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群象－精障篇】李昀／拔除社區服務、斷生計、少支持，精障者何去何從？

內容目錄

編按：三級之後，多多益善連續３天推出過去深耕萬華的系列報導，隔週，緊接著推出疫病中的萬華現場攝影輯。在這２週線上展的期間，我們還持續向疫情中受到衝擊的社福團體與相關群體邀稿，匯聚整理成「疫情中的公益群象」。

此系列專題將收集安置機構、身障者、精神障礙者、社工、兒少等各方聲音，透過不同的視角，了解各個現場的困境。本篇為專題第二篇，由臺灣失序者聯盟共同發起人李昀所寫。

李昀指出，精神障礙者平日已難以適應變動，疫情中在社區服務中止、職場合理調整不足、許多服務看得到吃不到的情況下，更加突顯臺灣對精障者的支持匱乏。

我是一名有所謂「身心障礙證明」的精神障礙者，但是大部分政府的福利措施都只以具體的「身」障為想像，而忘記隱性的「心」障該如何支持。

舉例來說，打開我居住地臺北市的社會局身障服務網頁，寫的服務內容不外乎是手語、輔具、交通等，還有少之又少的經濟服務。這些對身障者來說已相當不夠用，對於精障者的可用性更幾乎為零。又例如，今天若我心理狀況不太好，希望能申請聽打員協助我閱讀字幕，以利吸收。但很不幸，免費的聽打服務只限聽語障者在有限制的情況下申請。

此外，因為擁有身心障礙證明，我有停車費減免的服務，但在這之前，我在考駕照的體檢那關就會因為曾有身心診斷而被刷掉（註），那給我這個福利是在做什麼呢？

註：現機車駕照考試必須附上體檢單，體檢單需簽署切結書，內容包括「無經專科醫師鑑定會影響駕車之身心診斷」。（參考資料：機車駕駛執照登記書／臺北市區監理所）

直接拔除社區服務風險高，不如調整精障防疫配套

臺灣相對較不重視身心障礙的發展，尤其是難以衡量、常有變化與波動的精神障礙者。而疫情期間又更加突顯障礙者的生存困難。台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於 5/24 發表的聲明中就提到，因為中央頒布疫情三級警戒，室內群聚不得超過 5 人，身心障礙者所需的社區服務（如日間復健機構）也被迫終止，使得障礙者的生存與生命可能受到威脅。

這說明了什麼？防疫很重要，所以社區的障礙者可以被犧牲？社區日間型照護機構與入家服務，無非是為了讓精障者復健，並且在社區安穩生活，如今拔除這些服務，等於拔除精障者的生活支持。同時，政府又缺乏配套措施，障礙者不能去社區，形同將障礙者推回家庭的壓力鍋中，對家屬、障礙者來說都非常痛苦。

比較好的方式是，社區服務暫停之後，因為社區的社工不再需要經營社區據點日常業務，不如改為主動深入社區，做好障礙者的防疫、衛教與陪伴等配套；或是更彈性的由障礙者自己評估是否需要出席相關活動，而不是一律關閉社區服務、禁止群聚。

疫情斷生計，精障者支援更少

前陣子，曾有許多文章說明心智障礙與精神障礙者戴口罩有困難，但更大的困難是經濟與生活。

根據已內國法化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若義務方（如雇主）未能落實「合理調整」，便可能涉嫌歧視。合理調整是什麼？簡單來說就是「尊重每個人的差異」，給予適當的支持調整。例如為吃素的人訂素食便當，否則素食者可能因為無法順利吃飯而無法工作，因此即使得訂 2 家便當店，這個變動還是應該要考量進去。

然而，以精障者的需求而言，政府顯然未就合理調整多做思考。精障合理調整的困難在於精障的特殊性，以及浮動、變動性，要克服這些特殊性，我們需要的是以「人」作為輔具，進一步協助、支持或是「喬」事情。但現在因為疫情，所有人都盡量避免彼此接觸，精障者要如何能在變動的生活中，穩住自己就業？

例如，我如果不和同事接觸、對話，只靠網路訊息，就比較容易產生負面想法，像是覺得「同事一定是討厭我，才會在每個句子後面都加句點」。此時，如果沒有一個協助溝通，幫忙「喬」開糾結的人，我很可能悶著痛苦的情緒，到最後受不了、只好離職，不僅失去工作，還可能必須住院，增加醫療負擔。

