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係者的距離-司法篇 1】讀書考試中狀元,判官們與貧窮最遙遠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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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繪製/釀釀

編按:關係者的距離」是 Right Plus 多多益善與「貧窮人的台北」合作的特輯。從去年的「貧窮人的台北系列報導」到今年初的「制度傷人」專題,我們持續關注貧窮的結構性成因,與貧窮者的多元樣貌。

今年的主題,是針對貧窮者身邊的「重要關係人」展開系列訪談。我們前後訪問了 15 人,包括老師、里長、警察與法官,每人深談 2.5 至 5.5 小時。每個受訪者雖不足以作為其自身職類的全體代表,仍可從中窺見跨領域的普遍思維。

這些重要關係人所做的決定與付出的努力,經常左右貧困者的人生── 如果家庭出狀況的孩子能遇到一個用心的老師,無依的長者能遇到願意協助的里長、精神障礙者能遇上懂得寬待的警察、貧弱的犯罪者能遇到願意在體制中理解他的法官,一切很可能變得不一樣。

重要關係人需要理解貧窮,也需要被社會理解。因為同理心的養成與行動的空間,都需要公眾支持。他們眼中的貧窮樣態也很不同,那使他們做出來的決定經常無法被眾人接受。但難以解釋的行動與真實的心聲,往往才是對話的起點。

(本專題由「貧窮人的台北」部分支持,Right Plus 獨立報導。所有內容皆經受訪者確認並未曲解原意,文中個案也已適當去識別化。如有雷同,純屬眾生百態)

「我們常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反過來也成立。可惡之人,往往也有可憐之處。」──觸法少年調查保護官王以凡


和「貧窮人的台北」合作的專題「關係者的距離」終於來到尾聲。在總共 15 位受訪者中,此次的 6 位法官/司法人員明顯和其他職類(老師里長警察)很不同。

在將近 70 小時的專題訪問中,6 個法官/調保官每人平均資歷高達 22 年,但相較於其他職類,明顯都對貧窮議題較陌生。行政法院法官楊得君甚至為此多番猶豫是否該受訪,履次傳訊強調自己只(?)是個「死白領、假文青、真土豪,人生就是讀書考試中狀元,靠著販賣知識工作賺錢」。

Photo by Bill Oxford on Unsplash

判官與貧窮最遙遠的距離

現任桃園地方法院主任調查保護官的王以凡個性直率,說得一針見血:「司法這圈子裡有世襲制啦!苦讀出身的當然有,但更多都是中產以上家庭,不少爸媽是做法官的。孩子從小出入法院、耳濡目染考上法官,被體制捧在手掌心,這些人生勝利組若沒有自覺,很容易高高在上看著底層。這幾年更嚴重,國考不好考啊,很需要家庭資源支持。」

服務已 17 年的高等法院法官吳勇毅也說:「感謝爸媽讓我不虞匱乏,成長背景中幾乎沒有對於貧窮的想像。我們這圈子的人,多半都跟我差不多。」

27 年資歷的臺南刑事庭法官陳欽賢,如今已過半百。他經手過湯姆熊曾文欽案,近年以推動「白話文判決書運動」出名,並積極參與司法改革。他提及自己年輕時有次心血來潮,把全班 120 個未來的司法菁英同學們全打聽了一輪,發現班上 75% 的同學都出身中上家庭,父母不是法官、教授、老師就是成功的經理人、生意人,印證了王以凡的話。

「庭上」看不清社會角落,相較於底層犯罪,許多人更熟悉金融、詐欺、集團式的「白領犯罪」。即使是辦刑事案的法官,也很可能僅僅在卷宗或開庭的短短數十分鐘內,在法庭上俯視毒品、竊盜、強盜、暴力等犯罪當事人,生命經驗拉開了他們與常民百姓的距離。

Photo by David Veksler on Unsplash

不過,幾乎每個受訪的法官,對「制度」的思考都別有洞見。事實上,在其他同樣深刻影響貧困者命運的職類中,警察或許是最接近體制的人。然而,若說警察是體制的「維護者」、永遠被「依法行事」所框限,那麼法官呢?

法官幾乎可說是體制「本身」。法官代表體制,法官詮釋體制,不思考體制的法官,難以想像其專業上的深度。而這也使得整個關於貧窮的討論,長出全然不同的視野。

校正貧窮的討論,是為了定義問題

把自己說得不知民間疾苦的楊得君,談起國家體制利弊卻有如連珠砲,幾乎毫無間隙可插話。臺灣的行政法院法官不多,即使是資源較密集的北臺灣也不超過 30 位,多數人根本不理解他們在做什麼。殊不知行政法庭正是人民抗告國家體制運作不善的地方,被告當事人往往就是「行政機關」,所累積的判決與判例經常可動搖制度的遊戲規則,達到大規模與長遠的改變。

「以前在刑事庭的時候很痛苦,辦那些鄉下工業城的販毒案、打架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真的能解決他們的問題嗎?到底需要多少刑度,才能預防、改變這些惡行呢?法律從未給過我們實證。」

楊得君 27 年的法官人生,開頭近 10 年都在刑事庭,但那些殺人放火型的底層犯罪和她的世界太過遙遠,就算辦了 9 年也難以進入,只知道這些人「出生環境條件不夠好,所以犯罪」。

