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有性別、死亡有社會性、失功能者「被精神病」:社會集體塑造出的療養院人生/吳易澄談《卡塔莉娜》

這篇不能只有我看到
  • 151
  •  
  •  
  •  
  •  

主題:左岸文化|性別 V. S. 民族誌|讀書會 ④ :吳易澄談《卡塔莉娜》
時間:2020 年 10 月 28 日(三)19:00-21:00
地點:浮光書店(臺北市赤峰街 47 巷 16 號 2 樓)
講者:吳易澄/新竹馬偕醫院精神科醫師、英國杜倫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撰文/孫德齡 左岸文化主編
首圖/左岸文化提供

他/她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你該選擇相信、或是不相信?此提問指涉的「他/她」,一個是書籍《卡塔莉娜》的作者,人類學家朱甌·畢尤(João Biehl);一個是書中的主角,卡塔莉娜,她一個是紀錄者,一個是說故事的人。《卡塔莉娜》是一本民族誌,講的是 1990 年代位於巴西大城愉港的「生命療養院」,裡面一位名叫卡塔莉娜的院民的故事。

我們為何在乎真假?因為我們要決定,自己該選擇相信或不相信。但,真假與否,真的是我們判斷該不該相信的重點嗎?透過書寫,人類學家標記出的,可能是一個我們沒有思考過的、沒有看到的現實。

民族誌,其實是有立場的

這場講座的講者吳易澄,他是精神科醫師,也是人類學家。一開始,他借用《如何閱讀民族誌》(How to Read Ethnography)書中段落,說明關係之於民族誌的重要性,也同時點出民族誌這種文類的特殊之處。「民族誌作者透過民族誌裡的人物或特定關係,指涉一個更廣的社會型態,甚至標誌出一個獨特的世界。」

關係建構了我們的存在,反之,是否也加速了我們的死亡?我們替《卡塔莉娜》設定的第一個關鍵字是「關係」。

《如何閱讀民族誌》(How to Read Ethnography)第 2 版書封。

「這本書雖然是講卡塔莉娜,好像只是在講一個人,可是你讀下去就會知道,它不是只在講一個人,它觸及的關係就像一個同心圓式的,從個人、手足,一直到家庭,再來是一個社會,最後甚至討論到國家。」不光是如此,「卡塔莉娜在被拋棄之後,一直很想理解自己發生了什麼事。」所以,這本書甚至也討論了卡塔莉娜跟自己的關係

「另一方面,民族誌也會透過一些相當隱喻的方式,去標誌出它想表達的、某些特殊的生命邏輯。這些邏輯是一個基礎,讓我們得以用新的方法,去理解自己身處的社會脈絡。」延續這個概念,吳易澄趁機提出了一個辯證(或是挑釁?)式的提問,「所以,我們要相信作者寫的就是所謂的現實嗎?我們要不要全盤相信他所說的?」

「我的意思是,民族誌其實是有立場的。」身為人類學學徒的吳易澄,點出了「田野」的真實面,「對於田野材料,作者會進行自己的分析跟詮釋,而這個詮釋是不是反映了所謂的『現實』?比較謹慎的讀者有時候會帶著批判或質疑的角度,去看作者講的到底是不是對的。」

「畢竟作者有他研究的位置、有他取得資料的方式,當然也有他的限制。當他把自己取得的資料拼湊出來、寫成一本書的時候,他所建構出來的現實,恐怕並不是實際的現實。但相對的,他也可能透過書寫,標記出一個我們沒有思考過的、沒有看到的現實。」

「這本民族誌的英文書名叫作 VITA,是一間療養院的名稱。」關於《卡塔莉娜》,吳易澄從封面講起,「它的中文書名則取為《卡塔莉娜》。中文的封面設計很有意思,設計者在這個名字上打了一個叉,為什麼要在她的名字上面打叉?最顯而易見的,是表示她的名字被劃掉了。」

「的確,這本書就是要呈現卡塔莉娜被劃掉的生命史。」只是人類學家畢尤不單講卡塔莉娜本身,他還想要突顯出卡塔莉娜存在的處境脈絡,突顯她是在什麼樣價值觀的社會下生存,又是怎樣被拋棄的。

在這裡,吳易澄先解釋作者在書中相當重要的一個概念,「常識」。「畢尤用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提出的『常識』(common sense)概念,他想說的是,這是一個社會運行的常規、社會中看待一個人是不是正常的判斷準則,而卡塔莉娜可能就在這種常規中被拋出去了。」

