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礙同儕支持服務,誰才有資格做?切勿從上到下急躁移植、專業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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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郝天行 台灣失序者聯盟共同發起人

在 11/26 日立法院質詢中,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提出衛福部不應將(精神障礙者的)「同儕支持」字眼從「110 年度精神衛生機構團體獎勵計畫」項目中刪除,即使保留,也不應與 109 年計畫一般,把進行同儕支持服務拿來作為特定專業身分或學歷資格者的獎勵。而衛福部心口司長諶立中則回應道,同儕支持概念定義還需要「再研議」。

拿掉專業身分或學歷資格框架,是必要的。但在這場質詢裡所觸碰到的問題是:「誰有資格做同儕支持服務?同儕支持的意涵要如何研議?」若欲回應之,則不該由官員與專業人士由上到下研訂「同儕支持應該是什麼」、「同儕支持資格如何建置」,而需先對在地草根實踐有更審慎的探索,才能對這些疑問有所理解。

我們應重新這樣提問:在社區中,已經有哪些精神障礙者/心理健康服務使用者/失序者「自願」組成彼此支持的社群?他們做些什麼,讓彼此的生活過得更好?從他們的實踐裡面,浮現出什麼樣的同儕支持方法、原則或精神?

這些社群不見得有立案,也不見得所有成員都持有重大傷病卡或身心障礙證明,但他們都在失序受苦中,彼此探索怎麼發展不同的生活方式。

同儕支持:精神失序主體的集結 & 抵抗權力不對等

精神失序者並非扁平一塊,而有性別、階級、種族等各種文化差異,對自身的疾病或失序經驗認同很不一樣,產生的同儕支持型態自然也不同。但不論如何,同儕支持至少有一個特色:它來自日常生活失序者彼此長期的連結,有社群凝聚的精神,不宜用「專業-個案」的服務關係來想像。

Photo by Helena Lopes on Unsplash

在西方,「同儕支持」概念於公共視野中興起,來自在 1970 年代去機構化後,社區卻未有相應的配套措施,於是精神失序者們集結起來,接軌當時的公民運動浪潮,形成大規模消費者/倖存者/前病人運動(Consumer/Suvivor/Ex-patient 運動,簡稱 C/S/X 運動),並在這場運動中摸索方法、實踐同儕支持,以形成社群、解放精神病人所遭受的壓迫。

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於 1977 年設立了社區支持計畫(Community support program, CSP),舉辦一系列研討會,並邀請前病人運動發言人參與研習,包含 1978 年寫出美國 C/S/X 運動重要著作《靠我們自己》(On Our Own)的茱蒂‧錢伯林(Judi Chamberlin)。

錢伯林(1990)提到,CSP 原先希望在社區中建置資源,卻延續許多機構化最糟糕的特點,像是貼標籤、強迫下藥與家父長控制,幸而會議上的前病人運動者們促使 CSP 認可了「資助由病人自己運作的計畫,做為一種社區支持」的重要性。後來,CSP 也成為協助「消費者運動路線」(註)病人團體發展同儕支持、運作與實驗多元服務的重要資源。

註:消費者運動路線
麥克萊恩(Athena Helen McLean)2000 年發表的研究指出,美國脈絡的精神失序者社會運動,於 80 年代裂解為兩大路線:「倖存者」運動路線與「消費者」運動路線。基本上,前者較為基進,「倖存者」路線運動者為了避免遭到收編,故與國家、專業人士較保持距離,並且認為「消費者」路線在「強制就醫」等爭議性議題上,態度過於溫和。

「消費者」運動路線則站在「服務使用者/消費者」立場,願意和國家、專家合作發展更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社區服務形式,CSP 自然更傾向給予消費者路線團體補助。唯需注意,這兩條路線並非絕對互斥,此簡述僅便於我們粗略描繪美國 C/S/X 運動的大致輪廓。

同儕支持的萌生具有政治意義,如同米德與麥尼爾(Mead & MacNeil)在 2006 年所述,同儕支持是從公民/人權運動長出來的,由病人組成社群、互相支持與培力,因而能夠討論各種負面醫療經驗所帶來的痛苦,如:各種強制性的醫療、過度用藥、權益受損,以及個人生命故事被過度用醫療化眼光看待。

