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真有不在乎孩子死活的母親嗎?」我的理所當然,不是你的理所當然/許菁芳談《跳舞骷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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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左岸文化|性別 V. S. 民族誌|讀書會 ③:許菁芳談《跳舞骷髏》
時間:2020 年 10 月 14 日(三)19:00-21:00
地點:浮光書店(臺北市赤峰街 47 巷 16 號 2 樓)
講者:許菁芳/作家、學術工作者,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博士

撰文/孫德齡 左岸文化主編
首圖/左岸文化提供

這場《跳舞骷髏》的導讀講座原本設定的主題是「母親」,但當天的讀者或許都是被「非洲」吸引來的。

有位同學曾在大三時到非洲迦納做過海外志工,迦納的北邊是布吉納法索,再往北就是馬利。他說:「回來之後,我的感觸非常非常深,好像也慢慢找到我的志業⋯⋯這本書不管是小孩、母親、田野調查、文化衝擊,剛好都叩合了我很有興趣的主題。我想知道,面對文化衝擊、面對雙方價值觀的不同,我們該如何看待?」

你的理所當然,在另一個文化可能根本不存在

跳舞骷髏》的場景在西非馬利,作者德特威勒是一位體質人類學家,她在馬利的研究,同時也是這本書的主題:營養跟健康有什麼關係?你可以在書中看到她到處去量小孩子的頭圍身高、把小孩吊在樹上秤體重,一直問媽媽們「餵母乳餵到什麼時候?」、「買什麼給小孩吃?」因為她想知道,營養對於健康,尤其是嬰幼兒的健康,到底有什麼影響。

「等一下,這是個問題嗎?營養當然對健康有影響,不是嗎?」「理所當然」就是這本書,或者說大部分人類學的作品想要挑戰的概念。導讀人許菁芳一開始就點出關鍵字,細讀下去,我們會從作者的描述中發現,在馬利,很多母親並不認為吃營養的食物跟小孩子的健康有關聯,「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事,在別人眼中並不一定理所當然。」

《跳舞骷髏》作者與助手測量馬利兒童體重。圖/左岸文化提供

作者德特威勒寫到,她在當地看到很多肚子大大、四肢細瘦的小孩(是的,就是我們印象中的非洲小孩),既有的知識很明確的告訴她,這就是營養不良,營養不良到了某個程度,小孩就有可能會死。可是對那些母親而言,小孩就是得了一種病,她們覺得小孩就是不喜歡吃東西,她們也不知道為什麼。然後,這些母親就看著自己的孩子一步步邁向死亡,有的母親很傷心,也有的母親不那麼傷心,因為在那裡,死亡太頻繁。

人類學家的第一個疑問是,為什麼大家不認為營養和健康有關聯?當然,沒人說它們必然相關,事實上,我們會覺得營養和健康有關係,也不過是近百年來的事。

不過這個疑問直接影響到她在當地的研究和工作。書的後半部提到,人類學者與非政府組織合作,試圖解決當地的貧窮與飢餓問題。許多國際發展計畫能努力的方向是硬體,他們改善當地的衛生、創造乾淨的飲水、施打疫苗,顯然,他們基本上認為「現代化可以解決一切,就算不是一切,也是一個極度重要的方向,而且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向」。

然而,人類學家的研究卻發現,你幫小孩打了疫苗、給了他們乾淨的飲水,如果不知道要吃營養的食物,小孩還是會慢慢死掉。

馬利村民。圖/左岸文化提供

「小孩吃什麼,其實是一個文化上的問題,不只是給小孩吃什麼,還包括大家覺得小孩子應該吃什麼,以及你怎麼讓小孩子吃東西。像在我們的文化裡,大人會追著小孩餵飯,小孩不吃大人會很緊張;可是在馬利不是。」許菁芳說。

書裡有段故事,描述媽媽一整天不在,但留了食物在家,回去後卻發現小孩都沒吃。作者問她怎麼辦,媽媽很無奈的說:「他就是不喜歡吃東西。」

「『他就是不喜歡吃東西』這句話在我們的文化裡是很少見的,我們的媽媽會說,『我沒有問你喜不喜歡吃,不喜歡吃也得吃。』而且就是要吃你不喜歡的東西。」敘述在這裡開始帶入文化的差異,或者說,開始出現很多你跟我不同的「理所當然」,而衍生的精彩(有時候甚至很爆笑)對話。

