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精選/環境訴訟亟需專屬評估系統、女性賦權從視力保健開始、員工可以當志工嗎、秒懂虛擬貨幣利弊和 4 大 AI 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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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Right Plus 每月從全球極具規模或長久深耕公益、發展、社會創新的國際媒體如 Alliance magazine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SSIR)Devex InternationalCharity Digital NewsNonprofit Tech for Good 等,精選幾篇推薦閱讀,主題包括行銷募款、公益創新、社群經營、發展工作、重要報告、重大國際時事、科技與數位時代等。

我們精選出對絕大部分公民團體都有用、有趣的新知或討論,以「推薦」為目的,僅摘錄或點出其中的可看性而不做全文翻譯。不僅可以讓關心公益的讀者了解國際趨勢、自行選擇偏好閱讀,還可以拿來看公益練英文!(覺得痛苦的讀者,可以下載網頁直接翻譯小幫手喔!)

1. 環境訴訟該怎麼看?學者呼籲發展環境訴訟案專屬的評估系統

精選原文:Assessing the impact of climate litigation

隨著全球的環境訴訟案例逐年暴增,從 2017 年的 884 件,到了 2020 年增加為 1550 件,成長了幾乎 3 倍,顯示環境議題不只越來越受大眾重視,環境的變化也已經明顯到無法忽略,甚至實際造成嚴重傷害的程度。

但環境訴訟案是否真的能為環境帶來正面的轉變?又對民眾有什麼影響?本文即希望針對上面的疑問,帶出更多的討論和相關研究。

文中表示,環境訴訟的影響可能不只停留在訴訟的結果是輸是贏,包含訴訟過程以及伴隨訴訟的各種倡議都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影響。文中舉了幾個簡單的例子,解釋整個訴訟過程提起的討論、資料搜集、聲援的團體或個人,乃至輿論風向的細微變化等,都可能為環境帶來不同程度的正反影響(比如前陣子的藻礁公投議題)。

儘管目前有許多假設可以支持這個概念,但目前並沒有完善的架構(或系統)可以仔細研究環境訴訟對於環境政策以及公眾環境意識的影響,所以各種對環境訴訟案的影響評估仍舊停留在個案研究的層面,沒有辦法更全面的評估各地案件的綜合影響,或者更細緻比較訴訟案之間的異同。

整體來說,過去的環境訴訟案看來能為相關議題帶來正面的影響,但未來勢必需要發展一套評估系統,可以幫助各地的研究者與倡議團體準確監測環境訴訟的直接、間接與後續影響,並透過比較、分析各訴訟案使用的策略和結果的異同,讓 NGOs 可以更完整了解這些訴訟帶來的衝擊或影響力,進一步協助 NGOs 制定提起訴訟以及倡議的方向

這也是作者與同事正在試圖完成的工作,這篇文章也是拋磚引玉,鼓勵更多有志一同的研究者可以共同加入評估系統的發展計畫。

延伸閱讀 1:Global trends in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2020 snapshot
延伸閱讀 2:Global Climate Litigation Report: 2020 Status Review

Photo by niko photos on Unsplash

2. 視力若好,人生就是彩色的!視力保健與女性賦權間不可忽視的關係

精選原文:Opinion: 3 ways to promote gender empowerment and deliver vision for all

在臺灣,視力問題一直被各界重視,但鮮少有人會把視力問題跟女性賦權或性別平等連結在一起,視力問題到底跟性別平等有什麼關係?

根據資料顯示,全球有視力問題的人口當中,女性佔了 55%,總人數超過 6 億,比男性多出 1 億人以上!在高收入國家,女性擁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及時矯正視力問題,或是得到工具(比如眼鏡)改善視力問題造成的生活不便。

但在中低收入國家,許多主要資源掌握在男性的手中,女性文盲比率偏高。此外,女性因為常常需要承擔家中主要照護工作,往往無心也無力接觸相關的視力保健資訊,遑論在第一時間發現視力問題,並獲得資源及時矯正,致使中低收入國家女性全盲風險增高

