縫隙間的善意：以對待「人」的方式對待「生病的人」／《兩種心靈》講座報導
主題：被診斷成一個精神病人，然後呢？
時間：9/5（日）15:00－17:00
主持：廖福源／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暨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主任
講者：
李昀／精神失序者
王育慧／照顧者、精神科居家護理師
張廷碩／另類精神科醫師、社會學人
主辦單位：左岸文化、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Right Plus 多多益善
作者按：《兩種心靈：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醫學的觀察》是人類學家譚亞．魯爾曼 （Tanya Luhrmann）以 1990 年代精神科醫師的訓練過程為田野所完成的醫療民族誌。
此書細緻討論以長期心理治療或談話諮商為主的「精神分析」，以及講究藥物治療的「生物醫學」，2 種醫療模式如何界定疾病、與患者互動。書中許多觀點猶仍深刻呼應 20 年後的臺灣。
9 月 5 日的新書線上講座，邀請精神失序者、照顧者及第一線醫護人員，就不同的身分與體會，發聲醫療現場內外的生命經驗── 當醫療體系中，每一個「人」不時被壓抑或失語，我們如何能夠擺脫窠臼，將「人」拉回來，好好對待？
「我初診時，鼓起勇氣跟醫生說『我來求診……』，講得很彆扭，不知道該怎麼講我痛苦很多年的事情。但醫生想的可能是：『唉，後面還有 50 個人在排隊。』
他看得很快，開給我百憂解跟贊安諾 2 個作用很輕的藥，說：『哦，轉給別的醫生看吧。』並叫我自己約診，我就被趕走了。後來才知道，他判斷我是『官能症』，所以要轉診給官能症相關的醫生。但我那時候怎麼知道？就覺得自己被拋棄……」
想死的人，不值得被幫助嗎？
具備心理諮商背景的李昀，曾任精神科社區關懷訪視員，也歷經過失能與被支持網漏接的無助。她認為大家剛開始求診精神科時，可能抱持高度的救贖想像，然而求救後，往往發現期待與資訊並不對等，醫療反而容易成為創傷來源。
「你會期待，看精神科就會解決所有事情，但是都沒有發生。」李昀分享，得到診斷，或許可以短暫寬慰自己「原來之前那樣，不是我的問題」。然而，藥物縱能緩解症狀，卻無助於原先「致鬱」的生活因素，「我不否認他們開的藥對我有幫助，但對於我的人生？是沒有幫助的。」（參考：李昀【遺失名字的人】／當診斷做為一種救贖性的詮釋）
問題並未根治，一旦接受藥物治療，成為病人後，很快又浮現新的問題── 醫護人員、親友，甚至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皆宛然是在看「病」，而不是在看一個「人」。（參考：如何與精神病親友相處？了解精神病，其實是在了解「人」）
「不是只有診斷而已，背後有一堆效應把你變成病人。」李昀無奈表示，分明昨天跟今天的自己沒有兩樣，診斷一出爐，旁人對待自己的方式卻丕變，「他們會覺得我需要被關注，因為我不正常、我生病了。」
這樣的關心卻更像是束縛。她被幼稚化、被弱化，別人不再寄予任何期待與壓力。她就此被形塑成一個病人。
醫療之所以成為創傷來源，除了不符合「根治問題」的期待，更多的也是源自於如此被看待成「病人」的失落。例如，就醫過程中，李昀深刻體會到，許多醫護人員不免認為病人的感官不可信、無法表意。
病人，在醫療現場是沒有辦法信任、具備風險的人，更得「說出自己的不是，認同診斷」，才得以成為一個配合醫療的合格病人。這需要大量內化那些否定自我的論述，「在內心 diss（鄙視）自己到爆，滿痛苦的。」（參考：李昀【遺失名字的人】／受苦的四序）
當醫療論述占滿「病人」一詞的意涵，病人即面臨精神病以外的苦楚── 自我的詮釋權被剝奪，開始在身為病人的身分認同與道德負擔中，苦苦打轉、掙扎。
醫療場所的資源限制，不時加重那樣的掙扎。李昀說，她有次自殘，流很多血也不敢進急診室，因為害怕浪費醫療資源，也害怕再次被反應：「我還有好幾床的病人想活，但你想死，我沒辦法花時間在你身上。」
首當其衝的家屬們，卻是無名之人
