乎沒有什麼契機與他人交流。當時的人沒有辦法一直滑手機，所以許多人不是找人陪，就是講電話排遣時間。即便坐在一起看同一個醫師，人與人之間仍是無從連結的人際孤島。
但住院就不是這麼回事了，密集的團體生活加上無聊，人與人容易產生某種緊密的同伴感。我初次住院是因為自殘，但當我被其他病人問到為何住進來醫院，我總是小聲的說這件事，而他們回應我的不是慌張或是安慰，僅是露出他們手腕上的刀疤，然後聳聳肩。
那種理解，是你知道他們與你共同經歷過，而不需要為自己辯解的深刻同理。所謂同理就是，要願意來到你的處境，共同待待看你站的地方，因為來過所以能由衷的理解。但平常不會有人願意跟你一起來到痛苦的瘋狂中，只有來過的人知道。
只能說當時很幸運的，我住的醫院收治的年輕病人很多，且不知為何喜歡聚在我的床邊（平均會有４、５個人出沒），使我終於能從種種汙名中說出自己的來龍去脈，並可以感知訴說是有人願意懂的。
我記得當時隔壁床的女孩，是因受性侵而自殺住院的，當時她的母親來探病，卻一直責怪女孩出庭打官司讓她丟臉。另一個大姐聽見了，在女孩的母親離開醫院後，向低落的女孩說了自己一路遭受肢體與性暴力的故事。過程並非勸導或是帶有意圖，僅是淡淡的敘說著，直到廣播叫我們排隊吃睡前藥。
那天沒有人因為害怕擔心而打斷故事，僅是聽她說，說那些她認為「說給心理師聽也沒用」的故事，然後因故事的重量而沉默。當晚，即便沒有睡意，仍被醫院要求躺床假睡的女孩深深的說了一句：「真希望我跟她（大姐）一樣勇敢。」我則說：「是啊，她願意活著，真的很勇敢。」
我們都知道彼此說的不是要好好活著，而是彼此都知道要選擇活著有多不容易，所以對滿身痛苦仍能這樣堅持的人感到讚嘆。不知情的人可能會說要勇敢走出來，但我們知道，所謂的勇敢不是這種帶有評價的同情話語。
後來，當我因緣際會遇到一些病友，我都會想起這個故事，就是受苦者的默悉與連結的力量。後來那位女孩回學校念書，大姐則是與溫柔的未婚夫結婚，相片有著洋溢幸福的笑臉。
我認為我很幸運，也許是刀疤太明顯，許多隱藏的受苦者都會紛紛向我現身，跟我聊他的受苦，同時我也排解我的。因受到許多幫助，且那些付出非常即時，和我當下給出去的不成正比。所以後來我才繼承這份善意，不斷嘗試去用故事連結其他受苦者們。
說出我們的聲音，讓故事發揮力量
從拒斥到認同、安放，這過程花了我許多時間，透過不斷的講述與重構故事，我逐漸明白自身所經歷的是什麼，然後得以落地。
我有許多幸運，包含受教育且剛好念的是心理所、受到許多人支持，加上臺灣的相關書籍出版與討論度升溫等。我既然獲得這麼多資源，且有辦法分析自己的故事，並拆解成大眾可以理解的講述，沒有理由不為受苦者們做點事，包含向大眾說明我們的處境，以及爭取言說的空間等。
有一段時間，我忙著組織論述、說服他人，但我後來發現，故事才是最具有力量的，因為我們就是從經驗中誕生，從生活中理解。我必須告訴他人我的故事、使他們有感覺，而非學習精英的論調來批評他人。
而我也漸漸在過程中看見，許多人不是不願理解，而是根本沒有機會接觸這些人、這些事，在社會汙名的過程中，我們都被藏起、排除，而失去認識的可能，徒然造成想像中的誤解。
例如，前陣子我在立院的精神衛生法公聽會中，簡單的敘述我的故事，以及為何瘋人需要參與政策制定。我發現真的有許多人因此願意思考，並且轉變態度。
我常說這就好像是北風與太陽的故事，脅迫生活已經很難的人接受自己的信念，或是譴責對方，都是徒勞。僅有用故事帶出感受而使人自願投入，才有改變的可能。
我並不是一個「好起來」的病人，也不是想說明我多勇敢。而是希望我的痛苦與困難可以不須隱藏，可以真實而完整的存在，藉由現身，翻轉社會「只能正面表述」、「最好都裝沒事」、「不要煩別人」的文化。
每個痛苦的人都在為了自己的無法振作而譴責自身，或甚至因為自己的受苦出現罪惡感。我希望人在痛苦時能有一個聲音可以傳來說：「這不是你的錯，是社會沒有照顧到你，你已經很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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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by Rick&Brenda Beerhorst on flickr @ CC BY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