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淵智/我的聽障求學路:痛苦的分組、開不了口的需求、高畢業門檻

編按:多多益善期許自己成為經驗者的擴大機,希望能撐出友善包容、令人安心的空間,陪伴脆弱經驗主體用適切的方式發聲。

本文由即將從臺灣大學畢業的聽障生林淵智所寫,道出他在校園求學 5 年來,所遭遇的真實處境與困難,還有沒被看見的隱形需求。他期待,這樣的發聲,能讓未來和他一樣的聽障孩子,不再受困與受苦。

作者按:有鑑於我今年 6 月就要階段性的結束大學生涯,轉換成準備考研究所的考生,所以我決定在離開學校前,寫一點對過去 5 年大學生生活的回饋。

其實,我最初沒有打算要寫這些,但前幾日,我和與我相同的聽障朋友吃飯聊天時,抱怨了許多,才發現過往幾年我碰上的困難,並不只是為我所有。因此,我決定為了與我們有同樣情形的學弟妹好好寫一下我們的困境,作為經驗,也作為警告。

身處社群浪潮和資訊爆炸的當代,或許這篇文很快就會沉入資訊/新聞汪洋中。但我還是期望透過這篇文,讓部分有力量做些事情的人知道,該如何幫助像我們這樣的人。

撰文/林淵智 臺灣大學心理系學生

我是淵智,自我有記憶以來,我就是極重度聽覺障礙,有幸於 4 歲時右耳開刀,配戴了人工電子耳後,仍可以透過它聽見聲音。

我目前雙主修臺大心理系與社會系,即將以修畢 2 個系,完成 210 學分的身分離開學校。會特別說出學分數,是因為我想講講在修習這麼多學校課程的過程中,我所遇見的困難,以及沒被看見的隱形需求

首先,雖然我在大二時因興趣雙主修至社會系,也在這幾年來憑著熱忱,讀了許多社會學和其衍生知識領域的書籍,但我必須承認的一件事情是,我非常討厭社會系的課

我想先聲明,我討厭社會系的課,並非因為老師或是同學的緣故,而在於上課方式:或許是憑著多元文化和腦力溝通、激盪為上的人文思維,社會系幾乎 95% 的課都會要求學生上課時討論、學期間分組報告;

我大三、大四 2 年所修習的「社會學理論」、「社會學研究方法」,更要求學生以組別的形式,和組員共同面對長達 10 幾週的文本,甚至是進行田野工作。

身為一個聽障學生,大多數時候,我尚可接收老師單向的授課,甚至進行筆記記錄和資訊的歸類,但當必須進入組別討論時,我往往跟不上討論滾動與前進的速度。當組員們分工和討論應答時,我只能唯唯以應,甚至私下偷問其他組員剛剛討論的進度,遑論當一個空間充斥著數組同學同時在討論時。

示意圖/鵬智 Bird 賴 Lai @ flickr, CC BY-NC-ND 2.0

輔具的作用,是幫助我們聽見聲音,但並不代表我們聽見聲音的模式和一般人相同。我們無法以遠近分辨聲音,因此所有聲音是同時發生在我們腦袋中的,我們實在無法敏銳的辨別不同聲音的差異,遑論思考這些聲音所要描述的種種論述。

當我好不容易辨識出來後,組員間的討論都已經不知道走向何處了。更讓我們難過的事情是,不同於其他障礙,我們外表看來四肢健全,也沒有明顯的舉措困難。

因此,雖然我認識的人們多半皆能體諒「聽力不好」這件事,也能在我們反映「沒聽到」時懷抱善意,但在很多時候,他們其實並不能理解,我們的困難是以怎樣的方式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正因如此,我不只一次聽見同組成員後來變熟、可以直白對話的人,他們聊天時說到,覺得我雖然聰明,但在許多方面實在不太用心。

我最初以為是因為我心智遲慢、消極怠工,深自檢討了很久很久。直到我跟同為聽障的朋友聊到這些事,他跟我說,他也有著類似的問題。只是他應對的方式不同於我,他選擇盡量修習不用分組報告的課程。他大二本來想要雙主修社會系的宏願,也在上「社會學甲」遇到諸如此類的困難,而宣告中斷。