「國家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有一群人,可能是生病之類的原因,沒有辦法擔負被期待的社會功能,國家發現他們沒有生產力,他們就被拋出去了。」

「所以她是活著的,可是在進入生命療養院之後(很諷刺,她被拋棄的地方叫作生命療養院),就死了。」作者用「常識」這樣的概念帶出「死亡其實也是社會性的」,而這種死亡,叫作「社會性死亡」。

失去功能的「她」者:「被精神病」和「社會性精神病」

「更殘酷的是,她的被棄,跟她的性別角色有絕對的關係。」

「我表現出女人該有的樣子。自從成為家庭主婦之後,我盡了所有責任,就像其他所有女人一樣。我煮飯,我也洗衣服。」

「我的前夫和他的家人懷疑我,因為我偶爾會離家去做其他想做的事。他們不同意我的想法。我的前夫認為我的腦中有個噩夢。他想把那東西從我體內拿出來,想讓我成為一個正常的人。他們想把我鎖在醫院裡。」──《卡塔莉娜》

Photo by amireux on Unsplash

畢尤用卡塔莉娜自己的話,說出她「被精神病化」的故事,也寫下自己一路追索過程中發現的,醫療在這場「精神病化 V.S. 性別化」中扮演的角色。

在 2 位精神科醫生的描述中,卡塔莉娜在婚姻中遭遇的衝突,基本上都被當作一種被害妄想,且沒有人真正嘗試去追溯這對夫妻發生過的衝突。此外,卡塔莉娜的行走問題被當作藥物副作用而不予理會⋯⋯

「當時的巴西正在一個快速發展的過程,所以我們看的不光是卡塔莉娜個人的生命史,也看到了生命療養院的演進。」吳易澄說,書中描述生命療養院一開始只處理毒癮者、愛滋感染者那些特定的人群,「但慢慢的,巴西社會不斷強調民主化,又或是整個社會開始有很多行動者在其中運作,想要把這個療養院弄成一個不一樣的樣子。」

過去,生命療養院可能是一個化外之地,後來嘗試合法化,地方的政治人物開始涉入其中,「然後你會發現,生命療養院其實收容了一些非常難分類的人,有可能是遊民,有可能是失去功能的人。但很奇怪,這些人都得到了精神病的診斷,而且必須接受很多藥物治療,甚至接受藥物治療後,他所有的問題就被放在『他是一個精神病患、要吃精神病藥物治療』的邏輯下被理解。」

卡塔莉娜到底生了什麼病?她其實是得了一種神經退化的遺傳性疾病,可是她卻在這樣的過程中被精神病化了。「這是這本書要討論的、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很多人把這本書當成在討論精神病患,其實有一點誤差。《卡塔莉娜》不光是在討論精神疾病。」

吳易澄在這裡帶入 2 個與社會因素相關的概念:「被精神病」「社會性精神病」

「在全世界很多不同的脈絡下,都會出現『被精神病』這個詞彙,也都引發了不同的討論和詮釋。」比如在中國,提到「被精神病」一定聯想到政治,可是也有研究指出,現代中國的很多精神病,其實呈現的是在一個快速變遷的社會中,很多人沒辦法得到該有的資源或保護,因此好像就必須成為一個精神病患、進入一個有保護的精神機構。

「我的意思是,我們很難把『被精神病』直接詮釋成一種不人道、沒有人權的對待方式,它背後可能反映的是資源不足、快速變遷的不穩定社會。」在臺灣,大家可能會很容易聯想到「龍發堂」的例子,但再討論深一點就會發現,「問題不只是龍發堂這個機構的存在,或是他們對待病人的方式是否人道,而是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整個社會的照顧資源可能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至於「社會性精神病」則是指,精神病不只是精神科定義下的精神病。畢尤在書裡提到:「我在 1995 年初次來到生命療養院時,沒有聽到有人在談『精神病患』。當時的被棄者沒有得到任何明確的診斷。」

「但這裡為什麼慢慢就成了精神病機構?這其實相當奇怪。精神病患的人數不可能這樣增加。如果把精神疾病視為某種生物性疾病,依照流行病學的概念,它有一定的盛行率基礎,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大量增加,背後一定有某些特殊的、社會性的因素。」吳易澄表示。