視力有問題最直觀的表現就是視線不良,這會影響女性出外的頻率,因為看不清楚路上的危險或道路,外出反而成為一種負擔,漸漸的縮減自己的生活範圍或乾脆離群索居,大幅降低她們與周遭社區的連結,更可能影響到心理健康。

視野受損同時也會影響接收資訊的能力,上課看不清楚使學業表現下降,工作時看不清楚而出錯(更有甚者引發職業傷害),或看不懂衛教宣傳品無法獲得正確的資訊而致病等,都進一步限縮中低收入國家女性本就有限的自我發展資源(教育)獨立管道(經濟自主的工作能力)

中低收入國家婦女的視力問題背後有很複雜的因素交織,除了上述提到的問題,許多地區的女性也有「美麗」的壓力。女性需要裝扮成社會上所期待的美麗、優雅模樣,才能獲得喜愛和成功的人生,而視力有問題則被視為是一種「缺陷」,戴眼鏡更是會對女性的外表大打折扣,所以許多家長即便發現女兒有視力問題,也堅決隱瞞、不進行矯正,以免女兒「跌價」找不到好夫家。

此外,女性自身對視力問題也會感到焦慮,卻不會矯正,反而覺得自己有缺陷、很丟臉,而想辦法隱瞞,這更無助於改善視力的問題。對弱勢女性來說,視力問題更可能是生命交關的問題,若是全盲而完全失去活動能力,她們要如何維生?

身在臺灣的我們,眼科診所、眼鏡行和葉黃素(?)隨手可得,很少想到原來視力健康與否跟個人身心健康與周遭社會網絡健全有關係,更進而延伸到女性的活動範圍與個體自主性。文中提出 3 點建議包含:

(1)將社區與家庭納入女性視力保健計畫中,改變人們對視力問題的看法並提升保健意識
(2)培養女性視力保健專員,(在男女界線嚴格的地區)提高女性接受協助的意願;
(3)持續進行構通與倡議,改變對女性佩戴眼鏡的負面觀感,男性戴眼鏡是展現智慧與權威,為什麼女性就不可以呢?

3. 志工、員工傻傻分不清?員工可以額外為組織提供「志工服務」嗎?

精選原文:Ask Rita: Can Our Paid Employees Also Do Volunteer Work for Us?

這是一篇 Q&A 形式的文章,以美國的 NGOs 情況為主,但同樣也可以作為臺灣的參考與借鏡。文中提問,因為疫情的關係,需要組織服務協助的人數暴增,NGOs 員工的工作量也急劇增長,儘管組織並沒有要求員工留下,完成額外的工作,但總是會有熱心的員工希望可以多貢獻自身的力量,幫助更多的人,所以願意在工作時間以外擔任組織的志工。

然而,讓員工在工作時間之外「額外」參與「免費」的志工服務,可以嗎?

文中主要以美國的勞動法規與志願服務法規為主,細看內容其實跟臺灣《志願服務法》內容類似,都強調志工的「自願性」(請參考《志願服務法》第 3 條定義),並釐清志工跟員工之間根本的差別,免費的志工不該與組織聘用的正式員工工作內容有所重疊,兩者所擁有的權責也完全不同,儘管詳細內容與組織的工作計畫和目標有關,但兩者的不同,也就延伸出兩者可以跟不可以(不應該)做的事情。

這樣講感覺有點攏統,文中也特別整理出 3 個思考方針,建議組織在允許員工提供額外自願志工服務之前,務必要好好思考跟定義兩者之間的區別,切忌食隨知味,演變到後來變相要求員工提供工時之外的志工(免費)服務:

(1) 確定員工是真的出於自身的意願希望成為組織的志工,組織不能以任何形式強迫或勸誘員工成為志工。

(2) 志工是指那些自願免費提供自己專業的人,所以組織也不應該給予擔任志工的員工任何形式的補貼。 臺灣《志願服務法》第 3 條同樣也定義志工「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但這也不是你可以隨意濫用(或剝削)志工的理由!

(3)千萬、絕對不可以要求員工以志工的形式進行本職的工作。本職工作必須在正常工時期間進行,員工額外從事的志工服務不得與本職工作內容重疊。用更好懂的方式講就是:組織不可以要求員工以「免費志工」的形式額外加班,從事本職工作的加班請依法給付加班費用或給予補休!