反身性:把「我」放進故事,並回頭想到自己

作者德特威勒常用她與當地人的對話帶出彼此價值觀的差異,簡單幽默,但不失思考和批判。

比如書中一段關於「女性割禮」的討論,她有一次跟當地的女性朋友聊天,聊到當地人為何要替自己女兒行割禮,不管問什麼,當地朋友都只回她:「傳統」。

「妳會想看陰蒂不割的話,長在成年女人身上是什麼模樣嗎?妳會想看我的嗎?」
「妳沒有行割禮?」(她驚訝嚷道)
「對,當然沒有。」
「什麼叫『當然沒有』?」(她戲謔模仿我的語氣)
「我的文化就是不會做這件事。」
「為什麼?」
「傳統。」

「妳是說美國女人不行割禮,但還是找得到老公?」
「沒錯。」
「妳先生知道妳沒有行割禮,還是照娶妳不誤?」
「對。」

「你們這些美國土巴布真奇怪,只替男孩行割禮,卻不替女孩做。妳怎麼可以這樣對妳女兒?妳難道不知道其他人會排擠她嗎?」
「在我的文化不會。」

她們倆的對話就像這樣兜著圈子,彼此都覺得對方很有趣,也很怪。這段對話的前後當然有一些關於女性割禮的介紹跟討論,不過呈現出這樣的對話毋寧是更重要的。

「我覺得《跳舞骷髏》這本書有 2 個讓人覺得非常好看的重點,第一個是反身性很強,會讓人回頭想到自己。」所謂的反身性,就是「我」在這個研究裡的位置,「你會看到『我』是存在這個研究裡的。很多知識你不會看到人的存在,尤其不會看到作者的存在。」

許菁芳提到自己念的是法律,「我們不會在書裡看到作者,我們只會看到『甲說、乙說』,或是『德國、日本,以及我國的說法』。在很多定義什麼是知識,或是關於知識的寫作裡,你都不會看到作者的存在。可是在這本書裡,你常常會看到作者現身。」

「在我閱讀其他描述非洲女性割禮的文章裡,它就是一項知識、一個傳統,大家不會去質疑(或直接就根本性的否定)為什麼要這麼做,而那往往就是標準的、知識性的、分析性的解釋方式。」

「這段對話精彩而重要的地方在於,它不需要討論在我們的文化裡這樣是正常還是不正常,只要作者現身,透過她和她的女性朋友一段輕鬆愉快的對話,你就可以看到一場文化的穿梭。很幽默、很輕快,而且非常好看。」

「我們想要獲取新知,就是想要跨越原本的邊界,去理解我們原本不理解的事情。可是現在大部分獲得新知的方式,往往直接給出價值的判斷。《跳舞骷髏》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它透過作者現身、透過一連串有意思的對話,直接讓你看到這個世界就是不一樣。」許菁芳表示,這樣的對話,在整本書裡不斷出現。

許菁芳還舉了另一個例子。書裡提到,作者在當地的朋友「胖女士」有個幫傭,幫傭的小孩也有營養不良的問題,於是人類學家忍不住雞婆的提醒幫傭該怎麼餵小孩。不料,隔週再去,小孩的情況依然沒有改善。人類學家既挫折又生氣,怒氣沖沖的跟朋友「胖女士」抱怨,「胖女士」只淡定說了句:「她腦袋不是很靈光。」人類學家這時才發現,這位幫傭其實是位智能不足人士。

從頭到尾我都沒想過,阻礙孩子「達烏靼」健康長大的可能不是他母親的無知與冷漠。事後回想起來,我發現自己純粹是種族中心主義,一廂情願認為智能不足的人在馬利不可能工作和結婚生子。但馬利人不一定跟美國人一樣,對智能不足者帶有偏見。

「在這短短 2、3 頁的對話裡,又是一個很精彩的反身,同時帶入人類學很典型的反省:什麼是正常?