「生命療養院的存在是一個男性的,或我們說是一個父權體制的腳本。在這個腳本中,沒有行動力、沒有功能的人,就會被看成是一個不健康的他者,必須接受自己被當作健康有問題的,而且是某種特定的健康問題的對待。這個對待其實是一種排除性的處遇,為了讓那些沒有被排除的人,可以在一個看起來好好的、整齊的社會裡,眼不見為淨地生存。」

「這概念有點像是,卡塔莉娜『必須』要成為一個精神病患,我們才能維繫這個社會的正常運作。」

除了精神病患,吳易澄舉了另一個例子,《楢山節考》。

《楢山節考》是一部由小說改編的電影,講述日本曾經有的「棄老傳說」。當人老到有病痛,或是家中有出生新的成員,甚至只要超過 70 歲(基本上就是一個人失去「功能」的時候),他的家人就會把他揹到山上去,等待神來把他接走。

「電影有一幕很經典,阿嬤已經老了,但很健康,可是她又不忍家庭其實就是沒有經濟能力餵養這麼多家族成員。她做了什麼?她把自己的牙敲斷,然後叫兒子把自己揹到山上去。這很殘酷,但某種程度反映了一個沒有辦法照顧那些不健康他者的社會,所可能產生的殘酷現實。」

電影《楢山節考》預告。影片/双喜電影 A Really Happy Film -Taipei

除了社會因素,吳易澄也強調在精神病化的過程中,性別角色可能會是一個關鍵。「我不光是在講一個失去功能的人。在這個社會,失去功能的人如果有一個特定的性別位置,她所遭受的對待與處境,其實會很不一樣。」

卡塔莉娜患的是遺傳性疾病,她的媽媽、她的弟弟們都有這個病,甚至連她的兒子可能也有這個病的基因,可是在這個家族中,不同的性別,當他們在不同的時間點發病,他們的遭遇非常非常不一樣。「因為卡塔莉娜是一個女性、是一個太太的角色,她是被排除的。可是她的弟弟們就不一樣了。弟弟發病的時候,他們的妻子是站在一個支持的面向。」

所以,「疾病是有性別的。不同的性別,所得到的對待就不一樣。」

在被迫接受的身分中,產生行動的基礎

他們說最好把我們安置在這裡,我們才不會被獨自留在家,孤零零的⋯⋯他們說這裡有更多和我們一樣的人⋯⋯我們全部聚在一起,我們形成一個社會,一個全是身體的社會。

「卡塔莉娜講的『他們』是誰?『他們』有可能是希望他們留在這裡的人、有可能是她/他的家人、有可能是療養院的管理者,也有可能是國家。」

國家在面對弱勢者時,帶著一種家父長式的心態,規範出一個你「必須要」去的地方,或是你「可以」去的地方。「的確,這段話講起來好像不無道理,這一群人留在自己家裡會不會更好?很難說。也許他們在家裡會受到更不好的對待。可是他們全部集中到生命療養院之後,有更好嗎?」吳易澄說。

又一次,吳易澄用卡塔莉娜自己的話,帶出了疑問。「卡塔莉娜用『我們是一個全是身體的社會』這個詞形容這個療養院,相當有意思。這裡的人已經失去了原本人跟人的連結、失去了原本跟自己家庭的關係,只剩下一個肉體;可是當他們進入這個療養院,又說這裡是一個『社會』,她用了一個滿衝突性的詞。」

Photo by Yoann Boyer on Unsplash

書中,卡塔莉娜跟畢尤說過一句話,隱諱的表達出這種嘗試:「『我和那些字母符號講和了。』我覺得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卡塔莉娜某種程度跟自己有病的身分也逐漸和解了,甚至承認了那樣的疾病。」吳易澄認為:「她不是完全承認,她是掙扎的、衝突的,不得不接受這個身分。而她在這樣的身分中,反而產生了行動的基礎。」

畢尤採用一個追問,且只針對卡塔莉娜到底發生什麼事的書寫策略,其實不光只是在寫卡塔莉娜一個人。我們統統身為「500 位卡塔莉娜」之一,「『500 位卡塔莉娜』是卡塔莉娜自己寫的,意思是,這不光是一個人的故事,每一個院民,都像是一個卡塔莉娜。這些人不是病人,但他們接受了精神醫療的治理,甚至很多人也認同了自己精神疾病的狀態,而這樣的過程塑造了一種新的關係。」