不過，也有正向的例子。我朋友公司裡的業務員有個癖好，他會一直把膠帶撕下來，延著對角捲成一個三角形，每天都折一大堆。老闆看他這樣，說：「沒關係，就給他折，反正業績有做到就好。」這時，「買很多膠帶給他」的作為，就是可以支持他順利工作的合理調整。

當然，這也是因為他的狀態很好理解，且很明確，並且沒有被病理化成焦慮症，甚至要求他必須治好再來上班，才能有這樣的互動。但以大多數精障者從事的服務業，或是舉牌等臨時工作來說，遇到這波疫情根本直接終止生計，遑論合理調整的可能，使得精障者頓時失去收入，經濟陷入困難。

職場與生活上的合理調整，看得到吃不到

其實，員工的價值要能完整呈現，不只取決於老闆或主管帶人的功夫，政府尤其需要為處境艱難的障礙者提出支持策略。

為了回應身心障礙者的就業需求及合理性，勞動部的《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作業規定》第 9 條第 2 項明列職務再設計的補助項目，包括無障礙工作環境改善、溝通類輔具、安全裝置類輔具等。然而，裡面卻根本沒有針對精障者的需求提出任何補助內容，勉強只有第 9 款的「其他必要改善之項目」。

此外，根據衛福部 2019 年全民健保統計資料指出，當年約有 171.6 萬人使用過精神科門診，但同年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的慢性精神病患者約占這些人的 7.6%，共約 13 萬人。勞動部 2019 年 12 月發布的《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報告》也指出，真正獲得職務再設計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僅占領證者總人數的 5.4%，僅略高於當時分類下的自閉症患者及多重障礙者。

也就是說，你必須成為那 7.6% 領證慢性精神病證明中的 5.4%，才有機會使用到職務再設計服務。而這些服務是否夠用、是否合用，也幾乎無從得知。可見對於精障者的職務再設計而言，有關單位根本缺乏相關考量。

photo by christopher catbagan on Unsplash

即便精障者耗費千辛萬苦，能夠爭取到一點點人力與時數提供有效的工作協助，但因應疫情禁止接觸的規範，這些都變得不可用。就算 CRPD 明定「沒有合理調整等於歧視」，但碰上疫情，第一波被犧牲的往往是障礙者（裡面的精障者），甚至許多就業中的障礙者必須自己努力調整到可以工作，以帶來社會效益。

目前政府在乎的調整還是只專注在「遠距看診」，有些醫療單位無法配合，因此讓患者被迫轉換醫院或醫生。殊不知對精障來說，「關係建立」相當重要。對精障者而言，一時換醫生或醫院，在醫療端不了解病史的情況下，若導致藥物調整不適，或對醫療體系不信任等，都足以讓精障者無法繼續使用醫療，連帶可能的後果絕對是我們不樂見的。

對精障者而言，上述種種微小的改變都很可能是險峻的變化，容易使精障者產生許多擔心、害怕等情緒，甚至連感官感覺也可能變得不一樣，更別說原先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生活秩序一下子被打亂，還得學習不斷湧入的新知識。

要怎麼顧好病情？要怎麼有錢生活、可以外出買菜與烹煮、重新建立生活呢？如果獨居，如何有人可以協助呢？那些家庭無法乘載的精障者，又該怎麼在社區生活呢？

沒有人是局外人，一起建立友善社區

我曾與許多精障朋友諷刺的聊到，「哎呀，精神障礙者已經習慣被關在精神病院，這種三級警戒的居家隔離生活，我們早就提早練習、超前部屬好多年了！」這是多麼辛酸的一件事？顯見除了醫療與住宿型機構，針對精障者的理想生活模式，政府平時只積極的做「風險」控管，例如一直想蓋「司法精神病院」，而未曾提出積極改善的政策。

猶記我 2017 年失能的那段日子裡，因為聽不懂別人說話，自己的語言能力更降到只會講短短的詞句。我每天都不知道自己是誰、要做什麼，即便我一直待在家裡，只是呆呆的看著看不懂的電視，還是會感覺到自己隨時會因為意外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