Photo by Ana Municio on Unsplash

4. 心理學來幫忙,活用「定錨」提升組織的募款金額!

精選原文:Why Anchoring Improves Your Average Donation

這是一篇頗有趣的文章:用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你如何詢問支持者要捐多少錢!

心理學有一個名詞叫做「定錨」(anchor),比較常見於行銷心理學的討論,使用的翻譯是「錨定效應」(anchor effect)。意思就是,你先拋出一個數字,這個數字會起到定錨的作用,變成後續出價的依據。

這樣講好像很難,但如果講成菜市場的討價還價就很好理解了。只是用在募款上,作用會比較複雜一點,因為詢問捐款金額可不是菜市場那種「3 件 500!」、「老板算我 300 啦!」的你來我往跟層層遞減,捐款金額是可能增加的

以文中的說明為例,分別詢問捐款者「是否願意每月定額捐款」、「是否願意每月捐款 5 元」跟「是否願意每月捐款 400 元」,最後統計出來的結果:

(1)是否願意每月定額捐款(沒有提供定錨的金額):捐款者平均捐款金額 64 元。
(2)是否願意每月捐款 5 元:捐款者平均捐款金額 20 元。
(3)是否願意每月捐款 400 元:捐款者平均捐款金額 143 元。

這樣看來好像不定錨比較划算?那你就錯了,提供一個定錨的金額除了組織的財務考量,還必須考慮到捐款者過去的習慣財力是否可以負擔當下的心情,就連捐款金額的排列順序都有講究。比如對每月定額 25 美金捐款的人,詢問再次捐款的定錨金額排列順序是「25、50、100」,那捐款者通常會再次選擇每月 25 美金的捐款;但如果順序倒過來變成「100、50、25」,捐款者就會改成每月定額 50 美金的捐款。

作者根據經驗,於文章最後還貼心整理分析「詢問捐款的句型範例」跟「捐款金額序列範例」,讓人可以對怎麼問、怎麼排列捐款金額有更清楚的概念。原來捐款金額選項不是由高排到低就好,根據不同捐款人過去的捐款紀錄,還要調整不同順序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呢!

Photo by Dan Smedley on Unsplash

5. 虛擬貨幣捐款行不行?

精選原文:Should charities use cryptocurrencies

之前有介紹過一篇秒懂虛擬貨幣捐款的文章,這次就來比較虛擬貨幣的利弊。國外已有組織開始嘗試接受虛擬貨幣的捐款,儘管前景看起來很不錯,但虛擬貨幣仍有一些挑戰和隱憂。

虛擬貨幣的一個好處就是去中心化。虛擬貨幣使用、發掘和價值取決於那些使用貨幣的人,背後沒有一個中央機構(政府)進行操控和規範,所以在轉帳、交易方面的便利性大於傳統貨幣,因為交易不需要經由銀行或第三方機構,也省去許多的中間花費(手續費、轉帳費、匯差等)。

另一個好處則是透明度,虛擬貨幣的運作仰賴區塊鏈影片版介紹)技術,而區塊鏈每個區塊之間的資料都有印記,也就是每一筆貨幣的交易和使用都會被記錄下來,使得貨幣的流通過程可以追蹤,方便捐款者後續觀察組織如何使用自己的捐款,反之組織也可以透過紀錄查詢捐款資金的來源。

然而,虛擬貨幣雖然具有可追蹤紀錄的高透明度,它同時也可以輕易的對使用者「匿名」,不只匿名捐款者,也匿名資金的來源。這其實是虛擬貨幣其中一個倫理問題:你要如何確定你接受的虛擬貨幣捐款來源正確,而不是淪為犯罪組織或個人的洗白工具?所以,務必確保你接受的虛擬貨幣捐款來自可驗證和追蹤的團體或個人,千萬不要接受來路不明的捐款!