吳易澄講到這部分時,斟酌了幾次修辭。的確,這很難說得清楚。「剛看這本書的時候,你會覺得怎麼可以這樣,把一堆人精神病化,然後把他們關在這裡。可是某些時候,我們的確會發現,當一個人被標誌成某種特殊疾病的時候,那個疾病會讓他對自己產生某種新的認同;在那個疾病意義定錨的過程中,病人會重新發現自己想要發聲的位置。

卡塔莉娜的「字典」或許是個最好的例子。《卡塔莉娜》一書中,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是在第 6 部放了 19 本卡塔莉娜所謂的「字典」,裡面的文字非常破碎,一般會將它視為卡塔莉娜思想的文本。

若是從一位精神科醫生的角度來看,這些字典往往會被視為一種症狀,比如說新語症(neologism),但畢尤帶我們讀出了卡塔莉娜在其中透露的、想要發聲、試圖重建關係的嘗試。「很多思覺失調的病人都會出現新語症狀,類似自創新名詞。卡塔莉娜也在做這樣的事情。」

Photo by Jason Leung on Unsplash

吳易澄說:「對精神科醫師來說,我們常常把那些聽不懂的話,當成她必須要接受治療的證據。可是畢尤非常認真的對待卡塔莉娜講出的每一個字,他把每一句話都當一回事。我覺得這非常不容易,也是這本民族誌很特殊的一點。」

書裡寫到「我讀了她試圖寫完的那個詞:聯繫。」吳易澄也用他的方式,帶我們重新讀懂卡塔莉娜的「字典」。「其實被拋棄的卡塔莉娜還是渴望能跟人有直接的聯繫。可是怎麼聯繫?她失去了跟以前家人的互動,在院中,跟其他人聯繫的方式只剩下非常生物性的、身體的、性方面的接觸,而這些接觸也很赤裸的在她的字典與民族誌中被記錄下來。」

「卡塔莉娜的字典中用了赤裸文字,寫了一些性方面的經歷,這其實相當重要。她自己說過,生命療養院是一個只剩下身體的社會,確實如此,她很努力的用身體化的方式與其他人互動。因為她以前的關係都斷裂了。」吳易澄說。

卡塔莉娜的思考其實很破碎,就連她跟畢尤講的話,也都是一些很零碎的語言,但在她所寫下的那些破碎的文字裡,其實存在很多她對關係的思考。「其中有一個關係是我想強調的,就是她跟畢尤的關係。作為人類學家,有時候我們在寫民族誌,會盡可能把我們的角色最小化,可是畢尤寫下了很多他跟卡塔莉娜的互動,還有他自己的感覺。」

要讓被棄者接觸到願意無限度聆聽自己說話的人,就各方面來說都不是簡單的事。但之所以這麼做,不是在實現他們無意識中期望發生的遭遇,也不是讓人類學家取代之前的各種精神形式。相反的,是透過尊重及信任,讓一片新的領土被開創出來──在這片領土中,基本的生活問題得以呈現,而原本對時間及意義的主動性管理,也在追求人際連繫的同時得以表現。

「卡塔莉娜一直想要重新找到一種新的連結,跟人的連結,這個時候畢尤出現了。畢尤很努力地在聽卡塔莉娜說話,當然,某些時候他也會承認自己沒有辦法再聽下去了。」吳易澄說。

畢尤所做的,除了聆聽,另一個相當重要的,是行動。他重寫了卡塔莉娜的生命史。「如果今天沒有畢尤的出現、沒有這本民族誌,卡塔莉娜的生命就是那些病歷與破碎的字典了。」

所以,這本書其實是一種反敘事,「文化研究常會強調這個詞,指的是那些被歷史邊緣化處境的人所生出來的敘事。而這民族誌其實就是作者把他所看到的現實,重新再填補回一個人的生命史。讓我們足以看到,卡塔莉娜是怎樣的一個人。」吳易澄強調。

在社會學的觀察中,那個醫療化的過程

卡塔莉娜是一個發生在巴西愉港的故事,身為精神科醫師的吳易澄,帶入了在地脈絡討論。我們也可能或多或少聽過臺南西港「瘋女 18 年」的故事,故事主角黃藏被認定為精神異常,最後被囚於籠內 18 年,「她的遭遇,反映的其實是過去臺灣社會醫療不發達,一般人對醫療常識也不太足夠,某些人可能會面臨的處境。」