同儕支持除了以日常生活為基礎,透過長期連結凝聚社群,也需要帶有「抵抗權力不對等」的精神,能夠讓精神失序者跟自己的夥伴連結,彼此培力,以和政府與專業人士協商、對社會發聲。

從上到下急躁移植新興計畫、專業主導,易遺失初衷

然而,當同儕支持服務僵化後,卻可能失落上述精神。2010 年代,「同儕支持」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呼籲的「全球化心理健康復元模式」,各國大量增設「同儕支持員」(peer supporter)相關職位,像是「同儕專員」(peer specialist)、「同儕職員」(peer staff)等。

表面上,這看似是「同儕支持」的勝利,可是同儕支持「服務」不一定由失序者自身主導,同儕工作者很可能還是在從事傳統的「個案管理」工作,甚至被要求績效,卻與專業的個案管理員同工不同酬。

從上到下平行移植的同儕支持,也讓同儕支持僅僅成為一種工作,缺乏與夥伴日常自然連結的社群精神,以致同儕支持員難以說明自身經驗的獨特之處,也易向專業人士的論述靠攏,或照專業人士的指令行事,難以真誠自在地與同儕對話。

在許多沒有大規模精神失序者社運歷史的國家,容易浮現上述同儕支持服務執行歷程中產生的問題,肇因於同儕支持的在地草根經驗尚未被探索,病人又缺乏集體發聲的能量與管道,於是「同儕支持」被急躁移植為「新興服務」後,其日常的社群連結精神被遺忘、過度由專業主導。這都是從上到下建置同儕支持服務時,需慎重反思的問題。

發展服務前,應先看見同儕社群經驗、與在地實踐者對話

在談同儕支持應該怎麼做、誰有資格做之前,應鼓勵在地多元的同儕社群經驗被好好看見、培力在地精神障礙者/心理健康服務使用者/失序者說出自己需求。

國家應投入資源,培力實驗性的、以同儕為中心的社群凝聚實驗方案;鼓勵精神障礙者/心理健康服務使用者/失序者不一定要與專業合作(視個人需求而定),亦可用創作、書寫、研究計畫等方式,記錄自己與其他同儕互動的方法,讓不同的草根實驗社群能探索與記錄多元的樣貌。

或者,也可以透過舉辦同儕支持研討會等形式,邀請各方精神障礙者/心理健康服務使用者/失序者討論大家想像的同儕支持,需要什麼條件來運作。獎勵方案不宜限定專業、學歷與法定的障礙資格,但可要求出具如長期同儕支持服務使用經驗或同儕社群組織經驗等證明,來給予補助。

多探索失序者的草根同儕支持社群實踐,是比從上到下「研議」同儕支持意義,更具建設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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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婉諭專欄/臺灣的社區精神照護出了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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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Chamberlin, J. (1990) The Ex-Patients’ Movement: Where We’ve Been and Where We’re Going. The Journal of Mind and Behavior, 11, 323-336.
2. Kemp, V., & Henderson, A. R. (2012). Challenges faced by mental health peer support workers: peer support from the peer supporter’s point of view. Psychiatr Rehabil J, 35(4), 337-340.
3. McLean, A. H., (2000). From Ex-Patient Alternatives to Consumer Options: Consequences of Consumerism for Psychiatric Consumers and the Ex-Patient mov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30(4), 821-847.
4. Mead, S. & MacNeil, C. (2006). Peer Support: What Makes It Uniq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habilitation, 10(2), p. 29-37.
5. Stratford, A. C., Halpin, M., Phillips, K., Skerritt, F., Beales, A., Cheng, V., Hammond, M., O’Hagan, M., Loreto, C., Tiengtom, K., Kobe, B., Harrington, S., Fisher, D., & Davidson, L., (2017). The Growth of Peer Support: An International Charter. J Ment Health, early online, 1-6.
6. Ostrow, L., & Adams, N. (2012). Recovery in the USA: From politics to peer suppor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iatry, 24(1), 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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