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精神科病房成為孤島（上）：住院病人的雙重隔離，讓病情雪上加霜
撰文／王修梧 臺灣失序者聯盟發起人代表
大疫期間全民數位化，線上應用程式與行動裝置的使用越來越盛行，以此努力維繫人與人的日常。然而最需要網絡支持的精神病人，卻在這一波數位化中成了漏網之魚，精神科病房更因此成為孤島。
2020 年 2 月 29 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布臺灣首例院內群聚事件。此前，雖然指揮中心升為一級開設，仍在限制下允許訪客出入醫院。
然而新竹、臺中、臺南等各地方政府為避免群聚重演，在 3 月間，紛紛要求縣市管轄內醫療院所一律禁止訪視。疾管署則在 4 月跟進，先是發函確認現階段「原則上暫停實地探訪」，繼而訂立通則化的管理規則，依疫情等級劃立 4 種相應的探病方式。
其中，為了兼顧院方人流管控與病患的（親友）人際需求，特別要求「暫停實地探訪期間」，「院方應宣導及協助家屬採取視訊或電話探視方式」做為配套措施。
為強化訪客管制，疾管署不僅針對醫療機構訂立規則，也製作了幾部宣導短片，希望民眾以「視訊」替代「實體」探病。在上段影片中，雖然羅列了不同視訊載體，但民眾最常使用的仍是智慧型手機，在另一部宣導民眾使用視訊探病的短片中，新光醫院侯勝茂醫師更直接表示「多利用手機通訊軟體，開啟網路視訊功能，透過影像傳遞你對親友的問候」。
如今，智慧手機持有率甚高，人們確實已普遍習慣遠距互動，根據統計，臺灣民眾最常用的網路服務包括即時通訊（95.6%）、社群軟體（80.6%）與電子郵件（70.7%），大家使用遠距互動的方式不再只以一對一的語音（打電話）或影音（視訊通話）為滿足。
然而，上述種種選擇，都無法適用於精神科急慢性病房。
疫情期間，精神科病房的雙重隔離
長期以來，大多數醫療機構均禁止病患及訪客攜帶智慧型手機進入精神科病房。譬如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便以「維護病房設備及病友隱私」為由，在急性病房的「入院探病須知」中嚴禁住民使用「照相、上網、錄影及錄音等功能」的智慧型手機等 3C 產品。
跟其他一般病房相比，住進精神科病房的人，就算一開始是自願住院，什麼時候能出院卻往往不能自己選擇，取決於醫生對於病情的判斷。
以急性病房為例，一般來說，2 個禮拜（14 天）被認為是觀察病患調藥後反應的最小時間單位，但實際待在病房的時間通常會更久，根據 2020 年衛福部統計，入住精神科急性病房的人，每次住院日數高達 39 天。
如此一來，在暫停實體探病期間，精神病房住院者不但被長時間限制人身自由，還被禁止面訪、禁帶手機，等於突然間進入雙重隔離的狀態。
就此問題，我曾在去年（2020 年）4 月 4 日寄出 2 封電子郵件，一封詢問臺大醫院能否放寬禁帶限令，2 天後，精神醫學部管理師回信表示，他與病房總醫師確認過後，「考量到病人隱私和靜養」，禁用政策不變。
另一封則寄給衛福部心口司，提問在普遍禁用 3C 的精神科病房內如何進行視訊探視，並建議心口司與各醫療院所溝通，放寬禁用規定。
心口司在 4 月 13 日的回函中，雖表示「精神病人有其脆弱性，除就醫、服藥外，另支持系統可穩定其身心狀況」，但面對阻隔支持系統的種種隔離措施，卻無任何具體答覆。
人際聯繫限制重重，傷害關係與隱私
臺灣精神科病房普遍都設有卡式公共電話，但這遠遠無法滿足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即時通訊、社群軟體、視訊通話及電郵往返等遠距互動需求，且所需費用需自行負擔，如果撥打的是行動電話，費率為每 10 秒 1 元，形成自由通訊上的經濟阻礙。
「他們會說，你可以打公共電話啊⋯⋯但公共電話卡真的很貴，你沒有那個錢，沒有資源，壓力真的很大，電話卡（的金額）在那邊一直掉一直掉，你會真的沒心情再多講 2 句⋯⋯」
「而且（公共電話）就在走廊，後面有人排隊，你會覺得很焦慮，還要顧慮旁邊的人可能都聽得到。然後可能輪到你的時候，打給對方可能沒接，你就要重新排隊⋯⋯」
與我共同籌組失序者聯盟的夥伴天天曾經在 Line 上這樣跟我說，這段話很生動的呈現經濟壓力對人際溝通的影響，並且點出了隱私問題。
在世界另一端，同時是精神護理人員，也是失序者的皮特森（Ashley L. Peterson），記錄了某次在溫哥華的住院經歷。由於是強制醫療，皮特森既無法決定何時離去，加上病房必須奉行「手機零容忍」政策，她表示，當時感受到的人際隔離與孤立，遠較住院前深。
不僅如此，必須在公共區域使用電話更剝奪了所剩無幾的隱私。她記得有一次，想打給自己的社區精神治療師，卻進到語音信箱，已瀕崩潰邊緣的皮特森終於忍不住對著話筒大吼：「我他媽困在這鬼地方，只因為他們想把我留在這！」皮特森回望這段往事時，戲謔的寫道，講這些話「最好還是私下進行比較好」。
回到臺灣，不只住民擔心聯繫不上院外的親友，親友也有同樣擔憂。在國軍高雄總醫院的「民意論壇」，有一篇題為「精神科病管制」的留言，留言者王先生表示希望「開放病人有使用手機的時間，讓他們可以和家屬聯繫」。
一來，對病人而言，撥打手機聯繫親友可能形成經濟壓力，「如果有事情要傳達，就要花很多錢」，家屬立場則認為「我們有事情要和病人說還不知道要怎麼打電話找人，實在很無言！！」
對此，院方怎麼回應呢？如同臺大醫院的回覆，「隱私」再次被做為禁用理由。
雖然《精神衛生法》（第 25 條第 1 項）已規範精神科「住院病人應享有個人隱私、自由通訊及會客之權利」，但在現實生活中，設有病床的精神衛生相關機構（精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之家、綜合及專科醫院），常常援引同法第 24 條第 1 項「未經病人同意者，不得對病人錄音、錄影或攝影」規定，限制住院者及訪客攜帶具有影音錄製功能的智慧型手機等 3C 產品。
然而，此項立法的源起，最初其實是為了防堵心理健康「工作者」侵犯病患隱私。1985 年，一名衛生署評鑑人員在考察三重養和醫院 （私立精神醫院）時所拍攝的照片（包括許多病患生活照），被刊在報章上，引起醫學一陣譁然與抨擊。
這個事件，進一步促使《精神醫療法》（《精神衛生法》前身）起草者明文規範「病人有拒絕被錄影、錄音及攝影的權利」。原本立意保護病人不受心理健康工作者侵犯的法規，如今卻被用來禁箍住院者的通訊自由。
究竟第 25 條和第 24 條在落實上存在必然的衝突嗎？攜帶智慧型手機等 3C 產品入院，必然導致其他病人被偷拍或錄影錄音嗎？
取鑑他國經驗，或許有助我們回應上述問題。（接下篇）
接下篇：別讓精神科病房成為孤島（下）：借鑑他山之石，將電子產品使用權還給住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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