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PD】社會參與總在高教窄門前斷線，身心障礙考生畢業茫然、開學無助
編按：今年，Right Plus 多多益善（臺灣公民對話協會）和國家人權委員會合作開啟「CRPD 多元社會溝通計畫」，本篇是這個計畫下的策題。
CRPD 是《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目的是為了消除社會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與偏見、提升社會對身心障礙者權利的意識和尊重。
其中，確保障礙者在不受到歧視、平等的機會下接受教育，特別設立了獨立條文（第 24 條）──
包括不得排拒身心障礙者進入教育系統、必須提供障礙學生適宜的學習資源，都明訂其中。因為接受教育，除了是人們積累學業知識的基本權利，也是參與公共生活、學習社會技能的重要起點。
然而，臺灣如今卻有許多「沒有升學的身心障礙特教生」。本篇報導由此談起，爬梳臺灣高教對於障礙學生的門檻、升學轉銜支持的不足，以及學生在校園生活的困境。
?「CRPD 多元社會溝通計畫」共同合作單位：國家人權委員會 x Right Plus 多多益善 x 臺灣公民對話協會
根據教育部統計，110 學年度的身心障礙特教生約 11.2 萬人，較前一學年度增加 3%。其中，高中職特教生占全體高中職學生約 4%（2.4 萬人）；但就讀大專院校的身心障礙學生只占全體大專院校學生的 1%（1.5 萬人）。
沒有升學的身心障礙特教生去哪了？根據新北市政府 2019 年的主計處通報，若單以全臺就讀集中式特教班的高中職學生來看，畢業後有 51% 至 74% 都選擇就業或準備求職，繼續升學的僅占 15.6%。其餘有部分留在家裡由家人照顧，或被送往機構住宿。
無法選擇升學，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升學考試機制本身已是障礙重重。根據政大大學報的報導整理，顯示臺灣身心障礙甄試的各校系開缺名額，既不平均又無法符合應試人數比例，即使學生有心選填志願，大多系所也不願開缺，或會區分障礙類別、排擠特定學生。
此外，所有障別都適用同一份題目，例如沒有空間概念的全盲視障者，卻跟別人一樣需要考圖形和空間應用，然而他們高中時並沒有人教、沒有相應設計的教材，甄試時也沒有合理的調整。
考試無法驗證學習成效，高等教育又常拒絕為身心障礙學生敞開大門，使得能擠身高教窄門的特教生人數陡降。然而，即使真的順利升上大專院校，前方的求學路依然艱險。
「大學 4 年都只吃超商食物」轉銜斷裂，特教孤兒難自立
罹患腦性麻痺的邱曉彣（化名）是重障者，現在就讀北部私立大學四年級，她的認知能力無礙，口語表達流暢，只是手腳無力、動作比較不協調，平時以電動輪椅移動，生理方面如洗澡與上廁所需要他人協助。
高三那年，邱曉彣透過身心障礙甄試考上大學。當 6 月從高中畢業後，距離大學開學還有 3 個月，這段期間她本來應該完成各種「事前準備」。
例如，交通方面，她過去從沒搭過捷運，需要學習怎麼轉車跟換車；行動方面，因為以前高中學校腹地不大，她可以利用跟教育局租借的助行器移動，但換了新環境，她必須改向教育部申請電動輪椅；住宿和校園環境方面，也需要提前確認有沒有無障礙路線及設施。
銜接事務繁雜，但邱曉彣的雙親平常工作忙碌，加上她已非高中生又還不是大學生，落入特教資源的真空階段，一時之間只能自立自強。
慶幸的是，邱曉彣高三遇到的特教巡迴輔導教師黃婉瑜，替她找到各縣市的身心障礙者資源中心，協助申請輪椅、連結各種所需資源。也有社工陪同邱曉彣學搭車，一起到大學校園看環境，確認其他的需求。
邱曉彣說，特教生在這些轉銜的過程，並非都能像她一樣找得到人幫忙。尤其升上大學後，各種協助資源不再像高中時由特教老師替學生主動連結，而需要自己向老師或資源教室爭取。
但許多人在高中階段並沒有被充分告知、不清楚原來可以向外申請各種服務，像是輔具、對上課方式提出調整、為自身權益發聲等。使得特教生剛進大學樣樣都得自己安排時，頓時不知所措。
曾任臺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視障生作文講師 10 年資歷的黃婉瑜，則舉視障學生為例，指出特教生過去可能多由父母接送，上大學後的學區卻可能轉換到離家極遠、完全陌生的環境。因此應該在上大學前要有老師訓練定向行動，透過感官辨識正確的方向，以熟悉交通方式和校園環境。
然而，當國高中時的訓練與外在協助都不足時，學生就算進了大學展開自由的生活，也不敢外出。曾有學生大學 4 年都只吃附近的超商，並且拒絕出門社交，寧願待在看似較安全的網路世界，甚至觸發憂鬱。
黃婉瑜感慨，教育部雖有心讓更多特教生有機會讀大學，卻沒有做好緩衝與轉銜。她也提醒高中職教學現場必須正視這些問題，從高一開始制定個人訓練目標，才不會讓學生升學後措手不及。
在北部一所高中任教 10 年的特教組長楊文凱（化名）也說，他自己在學生考上大學後，常會主動聯繫大學端，彼此確認學生的狀況與需求，有時也會帶學生或家長去校園打照面、認識新環境。但實務上，學生畢業離開學校後，還願意協助轉銜的特教老師並不多。
「進不了課堂，卻被老師要求退選」身障大學生的日常有苦難言
