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福部帶頭罔顧兒童權益（下）：中央自辦全臺最大型安置機構，卻要求民間減收、讓身心障礙孩子無處可去
承上篇：衛福部帶頭罔顧兒童權益（上）：以「補助」之名合理化「超低價委託」，嚴重損及未來世代身心健康
二、不在機構也沒回到社區，孩子究竟都去哪了？
長年以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RC）不斷呼籲，機構式照顧易生弊端，對孩子來說，需要的是回歸家庭與社區，因此需要安置的孩子。首選是由親屬撫養，而後是寄養家庭安置，最後才是機構安置，且機構需要盡可能小規模化。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創辦人洪錦芳指出：「我投身安置服務 35 年，在大約 30 年前我寫論文時，國外文獻就已一再告訴我們，一個機構不可收容超過百人，因為這會流於團體軍事化教養。」（參考： 遭爆性侵之安置機構少年：「寧願被丟到感化院上手銬腳鐐，也不願待在那裡被拳打腳踢。」）
衛福部為達到國際公約與業界、學界長年「去機構化」的呼籲，大幅刪減委託安置人數，如今全臺 104 年至 108 年兒少安置機構收容人數從 3475 人下降至 2795 人，機構安置的資源被大幅轉投入寄養家庭，寄養支出 5 年來上漲逾 6400 萬。
然而，社區寄養家庭事實上因少子化、高齡化、低結婚率、高離婚率或雙薪家庭等原因而減少了近 300 戶、受寄養安置的孩子則從 1662 人下降到 1550 人。而同一時間，或因臺灣 5 年來兒少保護意識提高，從各個管道通報而來的案量，卻從 5.4 萬暴增至 7.4 萬。
換言之，通報量大增，機構安置與寄養安置的人數卻持續遞減，孩子是離開機構了，但也沒有進入社區、其原生家庭功能亦無人輔導重建，那麼，孩子究竟都去哪裡了？
衛福部帶頭倒行逆施，罔顧兒童權益
更讓人失笑的是，如今全臺最大型的安置機構，便是衛福部自辦的北中南兒童之家，收容人數高達 136 至 147 人。如前所述，愈小型的安置機構，每個孩子的安置照顧成本越高，而安置盟如今所有民間機構在去機構化方針下，皆為小型或中型。
衛福部放任經營困難的機構陸續倒閉、拒絕予以輔導轉型，本意雖出於去機構化，自己卻帶頭經營超過百人之大型機構，甚至評鑑還能連年優等。
臺大社工系教授陳毓文直言：「衛福部 3 個兒童之家歷年評鑑都是優等，卻有上百床位，這代表大家都要收上百床才會得優等是嗎？而且兒童之家自己也開放捐款，我們竟然連公辦公營的兒童之家都可以對外募款，那私立民營機構可以募款為什麼能成為政府卸責的藉口？」
陳毓文指出，如今大家都在說沒錢，說資源都被放到長照去了，然而「小孩是未來最重要的資本，沒有小孩，長照負擔只會更重」，且臺灣受安置的孩子其實並不多，這些家庭失功能的孩子根本沒有吃掉多少國家資源，但民間機構負擔卻異常沉重。
「別說人權了，照顧孩子只是國家的基本道義！」陳毓文指出，公部門用「民間可募款」來合理化政府的超低價委託，明顯是對兒少的歧視。政府應擔起自身責任，讓需要不同資源的孩子分級分齡、提高照顧人力比與資源。
三、學校依法不得拒收，卻千方百計趕走小孩
陳毓文也強調，在安置機構資源長年不足之下，許多地方政府在轄區內找不到機構可安置，許多孩子因此只能跨學區就學，甚至不斷轉換機構。不僅學生需要反覆適應新環境，造成身心不穩，也讓許多在地機構與社區學校長年劍拔弩張，反覆交惡。
學校輔導資源不足，又經常無力抗衡地方家長勢力，僅管依法不得拒收學生，日前雲林長愛育幼院亞斯伯格孩子遭拒收、孩子被家長會公開霸凌的憾事依然不斷重演。長愛家園育幼院院長吳文輝指出，受排擠的亞斯孩子僅管已由臺大精神科認定不需醫療介入，到最後依然無處可去，竟然只能住進醫院的精神病房。