客家語樂團生祥樂隊在《我庄》這張專輯裡的〈仙人遊庄〉,則反映了另一個角度的切片。「《我庄》這張專輯裡,其實有很多精神疾病的意象。他要對應的是過去的農村社會,在他記憶中,那種在村莊裡面到處遊走,好像可以來來去去、行動自由的仙人,客家話叫『sienˇ ngin』。」

「他有可能是一個精神疾病者,或有可能是神經退化性疾病,或有可能是智能障礙者⋯⋯在過去的農村社會,他們可能受到比較多的包容。去到哪裡,只要多一碗飯、一雙筷子,人們接納他,他就有飯可以吃。」

「可是現在臺灣越來越難看到這種狀況了。因為都市化、高度的資本主義化,我們越來越強調人的功能了,不是嗎?所以當人失去功能的時候,反而有可能會被拋得更遠。」吳易澄說。

至於當代臺灣的醫療處置方式呢?吳易澄舉了強制住院的例子。現在很多關於強制住院的討論,都在強調是否違反人權等問題,但有醫生曾經調查並仔細分析臺灣的強制住院狀況,發現臺灣南北的強制住院比例其實有一些差距:在一些低社經地位、支持條件較少的地方,強制住院的比例就會比較高。

「這意味了有時候像生命療養院那樣的地方,其實是一種不得不的對待方式。很多被拋棄的人,其實是在某種不得不的條件下,被安置在那個地方的。」吳易澄說,「我要強調的是,有時候我們很難咎責那些拋棄他們的人,或是強制他們的人,我們必須看到整個社會脈絡下的不平等。」

其實,所謂的「診斷」,也必須放在整個社會的脈絡下討論。「有時候,我們真的也很難咎責那些給診斷的人。說真的,如果卡塔莉娜今天來到我的門診,在一個診要看那麼多人的情況下,我如何好好的、完整的捕捉她的生命史?」

「看診時,我們的確會想要有一個最快速得到最多資訊的方式,也一定會把注意力放在那個最會講話的人身上。所以被帶來的那個人,往往憑著隨他而來的代言者把他的故事講完了。最後可能就會產生診斷失誤。」吳易澄說。

我們必須意識到,醫療有時是在重重限制下快速做出的決定。我們該咎責誰?其實並沒有這麼單純。再談到前幾年很多人討論的過動症診斷爭議(參考:12)。從社會學的某個角度而言,會說那是一個醫療化的過程。卡塔莉娜便經歷了類似的狀況。1995 年,畢尤第一次去生命療養院的時候,看不到任何一個精神病患,到後來變成療養院全部病患都得吃藥。

「過動症在臺灣好像有一點點這個意味。因為有很多上課不能專心、會高度衝動的小孩子,在整個教育體系跟親職教養的建構過程中,越來越多人逐漸接受了『小孩可能是過動症』。這些孩子很快就會出現在兒童精神科的診間,然後他們就會得到一個診斷,接受所謂必要的治療。」

「我不知道大家怎樣思考這件事,某方面我們會覺得這好像是一個高度醫療化的實踐,但在那個過程當中,我們很難單純咎責做出診斷或要求他們必須接受治療的行動者。我們要思考的是,為什麼在目前的臺灣社會教育現場,這些孩子容易被看成必須接受治療的人?」吳易澄的意思是,診斷的爭議常常不應該落在診斷者身上,較少被討論到的是對整個情形的脈絡性的理解。

許多精神病本身就有其生物性病因,因此醫療化絕非只是強加疾病於正常人身上;而醫療化也不應被單純被理解為一種治理,它是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從而反映了結構性的問題。就像《卡塔莉娜》這本書是卡塔莉娜的生命史,同時也是巴西社會的發展史。

「所以我們應該思考的是,臺灣的教育體系發展到現在,為什麼越來越要求孩子必須配合這樣的一個教育體系、要很安靜的坐在位置上?」吳易澄說。

Photo by MChe Lee on Unsplash

當人類學家不再將研究對象匿名,反而是為了尊重?

