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昀/我們總是聽到聲音,卻失去了自己的聲音

這篇不能只有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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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Right Plus 多多益善期許自己的存在能有3種意義:堅守媒體價值、累積產業知識、擴大經驗者的聲音。其中,經驗者的聲音幾乎是最具挑戰的。

那些平時被定義為「弱勢」的經驗者或倖存者,在各種邊緣甚至受壓迫的場域中,早已習慣了安靜退縮,即使勇敢開口,也難以翻越眾聲嘈雜。而對多多來說,則近乎一種類社工的陪伴,比一般作者更需要理解、需要接近,必要時甚至毀棄重生,讓書寫一次次歸零。

這次由精神失序者李昀開啟的【遺失名字的人】,從瘋狂者的角度梳理自己與生命交手的過程。我們祈願文字的力量能在這裡一次次拉近彼此、成為包容歧異的起點。

每晚都有人跟我說話,大多時候都在辯論,或是對我說教。我睡得不好,因為晚上都在動腦。有時候他們(複數)會和我說,未來考博士班當老師等具體的生涯規畫,有時候他們則是會給予我思考上的突破,更多時候,他們只是快速的說著一些我來不及回嘴的內容,中英文都有。

前陣子借住我家的朋友告訴我,我整晚都在說含混不清的夢話,還會突然坐起來說一些完整的句子嚇到他。我只有在剛打抗精神病長效針時會安靜一些,而我聽到的音量也確實如此。

我本人是不太會講英文的,所以時常聽不懂說英文者的話語,但我卻知道他在講英文。這很妙,理論上是腦內發出的聲音,但聲音卻超過我腦已知的範圍。

那些聲音的特色,是我無法不去聽它,它就是會吸引所有注意力,即便我早已疲憊不堪。當他們叫我去死時,我能做的僅是拖延和尋找較好的死法,卻完全無法違抗他們。有時候,我會覺得「他們是鬼魂」的解釋也許更好、更適合自己。比起西醫,也許宗教可以解釋得更多。

示意圖/photo by Rick&Brenda Beerhorst on flickr @ CC BY 2.0

我們總是聽到聲音,卻很少講,那些關於自己的聲音。瘋狂是個內隱的皺褶,人必須將它藏好,以免翻開來滿是羞愧。我們被許多聲音充斥:別人聽不到的聲音、主流醫學的聲音、社會邏輯的聲音、周遭人的聲音等,即便有些是傷害我們的,仍舊被迫吞了進去。

成為瘋人,最可怕的莫過於失去了自己的聲音,因為瘋狂而被取消表意權,因為瘋狂而全然不被採信。在前期,瘋人也許還會努力的說,試圖尋找理解的可能,後來才知道一般人全然無法理解,反倒希望你理解他們。於是後來,瘋人就不說了,因為不會有人聽,而你只能說他們想聽的。

要怎麼變得可以說?

說話的困難在於,你所經歷的世界與社會共享的世界不同。瘋狂是一種情緒激越與感官差異的體驗,因為是感受性的,所以很難找到語言。

甚至連說服他人正視等議題性的發言都還太遠,光是想用社會常軌的認識來解釋自身與他人相異的經歷,就令人煞費苦心。那就更別提現身的實質影響:找不到工作、家人認為丟臉、醫療單位找理由不治療你。

在過去智慧型手機尚未普及、網路並未全民化的時代,要尋找瘋人的資訊相當困難。當時連醫院的衛教單張都是非常珍貴的資訊,雖然上頭僅草草寫下一堆不見得有用的廢話,都仍被我視為了解自己處境的救命繩。

例如,指導單張上可能會說,肥胖的精神病人可以多運動,但其根本原因在於醫生從未說明藥物會使人肥胖,衛教單張也刻意忽略了這個重要資訊。不然誰不知道減肥要多運動?

然而,因為這種描述性、經驗性的資訊稀缺,所以想要認識其他病人、知道自己不孤單的機會,還是只剩下醫院。

雖然我長期每週回診,但在等待門診的大片時間中,似乎沒有什麼契機與他人交流。當時的人沒有辦法一直滑手機,所以許多人不是找人陪,就是講電話排遣時間。即便坐在一起看同一個醫師,人與人之間仍是無從連結的人際孤島。

但住院就不是這麼回事了,密集的團體生活加上無聊,人與人容易產生某種緊密的同伴感。我初次住院是因為自殘,但當我被其他病人問到為何住進來醫院,我總是小聲的說這件事,而他們回應我的不是慌張或是安慰,僅是露出他們手腕上的刀疤,然後聳聳肩。