「我曾經也對精神醫療非常失望過。」王育慧坦言。
王育慧是資深護理師，從事臨床工作 22 年。她向來相信藥物可以帶來康復，或至少能夠緩解症狀。然而，她的母親受精神病所苦已 40 年。
王育慧的父親對於醫生開立處方籤的流程，已經倒背如流，「醫生一定會問：『最近情況怎麼樣？』如果狀況一樣，就繼續服用，因為不再惡化。如果狀況有改善，就減少藥量。狀況有了變化，那就換藥。」
即便持續服藥，家人難以理解、不知道如何應對的行為，依舊日日夜夜發生。「有一次她洗碗洗很久，洗得很大聲，我爸爸跑下樓說：『你有沒有考慮過別人？別人怎麼辦？』媽媽說：『那我怎麼辦？』」
相愛相殺，充滿不確定的無助，是家庭照顧者日夜面臨的、無法預期的每一個「當下」——不知道什麼時候她又會翻開五斗櫃讓衣服散落一地，不知道這個動作背後是什麼意思，不知道該投入多少的人生，更不知道這會不會有終點。
王育慧內心雪亮，知道母親對家人也深感抱歉，「看到她對自己生病的愧疚，我們也有很多的不捨。」然而，不捨無法轉化成恆久的照顧動力，「我媽媽如果去住院，我會有終於平靜下來了、喘口氣的感覺，可是，同時我又非常的愧疚。」
社會將許多照顧的義務與責任，加諸家屬身上。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分辨，這個當下，究竟是「需要藥物幫忙？」、「他需要有人傾聽理解？」還是「真的在針對家人的懶惰症？」
首當其衝的家屬，在醫療體系中卻只是「某某某的家人」，是最沒有名字的一群。經年累月下，難以承擔的著急、愧疚、失望、憤怒，是龐大的情感消耗，卻無處訴說。
帶著善意打破工作框架，促進理解的社會
病人，照顧者，醫護人員，各有各的難處與限制。彼此間偶爾是對立的鴻溝，卻也存在有機可趁的縫隙。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臺大社會所博士候選人張廷碩認為，醫生也應該擴充認識醫學以外的意涵，去探究患者嘗試自殺、不吃藥等行為背後的意義。不過，醫生也僅是網絡的一環，「照顧的工作不是交給專業就好，要一起修補。」
如何修補呢？王育慧分享，和母親貼身生活 10 年後，比較可以理解母親許多動作的意義。母親曾向她反應過，有很多人黏在她的臉上，在頭髮裡頭插牌子，且不斷發出聲音。她想，母親之所以用力洗碗，也許就是要用更大的聲音，將那些困擾著母親的聲音蓋過去。
王育慧某次發現母親睡覺時，在枕頭旁邊放了一把刀。「如果是以前的我，會覺得『天哪！症狀是不是又開始了，我一定要把刀子趕快收起來。』」然而一看見母親難得的熟睡，她告訴自己要鎮定地看待這把刀，它畢竟帶給母親安全感。
「古代的武士也是隨身配一把武士刀，就這樣想。」因為嘗試理解病人行動的邏輯，家庭照顧現場少了一點憂懼，多了平穩過活的空間。
張廷碩則觀察到，無論醫師、心理師、護理師或者社工，皆十分強調工作界線，但當病人在緊急時刻上門求助，或許只是在確認還有人關注他，「不是不能逾越界線，重要的是看你能不能夠處理。」越界過程中，或許也會有新的發現與解方。
李昀分享，她遭遇過許多善良的醫護人員，皆有所「越界」。比方說，「有一次我被綁在床上，很希望不要包尿布。護理師就帶我去廁所，在門口盯著，說：『我不會看妳，但妳不要逃走，這樣我也很困擾。』我說：『好。』」諸如此類違反標準作業流程的善意，讓她非常感動。
李昀也指出，病人需要再詮釋醫生的診斷，「我是開雙 B 的（意即被診斷「邊緣型人格 Borderline personality」和「躁鬱 Bipolar」），是因為醫生要有這樣的診斷，才有辦法開藥。」
她強調，擁抱汙名，是翻轉那些要病人自我否定的醫療論述，打開何謂「病人」與「瘋狂」的討論空間。「醫生覺得『瘋狂』沒辦法被理解，但我覺得是還不夠理解。」最重要的是，病人必須以自己的語言說出自己的經驗。
只有一套 SOP 時，制度再傷人也沒有其他選擇。李昀期待，更多的非主流論述，能夠促成互助的多種支持模式。在那個更友善的社會，「每個人也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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