至於我,在這幾年跌跌撞撞的團體生活裡,我學到的策略無非 2 種。一者是只做好不會被組員抱怨的最低要求,其他多餘的部分只能聽天由命;另一者是從一開始就站出來主導到尾。

前者算不上是「搭便車」(free-rider),但也讓我充斥著龐大的愧疚感;後者可能聽起來理想,但會變成,整個團體報告幾乎形同我的個人報告。無論是哪種策略,都讓我心理、生理無比疲憊。我常常和我朋友說,我對社會學的學術熱忱不是消殞在未來,而是消殞在我汲取這些知識的當下,我實在是想不出來這些教學過程的分組,對我的幫助在哪裡。

當然,這並不是在否定分組可能達成的成效,只是我想說的事情是,我覺得用同樣的標準,看待聽障學生在分組時的成果並不盡公平。

臺大校園一隅。圖/by Yu Chen Lin on Unsplash

畢業門檻不符需求、輔具需求難以開口,徒增傷心與痛苦

談及不公平,我還想說的另一個點是語言問題,也就是英文畢業門檻。

在現行學校體制下,臺大學生需要修習大一英文、進階英文 2 堂課,或是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才有辦法畢業。但上中文課都如此艱難了,對我來說,外文課程更是問題叢生。

我從國中以來的英聽分數,基本上都是全班倒數,頂多只能搆到及格邊緣。上了大學以後,這類問題更加困難。5 年來,我曾修習研究所的課程,加上心理系的課本身英文閱讀的量頗為龐大,我仍舊一一撐過去了,但我卻連基本的大一英文聽力對話都無法處理。

即使這 5 年來,我透過許多方式訓練自己,我用英文字幕看了許多電影、英美劇,有時甚至不用字幕也能觀賞;也曾去過紐約,在那邊試圖和當地人對話來訓練口語。但在同屆,甚至是大學我認識的其他朋友們之中,我的英文口語、聽力仍舊差勁無比。

我考了 3 次英檢,閱讀的部分幾乎都能考到 100 分以上的分數(滿分為 120 分),前 2 次仍因為聽力分數不足 72 分(滿分為 120 分)而沒通過(通過標準為:閱讀、聽力測驗成績總和達 160 分,且其中任一項成績不低於 72 分)。直到第 3 次,我因為畢業在即,才終於決定以免考聽力的方式,成功通過了考試。

針對這種情形,學校卻仍要求我們和一般學生一樣通過語言門檻。如果我們都要去國外念書,出於語言和溝通需求而必須達成這樣的門檻,那我無話可說;

但當我們未來未必需要運用到此一語言,卻因為這樣而無法畢業時,我就不禁想質疑,到底語言門檻的意義何在?對聽障學生而言,這種門檻的設置更只是平添我們所要面對的困難而已。

英文能力測驗現場。示意圖/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LTTC 官網

另外一點是「輔具」。大家應當對教育部如何幫助聽障學生沒什麼概念,因此我想先補充一下,從我高中時,教育部就透過學校輔導機關,替每個學生配備了一臺「遠距麥克風聽覺輔具」,其中包含了老師身上配戴的發射器,與學生輔具上的接收器,我們暱稱為「FM」。

它的功用就如同廣播電臺和耳機的關係,老師配戴發射器講話的同時,我們的輔具就會清楚的接收這些聲音。(參考:凜夏/我的助聽器、電子耳,與那些努力練習才聽到的掌聲

這臺機器很理想,但在現實中也有它的缺點:它的接收不穩定機體攜帶不便;遑論除了物理限制以外的缺點,例如,不是所有聽障小孩都願意每堂課 ── 尤其在可能有幾百人的大課面前 ── 眾目睽睽的請老師配戴。

我便曾遇過老師接過機器之後,覺得直接掛在脖子上不好看,就只是放在桌面上,講課時卻在講臺 2 端走來走去。輔具的存在形同虛設,自此我就再也沒請那位老師佩戴過。

當我和別人說這件事時,也不乏聽聞「舉手或下課去請老師戴又不會怎樣」的想法。我覺得奇怪的是,不造成別人麻煩,和盡量隱藏起自己的缺陷,是所有人多多少少都內建的思維;

但為何當這樣的問題落在身心障礙者和他們的隱形需求上時,所有人都會期望他們站出來大聲說:「我需要這樣的幫助」呢?