轉眼間，邱曉彣已度過 4 年大學時光，明年即將畢業。對她而言，儘管大學有資源教室能和老師討論種種困擾和需求，校園生活依然充滿挑戰。很多時候即使向學校表達需求，也得不到合適的協助。
第一是校園環境的不友善。邱曉彣曾選修一門課，實際上課才發現地點在階梯教室，且沒有斜坡可用，她因為坐輪椅而無法入座。即便後來向資源教室提出調整需求，但任課老師不願換教室，更要求她「不要選這門課」，最後她只好退選。
並且，宿舍沒有電梯，她無法利用頂樓的曬衣場，只能把衣服晾在房內；社團活動大樓同樣也沒有電梯，她即使想參加學校的活動，卻從環境開始就被排除在外。
再者，邱曉彣因行動不便，需要特教助理員的協助，但助理員可服務的時數往往不足。這項時數是根據學分來分配，這學期有幾個學分就安排幾個小時，且僅能安排在平常日的上課時間。
然而她需要的協助，包括移動、洗澡、上廁所，甚至還有買午餐。由於中午時段學生餐廳人潮蜂擁，她無法坐輪椅和人擠，有時她默默等到後來終於買到飯，下午的課都快遲到了。
此外，她讀的科系常要去校外參訪，也會因為助理員時數不足、超出服務時段等因素，使她很不容易完成報告。
事實上，針對特教助理員，在今年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 2 次國際審查中，許多民間團體已指出制度上的問題。
臺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祕書長吳鴻來就在審查中指出，現行助理員的人力跟時數無法完整支持校園生活，學生連在學校上廁所的時段都受到限制，社團活動、校外教學、畢業典禮時，也可能碰到時數不足、無人服務的窘境。
此外，特教助理員難招聘。除了薪資條件不佳，若要協助行動不便的學生拿便當、抄課堂筆記等，相對較容易找得到人；一旦涉及更私人的服務，例如洗澡或上廁所，甚至複合式的照護問題（如需要拍痰等），就不容易找到人，通常只能直接請家人或親戚來擔任。
心智障礙生：就算進得了大學，也難畢業
中華高等教育暨障礙會（Taiwan Associ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Disability, TAHEAD）理事長、彰師大特教系副教授洪雅惠則觀察到另一現象。在少子化的浪潮下，因為許多大專院校招生不足之後另外「獨立招生」，許多智能障礙學生（包括重度智能障礙學生）透過此獨招管道進到大學。
根據教育部統計，110 學年度就讀大專校院的智能障礙學生有 1291 人，人數雖不如前 3 大類的學習障礙（4852 人）、自閉症（3361 人）、情緒行為障礙（1578 人）多，但和 10 年前相比已增加 687 人，等同翻倍。
洪雅惠指出，這些智能障礙學生進到大學，往往沒有合適的課程，適應和學習都呈現有困難的情況，但許多後段的私立大學、科技大學，卻因為經營狀況岌岌可危，也不得不繼續招生。
臺師大團隊前年（2020）發布一項調查也顯示，2018 和 2019 年，在 48 所大專校院中，僅有 78% 的智能障礙學生能如期畢業（全體大專生的畢業率為 90%），且畢業後的就業率僅占約 47%，和一般大專畢業生差距達 30%。
調查提到，資源教室輔導員雖提供各種服務，如助理人員、學習資源與輔具申請，智能障礙學生的使用率大多只在 2 成以下；生涯轉銜的支持，如提供就業職缺、辦理職場參訪及相關講座方面，使用率約 4 至 5 成。
有教師在調查中指出，智能障礙學生從課業基礎能力、生活自理到人際互動、溝通表達都不佳，老師和輔導員必須花很大的力氣緊盯，輔導的成效也極其有限。
洪雅惠表示：「大學應該要有品質和把關，當智能障礙學生無法理解大學層級的專業課，是否針對智能障礙學生提供適合他們的課程？參考美國開設證書班，培養關於社交技巧、職業教育，以及職場實習等適合智能障礙學生的課程？」
高教窄門進不了，刻板印象難翻轉
高等教育牽涉更進一步的社會與公共事務參與。許多身心障礙學生的升學路停在高教窄門之前，背後出自高中職的教育與訓練、升學考試機制、升學轉銜的疏漏，以及進入高教學府後的支持不足等，重重困難使得每年得以從大學畢業的特教生人數極低。
高等教育的斷線，連帶使得最終能積極參與社會，甚至進一步進入學界、法界、政界、醫界、財經界等專業領域的身心障礙者人數更少，長久下來更難翻轉身心障礙者只能「依賴社會」的刻板印象。實際上，多數身心障礙者的求學路究竟會在哪個階段停下，往往身不由己。
今年的 CRPD 國際審查，國際審查委員已針對身心障礙學生的受教權，提出幾項結論性意見督促臺灣政府落實，包括促進融合教育的責任應從特教轉移至普教、擴大學校特教助理員的服務時數、加強教師對特教生的知能等。
我國《特殊教育法》也即將迎來 10 年來的大動作修法。教育部目前尚未定案修正條文，但表示修法重點會著重在強化融合教育、提升特教生的支持、精進特教師資與課程，並落實學生的表意權等面向。我國身心障礙生的高等教育機會能否獲得改善，仍待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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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取自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