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昀／得先是個好病人，才能換得好對待
編按：Right Plus 多多益善期許自己的存在能有３種意義：堅守媒體價值、累積產業知識、擴大經驗者的聲音。其中，經驗者的聲音幾乎是最具挑戰的。
那些平時被定義為「弱勢」的經驗者或倖存者，在各種邊緣甚至受壓迫的場域中，早已習慣了安靜退縮，即使勇敢開口，也難以翻越眾聲嘈雜。而對多多來說，則近乎一種類社工的陪伴，比一般作者更需要理解、需要接近，必要時甚至毀棄重生，讓書寫一次次歸零。
這次由精神失序者李昀開啟的【遺失名字的人】，從瘋狂者的角度梳理自己與生命交手的過程。我們祈願文字的力量能在這裡一次次拉近彼此、成為包容歧異的起點。
成為精神病人有幾個時間點，如本專欄開篇文章〈受苦的四序〉所說，一開始一定是人在社會中受苦，所以人第一時間點是凝視受苦。這個凝視有時候是非常自戀的，緊緊抱著自己的委屈而不見他人；但另一面又是羞恥的，所以本質上無法與別人分享。
第２個時間點是被體系輾壓，或是一些契機所導致，人稍微放下自身痛苦，看到了他人。這個「看到」是憂鬱的，因為首先發現的，是他人不可能完全理解自己，包含那緊抱多年的痛苦；其次是，其他人並不見得認為你在意的事那麼重要。
於是看淡自己，看透社會的本質是絕望，回觀自己的生命，感到一些蕭索與認命，這是第３個時間點。此時，人可以從零開始，但「零」其實是無限的，沒有方向沒有目標，僅看到過去時間的流失，感覺自己空白了一段，而難以追回。
這３個時間點講的是和社會的關係，精神病人面對種種社會排除，已然是「社會性死亡」的狀態，失去了在社會的位置與關係，當自己再回來厭棄自己的社會時，需重新服膺在社會中「累積」的邏輯，卻發現自己過去的時間裡毫無累積。
累積履歷、累積成就或是資本，作為一個現代社會中的人，無非就是以結婚生子、成就、財富等當作衡量標準，來參看一個人的價值。即便這些並不適合自身，但「回到社會」就是和這些不合理妥協的過程。
要回來社會，絕對會歷經坎坷，但是過去因「不穩定」所面對的流離失所之痛與關係流失，是更加坎坷的，所以最後才會選擇回來與社會妥協。
而人為何需要回返社會？無非就是想往「回不去的過去」已經沒有可能，但活在外溢、脫軌之下，且與其他活在社會中的人們斷裂，這個狀態實在太難受，所以選擇了新的位置回返。
這個回返的位置叫做「康復者」。
我會說，是一個「典型精神病患」的人生。（來源自書籍《卡塔莉娜》中，針對「被精神病者」的社會處境描述)
我瘋到最後，什麼都沒有了。
家人厭惡、朋友害怕、職場封殺，種種社會造成的痛苦，即便我多麼想說清，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到最後為了生活，我還是選擇簡化一切的吞下藥物。因為我需要穩定，社會才會接納我啊。
但也因此，我的生活逐漸好轉。修復關係並開始累積資歷，在醫療服務的過程中也順遂許多。人好好求醫、好好治病，遵循社會規範，於是可以被周遭人所接納。這其實是社會認為理所當然的法則，只是實踐起來就需失去一些自己。
我不在乎過去所理解的信念，或是被指稱為妄念的真實，並不斷以懷疑自己感官為前題，每天監測自己的情緒起伏。我被說是有病識感、合作且康復中的病人。
我得先是個「好病人」，才能被好好對待嗎？
我記得，過去每次住院，我都鬧得病院沸沸揚揚，必定是找東西自殘見血，然後被綁入單獨禁閉的「保護室」打針。但後來，我連亂的力氣都沒有了。
我在病房安安靜靜的希望過著平淡的生活，病房因此不用防禦的態度對我，開始和我好好談話，我們能夠合力解決生活的問題。在這個時候，我才真正覺得醫療是有幫助的。
社會終於賦予我的過去關於失序的意義，重新提供許多過去我所缺乏的機會與條件，包括友善的對待與經濟上的補助，使我的生活變得輕鬆了。
也就是說，我必須先是一個「好病人」，才有機會被好好對待。我若不夠「好」就不可能體會到好的對待，進而不知道如何還有其他選擇。
這有點弔詭。原本，人需要先有好的對待經驗，才會理解穩定與安適的感覺，進而願意選擇交換某些條件但維持穩定。然而社會往往先期待人付出，才給出安穩的可能性。
有人說，與社會妥協並可以衡量自身位置，是一種視野的拓展與成長，這我不否認。但其實，我可以選擇的僅有回到社會，成為一個「有殘缺的人」，或是「瘋狂到一無所有」２種，這選擇實在是太少。
人在瘋的時候被忘記是個人，而輕易的被約束、隔離與侵入性治療。逐漸的，人也忘記自己是個人，值得想像更好的對待與生活，變得卑微與懦弱。
我時常對於這樣的現況感到辛酸，一點點生活的施捨已經如此稀少，卻又能讓人非常快樂。
但沒錯，我確實感受不到自己了。即便知道犧牲尊嚴並服從社會才使我有可能被愛，但我不會對自己感到辛酸。社會化的過程，就是要漸漸忘記如何感受自己，做出得宜的舉動，而非真實所想。
我過得很好，對，除此之外我似乎無話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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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by 小 黃間 on flickr @ CC BY-NC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