當然,我可以理解我們未來在社會中,可能也會面對同樣的問題,也需要去學習應對、克服。但讓我和一干聽障朋友難過的事是,尚處在啟蒙的大學時期時,我們視之為救贖的教育體制,就創造了這些這些處境,讓我們自己去面對,卻對於我們可能面對的更細微、更深刻的痛苦與內閉毫無所覺

FM 調頻系統,右下角為機器配置的音源線。圖/婦聯聽覺健康社會福利基金會

我記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在大二下修習某堂社會學的課程時(恕我不想提供課程和老師名字。我個人上課的經驗不好,但我依然十分肯定那位老師的教學厚度與紮實程度),我曾和老師說了,我覺得我的團體溝通很差,希望能以個人報告的方式取代團體報告。

老師卻對我說:「每個人之後出社會都要面對團體溝通的問題,你如果覺得很差就要訓練一下啊。」那時的我只是剛開始認識到我的問題,還沒自覺到能如何就我處境進行反駁,只好妥協。但那次對話後的半個學期,覺得受挫而氣沮的我只去上了 1、2 次課,最後也是毫不意外地被當掉了。

我再認真的說一次,我並不怪那個老師。但當時間拉回現在,我卻感到極度痛苦,而我自己也很清楚,這不是因為我覺得社會系或是其他課程對我們的不公平,也是因為我在一個強調實質平等、強調反省的科系中有了長足的成長,卻不知道該如何將這些經驗轉換成實質的改變,而只是恍恍惚惚的這樣過了這些年。

此刻發聲:希望我之後的聽障孩子,不再受困聽覺的隱形囚牢

最後,我想說一些比較私人的面向。我在聽障小孩裡面,PR 值(百分等級)應該算是 95 以上了(排名前 5%),一路從第一志願高中讀上來,會寫作、會讀書,也得過幾個獎,溝通互動無礙得近乎是「正常人」。

我不只一次聽見我認識的許多人驚訝過,覺得我在聽障小孩裡面已經算是極為突出的孩子。我確實有障礙、有缺陷,但也有著豐富資源。我常因此自我懷疑,不知道我這一生究竟是不幸,還是極度幸運的。

因為如此,我其實不太喜歡談論我的障礙,不只是出於自卑,也是出於我覺得我的認同卡在正常人與障礙群體的邊界,說我是身心障礙者好了,偏偏我在很多方面過得和正常人無異,我可以聊天、可以學習,甚至於經營人際和談戀愛;可說我是正常人,偏偏我也常在某些時刻,清楚感受到我的障礙帶給我的困難和傷心。

但我現在才驚覺,如果連我都曾遇過這麼多困難的事,而需要備嘗艱辛的度過,那那些可能比我還急迫、還需要面對這些困境的聽障孩子呢?這也是我為何選擇在我度過這些之後的此刻,選擇坦白這一切的原因

我希望在我之後的聽障孩子,不用在被聽覺所塑造的隱形囚牢所困。

作者幼時的樣子,他表示:「有時我常希望,如果有時光機,我能回到過去,抱抱他,告訴他,他可能會面對的一切困難,並告訴他,他會很辛苦,但這一切都會過去的。」圖/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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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載於作者臉書公開頁面,Right Plus 獲授權轉載。


首圖僅示意/鵬智 Bird 賴 Lai @ flickr,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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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Plus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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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出生,熱愛海洋和貓,喜歡親近友善又創新的朋友,但也支持必須不友善才能往前衝的人、願意理解因為太辛苦而無法友善的人。

每天都想為世界增加一點正能量,但也無懼直視深淵。努力用文字紀錄社會百態,持續在正確、正常與右翼的 Right 之外,尋找 Plus 的思考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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