另一個虛擬貨幣的挑戰,則來自虛擬貨幣的產生方式「挖礦」(mining),就像傳統人工挖礦需要耗費大量的力氣,虛擬貨幣的挖礦需要組裝大量的電子設備,同時消耗大量的「電力」(不只系統運轉的電力,還有為了系統降溫而大開冷氣的電力)支援系統挖礦,所以也引起許多人對虛擬貨幣危害環境的質疑,畢竟在全球依舊仰賴傳統石化能源的當下,消耗大量電力也增加了環境的壓力。

對於致力於社會共好的組織,特別是環境組織,是否接受大量耗電(碳足跡可能還很高)的虛擬貨幣捐款,似乎也是個需要好好思考的問題。

6. 萬物無所遁形的衛星地圖,真的是發展計畫的絕妙工具嗎?

精選原文:Why we need to think about ethics when using satellite data for development

近年來,越來越多組織使用衛星地圖作為他們計畫設計跟資源分配的依據,也啟動計畫繪製許多特別的地圖(比如水井地圖,近期臺灣人比較熟悉的口罩地圖也是其中一種應用)作為其他組織的參考,以及向大眾倡議的媒介。

但,本文點出了使用衛星地圖背後的倫理問題

文中提到,對 NGOs 來說最重要的一點是,現行常用的衛星地圖都是由私人企業(比如谷歌地圖跟 Apple 地圖)提供的,這些企業基於商業利益考量而選擇性(注意,並不是全面性)的搜集企業想要的衛星資料(比如地圖搜尋常見的店家資訊),這導致 NGOs 在利用這些衛星地圖時,從一開始就已經被限制在企業所提供的資料中,並以這些經過選擇而搜集的資料,作為計畫的參考與設計依據。

這對發展計畫來說是有點危險的,因為你手中不全面的資料可能會導致你對當地的認知產生誤差,進而影響到計畫內容與當地情況的契合度,結果反而無法為當地社群帶來益處跟永續經營。

另一個問題點是,「使用衛星地圖」本身就帶有一定的技術門檻西方(殖民式)思維 ── 用近似上帝視角的衛星維度來俯瞰世界,進而決定資源該流向何方。

對於許多地區來說,地理環境的記憶和應用可能是用「口耳相傳」、「實際造訪」或以「地面維度的標記物」(比如看到香蕉樹左轉)來記錄,如今,圖層繁多的數位地圖可能更多的是看得到、用不到的資訊,更可能因為資料的搜集過程與方式,與當地使用習慣與文化並不契合,而中看不中用,地圖的使用和維護往往在 NGO 離開之後無以為繼。

衛星地圖的技術門檻也有可能造成不經意的權力不平等,握有技術力的 NGO 與無法掌握這項技術的在地社群之間,存在不對等的資訊取得和應用

對 NGO (跟身後的贊助者) 來說一清二楚、規畫完善的資源分配地圖,是當地社群看不懂也不會用的新玩意兒,如此一來,對使用者而言,資源依然是看不到也用不著。即便 NGO 並無意造成這樣的不平等,但長此以往也的確可能引發當地社群的無力感。

作者在文中也提到,就現行的情況來說,這個問題很難解,在某些情境下更可能無解。但其實,不少 NGO 在實際進行工作時有發現這個問題,並且透過各種方式(開放資料的修改,或邀請當地民眾一同繪製)試圖將當地社群的習慣、資源、可應用的技術等融入資料搜集的過程和使用。

雖然看起來長路漫漫,但至少已經有人正跳脫慣性的思考跟使用方式尋找不同的路徑,讓衛星資料可以更貼近各地社群的情況,並帶來永續的益處。

Photo by NASA on Unsplash

7. AI 真的會害我失業嗎?秒懂 AI 的 4 大迷思!

精選原文:Common misconceptions about AI

進入本文之前,先來前情提要一下什麼是人工智慧(AI)

