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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鏡傳媒》在 9 月初刊出了 3 篇關於醫學生縱火的深度報導【醫學生為何縱火】，之後我們刊出了醫師陳和謙的文章：「醫者回應『醫學生為何縱火』：承認精障者的病理性，才是真正的人道」，希望在本站長久累積的精神障礙人權與社會性視角之餘，提供醫者的角度以豐富討論廣度。

這些天，文章激起熱烈的反饋，許多支持、增補、反駁、延伸與紓發的觀點我們都已細讀，欣喜於對話的開展。本篇則為失序者聯盟成員林昭生，從病者的角度提供回饋。

事實上，無論是最開始的深度報導、後面醫者的提醒到本篇病者的回應，細讀可見並不完全衝突，其中沒有人堅持「只」有病理性或社會性。只是面對人類還未知全貌的領域與生理心理社會複雜的協同機轉，漫長的對話無法在幾篇文章裡完成。

無論如何，我們都拿著不同的拼圖片，試圖讓受苦的靈魂有更多的安身。Right Plus 期望每個觀點都是一種思想上的增補與拓展，而非抵消與相殺。我們也會一如以往，持續關注身心障礙議題的發展。

文／林昭生　失序者聯盟成員、《精神病手記》作者

看完「醫者回應「醫學生為何縱火」：承認精障者的病理性，才是真正的人道」後，我相信作者想了很多。身為一個醫者，第一個想的是病患有無接受治療，還是會被誤導而中斷治療。

這是一個好的提醒，因為在尚未有明朗的治療方法前，精神科藥物也許是最簡便省錢、適合現代化生活的方法。

可惜的是，作者身為醫者，思考的出發點是「病人」而不是「人」，這與他所指稱的社會觀點有種奇妙的錯身，因為後者想的是社會如何將「人」形塑為「病人」。兩者其實並未在爭點上有所交集。 

我觀察，其實醫者和社會學家都沒有反對生物醫療，也就是以藥物作為一種治療形式，只是對於所謂「疾病」的有無與成因有所出入。 

心理社會的討論，是對長年主流生理論點的反動

作者表示，思覺失調具有生理成因，但許多關注人文社會觀點的人都知道，現今主流的精神病人在「生理－心理－社會」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中，至少在臺灣，往往只談了生理，心理社會的討論是近年才逐漸開始。

至於主流的「素質－壓力理論」（diathesis-stress theory）中的「素質」，所提到的也不只是基因遺傳，還包括早年生活條件與其他器質性因素。因為精神疾病的成因多元而複雜，不能站在唯獨「生理照護就會好」的基準上來看。 

思覺失調的首次發病，目前研究傾向是先具有如上所說的發病素質，再因短程與長程壓力所引發，但之後的再發病，則絕大部分源自於壓力。

這也是為何近幾年許多人努力拆解家庭與社會的壓力鍋，試圖創造沒有任何人被遺落的平等社會。或至少，減低社會的歧視來減低壓力導致發病的可能。 

而事實上，作者文中提及的主要分類，亦即精神官能症（neurosis）與精神病（psychosis），並不能一刀切。例如我有躁鬱也有幻聽狀況，在醫學診斷上也有所謂的「情感性思覺失調」診斷。由此可見每個人的殊異性可能比診斷來得多元，嚴重精神官能症者的痛苦與失序情況，很可能也不亞於精神病者。

此外，「嚴重」憂鬱與躁鬱也屬於精神病的範疇，所以特別把思覺失調作為一個族群，是否是特殊化思覺失調在醫療領域中的險境？ 

但另一方面，我也可以理解這樣的區分。因為思覺失調確實是療養院需求最多、在醫療觀點下最容易功能退化的一群，且患者因為幻聽、妄想等讓人很難溝通與相處的症狀，常在家庭與醫院間流轉。這也是為何醫者很擔心病人不吃藥，因為不吃藥有發病的風險。但這個論點沒說出來的是，就算吃藥了，一旦遭遇壓力，還是可能會發病。