「在我的文化裡覺得理所當然、覺得正常的事,真的是正常的嗎?真的是理所當然的嗎?什麼是理所當然?」、「雖然會有很多困惑,但在討論過程中,同時也出現了『理解對方,因而能夠理解自己』的感覺。」許菁芳說。

營養不良、發展遲緩的馬利孩子。圖/左岸文化提供

田野的真實,反映出同理的困難

「這本書第 2 個我覺得非常好看的地方,是很真實,讓我想到很多我自己的經驗。」許菁芳表示。

比如作者在書中提到,她曾在一個大市場裡訪談婦女會花多少錢買食物,書裡這段訪談其實是社會科學典型的研究方法:你有個前提,然後要去收集資料證明你的前提。可是,作者在馬利被扎扎實實打了好幾槍。

這個研究假設是這樣:營養不良是因為貧窮,只要解決貧窮,小孩就可以活下來。所以,「如果你有更多錢,你會拿來做什麼?」人類學家想問的是大家到底怎麼分配資源(錢、食物等),以及會不會把資源分配到小孩身上。

「如果妳每天的菜錢變多了,妳會怎麼做?」
「我到哪裡去生更多菜錢?」(另一個常見的回答是她們會買食物之外的東西,如衣服鞋子等,或是存起來)
「不行,妳只能把這些假設的錢用在食物上。」
「為什麼?既然是假設的錢,為何不能照自己的意思花?」

作者想知道,如果婦女們收入增加,會不會影響她們買更多或更好的食物,讓自己更健康、孩子長得更好,但當地婦女並沒有照著作者寫好的腳本走,而是真的「照實回答」。而這個訪談最後的答案是,她所有的報導人都認為,她們現有的資源,已經夠買營養食物了。

「你真的不能用你『理所當然』的邏輯去做田野。」人類學家被打的第一槍,是沒有人想跟她說丈夫給了自己多少錢;第二槍,是沒有人可以想像,有更多錢的話要做什麼。

身為一個人類學家,作者當然知道不能帶著自己的「理所當然」做田野,重點是她如實寫出了對話、不吝呈現自己被打槍的過程,「她讓大家看到,真實世界不是想像中的這麼簡單你真的就是不知道別人是怎麼想的。」

而這樣的「真實」,讓許菁芳想到自己博士論文的例子。「我做博士論文的時候,一開始的設計也是超漂亮的。我想研究『律師的政治動員如何影響政治變革』。我抱著這個宏大的問題進入我的田野,然後在新加坡晃過來晃過去達 2 個月,結果什麼東西都問不出來。」

「因為根本沒有動員,也沒有集體行動,所有的律師就是在他們摩天高樓的辦公室裡,很勤奮的為各式各樣的資本家工作。我回家好沮喪,因為沒有的東西,就是沒有。」

Photo by Mike Enerio on Unsplash

你的理所當然,在另一個文化裡很可能根本不存在。「《跳舞骷髏》是一個很棒的範例,讓大家清楚看到真實的田野。」許菁芳指出,這也讓我們清楚看到,所謂「同理」的困難。

理所當然與設身處地的距離

這個活動的報名表格中,列了 2 個問題:「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嗎?」、「能否舉出一個你生活中的例子,描述何謂同理?」問題的答案乍看「理所當然」,其實微妙點出了重點。

第 1 個問題,我們「當然」會回答「每一個媽媽都不一樣」,可是我們是否仍會不自覺的認為,所有的媽媽都應該是一樣的?因此才會有《跳舞骷髏》中,人類學家跟馬利母親們那些讓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人類學家的疑惑思考,以及作者與當地幫傭間的對話。透過這些故事和對話,我們反而直接看到了「不一樣」。

扣到第 2 個問題,我們「當然」知道同理就是要設身處的替別人想,可是我們往往沒有意識到:設身處地替別人想有多難。因為我們的「理所當然」其實往往並不理所當然,有時甚至可能傷人。

《跳舞骷髏》作者女兒(左二)與馬利當地孩童合照,她與一旁的雙胞胎(左三 & 左四)皆為 3 歲。圖/左岸文化提供

這本書的審訂者趙恩潔在最近的一篇訪談中,也提到了同理這件事,她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

大洋洲許多地方有所謂「心之不透明」(the opacity of mind)的觀念,最極端的是巴布亞幾內亞的 Urapmin 人,他們拒絕談論或耳聞「揣測他人內心想法」的言論,這會產生一個問題:如果你根本無法輕易知道別人的內心,那要如何有同理心?也就是說,同理心在他們的世界裡,是完全不同的物種。

此外,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郭佩宜老師所研究的所羅門群島 Langalanga 人,也有「心之不透明」的觀念,也因此,她發現同理心的前提不是什麼哲學思考,而是大家一起做事,擁有共同的體驗。

我們真的能理解他人內心的想法嗎?