AI 技術被流傳得神乎其技,各種科幻小說的想像和陰謀論滿天飛,但其實沒有多少是真的。本文就簡單介紹幾個常見的 AI 迷思──

(1)AI 只是個花俏的流行噱頭!結論:要這樣說也沒錯,但人家也是有真材實料,而且已經實際應用到日常生活中,比如國道公路的即時路況分析、氣候分析等。

(2) AI 會搶走我們的工作!結論:嚴格上來說不是,AI 只是用來加強工作效率(快速運算和辨識大量資料),最後的資料詮釋和決策還是需要人類來進行。

(3) AI 會引發倫理問題!結論:要發展出電影《全民公敵》裡那種擁有自我思想的 AI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也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開發出來,簡直比看到柯南(或海賊王,或獵人,看你追哪一部)的結局還要難(?),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4) 只有大組織才用得起 AI !結論:其實現行的各種雲端分析技術,比如 Google 分析(Google Analytics)、社群網路的運算法網路廣告的投放就是一種人工智慧,流行的大數據分析背後其實相當需要 AI 的輔助,才能大量且快速的運算資料。現在的趨勢也是將 AI 作為一種科技服務提供給需要的客戶,隨著 AI 的發展逐步建立與成熟,未來 AI 服務的提供也可望逐漸普及,不再那麼高不可攀。

AI 其實沒那麼恐怖也沒那麼遙不可及,但 AI 也有它的極限。特別是 AI 在學習過程中,可能因為資料內容偏向某一方,而造成學習偏差,比如之前谷歌 AI 誤將黑人標示為大猩猩的爭議事件,若是偏差出現在醫療領域中更可能帶來性命危害。

即便在號稱技術更進步的現在,關於 AI 技術的歧視開發過程的倫理問題也引發許多討論和疑慮。新技術的介紹在開始或許或令人卻步,然而,AI 的爭議也讓我們看見,若是在技術的開發過程中缺乏監督和相關倫理的討論,最後開發出來的技術反而可能成為助長社會分裂和歧視的工具,NGOs 也不該自絕於相關的討論之外。

Photo by Jason Leung on Unsplash

8. 成功存活組織的疫情生存指南數位化一定要,腦力激盪、創新服務躲不掉

精選原文:Future-Proofing Nonprofits for the Post-Pandemic World

這是美國公益創投組織 CAF America 疫情系列調查的第 6 篇,專門詢問在疫情之下「仍然持續運作」的組織們,總計來自 152 個國家、805 個組織,他們面對什麼樣的衝擊、做出什麼改變以維持運作、又迫切希望可以增加什麼技巧,增強未來的危機處理能力。

不同於過去看的報告,回報的多是組織不得不停止運作的情況,這篇報告提供一個相對成功的視角,告訴大家面對危機時,可以如何調整以維持組織工作的存續。

以下簡單摘要報告發現:

(1)儘管比例隨著時間有波動,但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對整體調查對象仍造成 90% 以上的負面影響,其中 72.54% 的組織已經預期 2021 年必須面臨收入減少的挑戰,其次(5.09%)則是各國旅遊禁令對工作產生的影響。

(2) 在疫情之下,96.87% 的受訪組織發展出創新與應變方式,持續進行工作並提供服務。最成功的 3 個創新與應變領域分別是:(a) 將原有的計畫改以數位形式持續提供(62.84%)、(b)開始新的服務計畫(38.59%)、(c) 改變計畫方向,協助紓解第一線防疫壓力或提供必要服務(35.2%)。

(3)92.10% 的組織表示,他們成功將數位技術導入現有的計畫與服務當中,可見「數位化」已經成為面對危機必備的能力。

(4)69.95% 的受訪組織在疫情期間仍能維持財務自主。對於未來的財務規畫,建立組織永續的財務發展規畫(增加組織韌性,以期組織擁有資本應對危機狀況)是最多人關心的議題(63.38%)。

(5)組織高層的領導能力也是帶領組織度過難關的關鍵,高達 9 成以上的受訪組織肯定組織領導人在疫情期間的能力。

延伸閱讀 1:余孟勳專欄/汲取臺灣抗疫經驗,強化風險社會中的組織韌性
延伸閱讀 2:余孟勳專欄/疫情中的價值存亡:公益組織自營收入雪崩、個人捐款預期流失逾一成、服務風險提升
延伸閱讀 3:健全非政府組織的 10 大關鍵:管理能力與實務經驗缺一不可/臺灣 NGO 發展觀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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