最後,吳易澄回到人類學家的角色,談書中「匿名性」的問題:「《卡塔莉娜》有一個東西,跟其他民族誌相較之下非常特別,就是匿名性。很多民族誌作者、人類學家,在研究倫理的要求下,必須將研究對象匿名。可是這本書反向操作,卡塔莉娜的名字就這麼鮮明的浮現,貫穿整本書,畢尤甚至找了攝影師,清楚拍下這些院民。」

人類學研究基於保護精神,相當注重匿名。「民族誌作者寫故事,是為了突顯人的處境,所以透過匿名讓被研究者、報導人避免受到額外的壓力。可是之於卡塔莉娜,或是生命療養院裡的人,我猜想畢尤、他的研究團隊,甚至攝影者,他們在思考的是:『這些人,還需要什麼樣的保護呢?』」

也就是說,「把他們公開突顯出來,某種程度其實才達到了研究者對這些研究對象的尊重,因為他們是已經死過一次的人了,不是嗎?就因為他們反正都死過了,已經在生命底層的底層了,已經被拋棄到沒有地方再被拋棄了,所以畢尤的書寫策略,包括整本書用的照片,都是非常鮮明的。」

「你看卡塔莉娜的皺紋,你可以這麼清楚在照片裡看到她的皺紋。他不是匿名化,是去匿名化,畢尤最後甚至把卡塔莉娜的墓碑,包括她叫什麼名字、哪一年生、哪一年死,都突顯在這本書裡。」吳易澄說:「畢尤把他們的名字,他們失去過的名字,重新召喚,再透過民族誌放進書裡。重新召喚這些『前人類』,賦予他們新的尊嚴,我覺得是這本書讓我覺得很驚訝,也很敬佩的地方。」

最後,吳易澄用了卡塔莉娜的字典作結──

沒有察覺
彷彿不存在
我,女人
不是只有你,男人
如果不可能活了
女人你就沒有了
在世界裡我甚至不是女人
現在我想讓你踏出去
這是我的世界
我的愛人
我的重點
我給出自己,給了又給了又給
我清楚我自己
清楚我給出自己
而畢竟一個人消逝了
一個人重新開始一切,一切

我想要走
沒有人
我花整個晚上啜泣
多少痛苦的眼淚
在痛苦中
在淚水的谷地中
我想要走

吳易澄用卡塔莉娜的字典作為這場講座的結尾,彷彿跟隨畢尤的腳步,企圖讓卡塔莉娜為自己發聲的一種嘗試。或許也是某種對讀者(觀者)的提問並試圖對話。畢尤在書中的第 6 部完整呈現卡塔莉娜的字典,他讓卡塔莉娜在他的描述跟述說之外,有了說自己故事的機會和權力

回顧講座一開始,吳易澄提到民族誌的隱喻和真實性,我們該全然相信作者筆下的現實嗎?現場有讀者提問:「在生命療養院這樣的地方,遇到精神病患的機率是很大的,如果她真的是譫妄呢?你怎麼判斷她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會不會到頭來,人類學家根本就被騙了?」

然而,一位有田野經驗的讀者是這麼回應的:「做田野時,你會感受到一些事情。關於精神病患的語言是真是假,我覺得很難說,但作為一個田野工作者或人類學家,這個人說的事情是真、是假,其實都有意義。就算他今天說的,是你認為的假的版本,也要去探究他為什麼會這麼說,或者是什麼樣的力量造成他來跟你說這些話。」

「的確,真的、假的,有時候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最後的最後,吳易澄用一個自己臨床的故事,作為這個問題的回應。「我曾經去病房看過有譫妄症的病人,他們自己其實很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所以,即使是胡言亂語,你仍然可以感受到,他很想知道『我為什麼會這樣』、『我為什麼會在這裡』、『我為什麼會看到那些東西』,他如此認真的在跟你說他的狀況、他的疑惑。」

「如果他不認真,如果他對待那些症狀不認真,他就不跟你講了,對不對?我覺得這很重要,這也是我看到《卡塔莉娜》會這麼感動的原因。因為我覺得,即使是譫妄,他們都在很認真的面對自己。」吳易澄說。


延伸閱讀:
1. 「世上真有不在乎孩子死活的母親嗎?」我的理所當然,不是你的理所當然/許菁芳談《跳舞骷髏》
2. 醫者回應『醫學生為何縱火』:承認精障者的病理性,才是真正的人道
3. 病者回應醫者:承認生物精神醫療的不足與人的複雜性,才是真正的人道
4. 王婉諭專欄/有病就該吃藥住院,為什麼做不到?精神衛生 3 大迷思
5. 王婉諭專欄/老是喊著要精神病人吃藥,醫療資源卻跟不上
6. Right Plus 身心障礙系列文章:只有障礙的環境,沒有障礙的人

立即支持更多公益報導

Right Plus 編輯部

這篇不能只有我看到
  • 151
  •  
  •  
  •  
  •  

發表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