同理之可能,是因為我們自覺能知道他人內心的想法。可是更根本的討論或許在於:我們真的能知道他人內心的想法嗎?

同理,是當晚討論的另一個主軸。「面對孩子的死去,這些母親們不難過嗎?」作者在不少章節都有提到孩子的死亡,她也曾在田野中遇上孩子病重。母親們(包括她自己)面對孩子死亡時的反應,以及作者對母親難過或不難過的思考,是在閱讀《跳舞骷髏》時很容易激起的共鳴。

作者曾和她當時在當地的助手有過這樣的對話:

「我一直沒辦法這樣想,穆薩。雖然肯亞某些部落的人告訴我,小孩活過麻疹才算數,我還是很難想像。」
「這裡的人也常這樣說。他們也不會去想自己的小孩長大後會怎麼樣。我們無法想得太遠,或想像小孩會變得如何,因為我們根本不曉得他們會活多久。在馬利,不可能有人在成年之前,沒經歷過任何親朋好友死去。

「在美國,所有人都認為小孩過世是父母親最大的創痛。你甚至可以加入團體,幫你面對失去小孩的悲傷。」
「那在馬利,所有人都是會員了。」
「你怎麼笑得出來?」
「你不笑,難道要哭嗎?」

「有些婦人確實會哭。就算她們的孩子已經離開了 20、30 年,活下來的孩子也都長大,甚至有自己的孩子了,她們談到那些死去的孩子依然會落淚。但有些婦人的反應讓我很困惑。我遇過婦人非常難過,也遇過婦人似乎毫不在乎。難道是我誤會了她們?」
「嗯,有些地方認為在眾人面前哀悼小孩的死是不恰當的行為,尤其是為了夭折的嬰兒。例如在眾人面前落淚是不恰當的,即使所有人都知道你心裡在哭也一樣。」
「在心裡還是在家裡?」
「都一樣。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人認為這是冒犯阿拉,因為是祂決定將小孩帶回天上,人不該為此哀傷,因為小孩已經和真主同在了。」
「是啦,有些美國人也會這樣說,但我總覺得這不算什麼安慰。」

「妳真的覺得有些母親不在乎自己的小孩是死是活嗎?」
「呃,我很難不這樣想。這裡大多數女人別無選擇,無法決定自己要不要嫁人、嫁給誰、什麼時候生小孩、生多少個。不止一位婦人告訴我,她們跟丈夫處不來,也不想要自己生的那些小孩。」

Photo by Ban Yido on Unsplash

這段對話呈現了很多面向。首先,面臨死亡的頻率與不同的年齡階段,對生命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想法。其次,難過一定得外顯嗎?表現出很難過才是有愛嗎?尤其這又牽涉到信仰問題。

最後,「質疑母親為什麼不難過,前提仍是假設母親一定會難過。」可是他們的對話透露出,當女人就是得生、當她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身體,「那她為什麼一定要有難過的情緒?」

「作者就是透過對話跟故事,把那個社會的情況描述給我們看,一層一層挑戰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挑戰我們的『理所當然』。」許菁芳表示。

眼見孩子死亡,人類學家該不該介入?