醫療作為其中一種療法的守門員，確實必須落實。但其他那些無法控制的社會因子，還是必須努力在社會中倡議。

是醫學對應出病人，還是社會定義出失序？

到底是醫學對應出病人，還是社會秩序定義出失序的人？這才是醫界和社會學者主要爭論的問題。

人類歷史上，可能幾千年來都有人失序，但不一定都被當成精神「病人」，也不一定都要接受唯一的生物性治療。是從近 200、300 年前安置底層居民的收容院出現，才開始發展精神醫療，而藥物更是 1950 年代後的產物。

然而，這些我們目前所知的方法，都無法根除精神疾病。精神疾病如今常被視為慢性疾病，要每天吃藥，並承受發胖、錐體外症候群 EPS（帕金森氏症狀、不自主運動等）或整天昏昏沉沉等痛苦。

同時，還要面對許多不適用的資訊推廣，例如針對所謂的腦生病，常只把重點放在如何避免壓力與發病，而不是發展腦部復健的方法與衛教，反而讓人陷入對未來的絕望中。 

另外就是老問題── 不管是生理還是社會，在「同樣情況」下，有人就是沒發病啊？然而，真的有「同樣情況」的存在嗎？人沒有完全一樣的體質，也沒有完全一樣的情境。我們對思覺失調的爭論，真的不該繼續在這些爭議中打轉，而必須試著理解：人到底在面對什麼。 

為什麼需要發展另類詮釋「失序」的知能，是因為看見了人在秩序社會中的受苦，與其所遭逢的文化脈絡，所以知道精神疾病遠遠不只是腦子生病，還和所處的社會有關。

人文社會試圖從一個人的受苦，援引更多體系來安放人的苦痛，這並不是要強調人的脆弱（事實上，這反而是許多基因論者比較強調的），而是有多元的取徑讓受苦的靈魂得以選擇與安身。 

在成因和分類之餘，能否看到人的真實處境？

對我來說，「人的對待」是更基礎但核心的問題。在那一大堆的論述背後，我們真正要看的是，一個人如何對待他的服務對象和周遭的人。而我重申，醫療的對待也是一種對待，大家知道一個人很苦，不代表就會叫他不要看醫生，也不會因為知道社會結構而阻止他尋找治療的可能。

但衝突的是我前面所說，這究竟是人的病還是社會的病？例如文中舉殺人為例，那天生會殺人的體質存在嗎？這是很考驗信念的問題。

多數的醫學理論從來沒有打算聆聽人的痛苦，而是把人當成「問題」來「處理」，這是生物醫學的邏輯。精神醫學則把人用「症狀」分類、快速處置，沒有時間和條件來聆聽受苦者的聲音，只在乎症狀的消解。這對於一個一輩子抱著委屈痛苦的人來說，是一個期待的錯接。 

就我本身而言，初碰到醫療時，診斷告訴我這一路以來不是我的問題，是腦子生病了，這確實是一個救贖的時刻。

但之後排山倒海而來的，是因為生病所以「不可以有壓力」、因為生病而被標籤、因為是精神病人所以被認為很難搞等，再加上在精神科急性病房的約束、關保護室的對待等，其實讓我非常痛苦。

我知道這些都是不得不，精神科沒有太多條件善待人，但可不可以不要對我暴力？可不可以在暴力壓制或綑綁我之前，至少讓我明白原因？

在我的生命中，有醫療幫到我的部分，也有造成創傷的部分。我因為吃藥胖了 40 公斤，每天還有嗜睡導致被迫翹課，這些經驗讓我很難說藥物很好。就業後，我被雇主發現精神病而不被錄取，家人因為家中有精神病人而被嘲笑、又因為自我認同為「病人」覺得自己很糟、很沒希望、這所有的一切，也不是生物精神醫療可以解決的事。 

人生有人生的問題，許多問題都是醫療沒有辦法管的，所以醫者也不需要承擔這個位置，更不需要緊抓著已知。若每個人都能面對經驗，抱持開放，轉動對「病人」的想像，或許就能看到疾病背後，那個「人」所面對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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