吳文輝強調，家長會為學校提供資金，儼然變成教育單位的「另一個老闆」，教育部應明定家長會僅能參與但不能干預，不得縱容學校拒收學生。陳毓文也指出，機構與學校長年在同一個學區內求存，學校顯然對特殊教育與輔導資源有長期需求，教育部應盤點編列足夠的資源，讓學校不再以各種方式為難家庭失功能的弱勢孩子。
安置盟強烈要求每個孩子都能在學區內就讀，完成 12 年國民義務教育，並且由中央明定要求各縣市政府在安置前，就由政府單位的主責社工完成孩子與學校的銜接，而非將孩子的受教育權扔給各機構自行去跟學校協商。
四、身心障礙孩子無處去
據統計，臺灣每年包括機構與寄養的受安置孩子中，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如發展遲緩、需要特殊資源的孩子，約占整體安置人數 10%，亦即其中能領到身心障礙手冊認定的孩子僅占一成。
然而安置盟自行調查民間機構的安置「常態」，卻顯示各民間機構收容照顧的孩子中，包括情緒障礙、智能邊緣、ADHD 等需要特殊資源、卻可能無法拿到身心障礙認定的「難置兒」，比例高達 20%-82%！
「我們很多孩子其實是寄養家庭無力照顧再轉過來的難置兒，也有很多是身心障礙機構進不去的，因為身心障礙機構不收 18 歲以下的障礙孩子！然而我們（機構）的委託費卻長年低於寄養家庭，還得配置專業人力並符合勞基法。」吳小萍說。
吳小萍重申，安置機構樂見孩子回歸家庭與社區，但在社區佈建不足、家庭功能還未能系統性重建之前，大砍安置機構與資源，已嚴重影響兒少權益。
高雄慈德育幼院院長蘇淑慧指出，如今面臨少子化與 CRC 之下的機構減收方針，各機構面臨的不再是收容人數不足，而是特殊教育與照顧資源匱乏。政府應盡快思考，機構多出來的床位是否能改成身心障礙兒少照顧專區，或在現有的身心障機構中增設兒少專區？
政府回應令人失望，同樣的問題每年重現
針對以上種種，司法院與教育部學務校安組（學安組）的現場回應，皆強調法院委託費用可視個案調整、有補捐助辦法可提供機構申請，以及各縣市教育局處皆設有安置輔導委員會，表示會充實輔導人力、積極協助、研議分級分類方案、導入外界資源等。從頭到尾沒有任何確定且具體的調整時程與承諾，對於整整 2 小時實務現場的討論也未有正面回應。
吳玉琴最後為整個公聽會定調，聲明兒少安置如今既然只能來自政府，機構不准自收，契約即該明確定義為行政委託，中央必須負有指導角色，要求在今年 12 月 31 日前邀集各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回應民間困境，並研擬行政委託範本供各縣市參查，釐清代行監護權爭議。
吳玉琴同時要求衛福部在 6 個月內參考成人監護實務的實施現況，將代行親權的授權範圍與同意事項、通報流程等進行操作性定義，編製成操作手冊。她亦重申，減少機構安置依然是正確的方向，但孩子究竟該如何往家庭和社區走？機構要如何轉型？這才是需要討論的，例如是否應鼓勵團體家屋這種更小型化的安置模式，不該用收容人數來控管經費等，政策邏輯皆需更清楚的方向調整。
實踐大學社工系教授彭淑華最後表示，替代性照顧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中央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在規畫、研擬、前瞻性思維中更具主導性。地方政府委託單位的主責社工更應參與跨網絡合作的團隊處遇（輔導計畫）決策，並且讓孩子在安置結束後，能順利銜接自立生活或家庭功支持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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