那種理解,是你知道他們與你共同經歷過,而不需要為自己辯解的深刻同理。所謂同理就是,要願意來到你的處境,共同待待看你站的地方,因為來過所以能由衷的理解。但平常不會有人願意跟你一起來到痛苦的瘋狂中,只有來過的人知道。

只能說當時很幸運的,我住的醫院收治的年輕病人很多,且不知為何喜歡聚在我的床邊(平均會有4、5個人出沒),使我終於能從種種汙名中說出自己的來龍去脈,並可以感知訴說是有人願意懂的。

我記得當時隔壁床的女孩,是因受性侵而自殺住院的,當時她的母親來探病,卻一直責怪女孩出庭打官司讓她丟臉。另一個大姐聽見了,在女孩的母親離開醫院後,向低落的女孩說了自己一路遭受肢體與性暴力的故事。過程並非勸導或是帶有意圖,僅是淡淡的敘說著,直到廣播叫我們排隊吃睡前藥。

那天沒有人因為害怕擔心而打斷故事,僅是聽她說,說那些她認為「說給心理師聽也沒用」的故事,然後因故事的重量而沉默。當晚,即便沒有睡意,仍被醫院要求躺床假睡的女孩深深的說了一句:「真希望我跟她(大姐)一樣勇敢。」我則說:「是啊,她願意活著,真的很勇敢。」

我們都知道彼此說的不是要好好活著,而是彼此都知道要選擇活著有多不容易,所以對滿身痛苦仍能這樣堅持的人感到讚嘆。不知情的人可能會說要勇敢走出來,但我們知道,所謂的勇敢不是這種帶有評價的同情話語。

後來,當我因緣際會遇到一些病友,我都會想起這個故事,就是受苦者的默悉與連結的力量。後來那位女孩回學校念書,大姐則是與溫柔的未婚夫結婚,相片有著洋溢幸福的笑臉。

我認為我很幸運,也許是刀疤太明顯,許多隱藏的受苦者都會紛紛向我現身,跟我聊他的受苦,同時我也排解我的。因受到許多幫助,且那些付出非常即時,和我當下給出去的不成正比。所以後來我才繼承這份善意,不斷嘗試去用故事連結其他受苦者們。

說出我們的聲音,讓故事發揮力量

從拒斥到認同、安放,這過程花了我許多時間,透過不斷的講述與重構故事,我逐漸明白自身所經歷的是什麼,然後得以落地。

我有許多幸運,包含受教育且剛好念的是心理所、受到許多人支持,加上臺灣的相關書籍出版與討論度升溫等。我既然獲得這麼多資源,且有辦法分析自己的故事,並拆解成大眾可以理解的講述,沒有理由不為受苦者們做點事,包含向大眾說明我們的處境,以及爭取言說的空間等。

Photo by David Marcu on Unsplash

有一段時間,我忙著組織論述、說服他人,但我後來發現,故事才是最具有力量的,因為我們就是從經驗中誕生,從生活中理解。我必須告訴他人我的故事、使他們有感覺,而非學習精英的論調來批評他人。

而我也漸漸在過程中看見,許多人不是不願理解,而是根本沒有機會接觸這些人、這些事,在社會汙名的過程中,我們都被藏起、排除,而失去認識的可能,徒然造成想像中的誤解。

例如,前陣子我在立院的精神衛生法公聽會中,簡單的敘述我的故事,以及為何瘋人需要參與政策制定。我發現真的有許多人因此願意思考,並且轉變態度。

我常說這就好像是北風與太陽的故事,脅迫生活已經很難的人接受自己的信念,或是譴責對方,都是徒勞。僅有用故事帶出感受而使人自願投入,才有改變的可能。

我並不是一個「好起來」的病人,也不是想說明我多勇敢。而是希望我的痛苦與困難可以不須隱藏,可以真實而完整的存在,藉由現身,翻轉社會「只能正面表述」、「最好都裝沒事」、「不要煩別人」的文化。

每個痛苦的人都在為了自己的無法振作而譴責自身,或甚至因為自己的受苦出現罪惡感。我希望人在痛苦時能有一個聲音可以傳來說:「這不是你的錯,是社會沒有照顧到你,你已經很了不起了。」

延伸閱讀:
1. 李昀/向外交手的過程,醫療總是在那裡
2. 不會消失的苦難不能只剩下診斷,把精神疾病視為一種生命處境/《兩種心靈》
3. 當強制住院成為精障家庭唯一選擇,同儕支持能否成為社區生活的一帖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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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by Rick&Brenda Beerhorst on flickr @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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