《跳舞骷髏》其實是國外不少人類學系的大一基本讀物,原因除了許菁芳提到的反身性與真實,這本書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它呈現了很多人類學家的掙扎與思考:面對一群可能因營養不良而死去的小孩,人類學家介入還是不介入?作者本身也是個母親,她該如何看待田野地的母親面對孩子死亡這件事?後半場的討論,有個讀者正好提出這個問題。

在書中,作者寫到自己面臨過 2 次小孩嚴重營養不良、極有可能死亡的狀況。

第一次她描寫自己 6 年後重回馬利這個田野地,想看看自己 6 年前救的那個小孩現在過得如何。6 年前,她在當地遇到了一個不吃東西的孩子,當時孩子的母親以為她是醫生(畢竟她到處在量小孩的身高體重),就請她到家裡看看孩子怎麼了──

那婦人走進一間矮小的泥磚屋,將孩子抱了出來。我立刻心頭一震,那孩子的四肢是如此消瘦,肋骨清晰可見,目光呆滯無神,一眼就看得出他嚴重營養不良。

那一年我還是研究生,正為了體質人類學博士論文在西非馬利共和國的馬諾布古做田野;隔著河,對岸就是首都巴馬科市。由於我的研究需要記錄當地傳統的幼兒餵食方式及其對兒童生長的影響,因此通常不會干涉報導人的餵養方式。

但有些時候,不提供任何建議或協助感覺很不道德。那婦人和她孩子就是這樣的例子。

作者替孩子做了檢查、量了基本的身體數據,同時花了一個多小時告訴這位母親,孩子可以吃什麼、該怎麼讓孩子吃。

馬利當地一位罹患俗稱紅孩兒症的孩子,也就是惡性營養不良,又稱蛋白質缺乏症。圖/左岸文化提供

當晚讀者的問題是,為什麼第一次作者選擇了幫忙(或者說干涉),第 2 次遇到那位智能不足的幫傭母親時卻沒有?人類學家到底怎麼處理介入這件事?

這好像是很多人都會有的疑惑,也是人類學家恆常會面臨到的難題。在書末的作者答問中,有人問她有沒有後悔做過什麼,她回答:

我其實只有對一件事悔不當初。1980 年代初期,我頭一回到馬利時,曾經「干涉」某個不是我論文研究對象的家庭。

那一家有個嚴重營養不良又智能不足的男孩。那男孩大約 3 歲,無法站立、行走和說話,完全只吃母奶。我買了材料做成配方奶粉送給男孩的母親,男孩喝了配方奶粉之後好轉一些,甚至開始吃固體食物,也能靠人攙扶走一點路。

但他母親因此決定斷奶,結果男孩斷奶不久後就死了,因為缺乏母乳的營養。

我事後覺得自己從一開始就不該干涉,給那一家人錯誤的希望,讓他們以為男孩會好起來。就算他因為我沒插手而死得更早,或許也比我出手干涉要好。

「我到底該不該介入這麼多?」光是在這本書裡,作者就給出了好幾種不同的答案,甚至不吝寫出她「真實」的掙扎思索;甚至有讀者注意到,當地人的反應,其實是影響作者決定該怎麼行動的重要因素。

Photo by Jake Melara on Unsplash

在第 1 個例子裡,孩子的母親相當積極,她想要知道自己可以怎麼做、想聽作者的建議;但第 2 個母親沒有。有意思的是,許菁芳一開始反而完全沒有注意到作者介入與否的問題,她讀到的是作者忠實的做自己,「你問我問題,我就跟你講答案;第 2 個例子若作者主動給予建議,反而是她雞婆了。這本書,其實就是真實的呈現了她在馬利與當地人的互動跟生活。」

這幾個延伸出的不同答案,似乎呼應著許菁芳點出的《跳舞骷髏》好看之處,也回答了我們為何能夠一個接一個討論:因為細節。民族誌是充滿細節的故事,憑藉這些文字,我們把各自的故事帶出來,並且開始想要分享與討論。或許,我們也才會發現,原本的理所當然其實不然,而有了那麼一點點同理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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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仁郁的《卡塔莉娜》,我們想談的是言說。在生命療養院,人類學者畢尤一開始注意到卡塔莉娜是因為她有著與旁人不同的活力,她想跟人溝通;而且她持續地寫著她的「字典」。可是從來沒有人聽她說了什麼。她為什麼想說?人們為什麼聽不見?人類學者如何聆聽?

時間:2020 年 11 月 17 日(二)19:00-21:00
地點:浮光書店(臺北市赤峰街 47 巷 16 號 2 樓)
講者:彭仁郁/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法國分析空間學會臨床精神分析師
費用:200 元(請至浮光書店繳費)
名額: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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