Photo by Markus Winkler on Unsplash

直到後來當了行政法院法官,意識到自己能累積個別判例作為支點,以此撼動出錯的行政體系,她才終於找到了認同。「刑事針對個人,行政針對世界。」她片刻不停的說:「做得好的『行政』,你幾乎看不到它在做什麼。你走在路上紅綠燈會亮、住得安穩因為建築法規落實,你吃飯喝水都安心,因為食品安全管得好。好的行政,只有在出錯時才會被察覺。

「很多人說行政法院總是維護行政機關,我不否認從統計上來說,機關的勝訴率達到 8 成。但你要知道,如果勝率沒這麼高,表示行政單位一天到晚出錯,這國家還可信嗎?」她指出:「合理的制度必須劃出明確的定義,然後大量快篩,達到至少 8 成的效用,行政法庭再來校正那剩下的 20%。」

法律人要對任何事物下定義,經常帶著強烈的「目的性」,例如「劃出貧窮線是為了解決問題、建立制度、用對方法,辨識出需要協助的人。」這個「劃出界線」、「清楚定義」的執著,在楊得君身上特別突出。

從未思考過貧窮的她,為了採訪,第一次清楚定義出她認知的貧窮:「經濟條件在非自願的情況下,不足以維持人性的尊嚴。」人性的尊嚴是什麼?「維持生命與身體的完整性,擁有自我和自主權利意識,像個人一樣生活。」

Photo by Mihály Köles on Unsplash

在這個定義下,國家在有限的資源中,才能知道誰最優先需要協助。其他不在定義內的,例如「有能力但自願選擇流浪」的,就不是(現階段)需要協助的人。這個「框限出需求範圍並以此調動資源」的過程,就是她所說的「目的性」:「你要是把定義弄得很廣泛,到最後什麼都需要解決。」

這句話同時回應了這幾年越辦越大的「貧窮人的臺北」(貧北)。貧北如今來到第 4 年,每年參與的團體與鼓勵述說的群體愈來愈多,許多人(包括部分工作者)不理解關於貧窮的討論,除了一般人最直觀的「經濟貧窮」,為何還需要擴大拉出時間貧窮、社交/關係貧窮、缺乏風險承受力等概念。

對許多倡議者來說,深化與推展定義或許為了看見更多的受苦,但在楊得君眼裡,從低收入戶的資格審核、脆弱家庭的界定,到整個社會救助的標準,國家若想要系統性的協助貧窮者,就不可能放任定義邊界如此曖昧。

而即使是定義明確的救助制度,都還需要確實到位的執行力,這也正是體制最常卡關甚至失靈的地方。「行政機關會駁回社會救助申請,很多時候是因為它只照著規章做,但無論是機關還是規章,都很可能在最開始就忘了考量人性尊嚴。」

Photo by Patrick Tomasso on Unsplash

楊得君回顧:「每次我在法庭上問行政機關為什麼這樣那樣,我問的不是他們為什麼這麼做,而是規範為什麼長這樣?並且解釋我們不應該如何如何,但他們往往都沒有能力思考,或基層承辦人員的權限太低,不允許他多想。」

當你在專業中經常需要妥協時,你就必須開始慢慢變笨了,否則無法活下去。」楊得君強調,行政法院必須透過每一件案子,回歸制度最初始的價值觀做辯論,成為多元價值的轉譯中心。

貧窮讓人活在憤怒與退縮中,拉近犯罪的距離

相較於楊得君在行政法庭找到施力點,陳欽賢在刑事庭上自有他的累積。尤其是關於犯罪與貧窮的連結,對他而言更毋須贅言。

陳欽賢和楊得君自受訓時期就是鬥嘴多年的莫逆之交,但犀利的楊得君笑說,自己和陳欽賢的想法從未一致過。陳欽賢是司法界的「非典型」── 他很開心自己身為班上那 25% 的中下階層。「白手起家的人不會有自卑感,我覺得自己比他們厲害啊!」他補了句:「當然換了楊得君就會說,廢話因為你已經取得社會地位了啊,你自卑個屁!」

Photo by CHUTTERSNAP on Unsplash

年幼時,陳欽賢的父親開小工廠,生產繽紛的聖誕飾品,後來生意失敗、病逝、失去了房子,整個家在短短幾年內離散,成為他莫大的打擊,或許也是他生命中最接近貧窮的時刻。「大四時我得了盲腸炎,當時還沒有健保,我整整痛了 3 天才下山看醫生,機車壞了也沒錢修。」

即使如此,他也坦言自己在 45 歲前,對社會「幾乎沒有感覺」,也「不那麼關心人」。是年歲漸長後有了歷練,才開始回想起成長過程中的許多畫面。

「小時候班上有個住山上的同學,整天又髒又臭,功課又差。有天我去他家玩,發現他爸媽白天工作,家裡只剩他和低年級的妹妹,以及一堆雞鴨鵝。他自己煮泡麵吃,餵完了自己和動物、做完家務,基本上也沒力氣念書了。而且平常做錯了事,家裡也沒人會罵他。」

陳欽賢在受訪過程中反覆提到「做錯事有人罵」這個關鍵。他回想起同學有如被放生般的童年,首先想到的即是自己做錯事有人罵,自己的女兒做錯事也有人罵。一般孩子都討厭被罵,但在判官眼中,「沒人罵」卻似乎是讓人難以分辨是非、辨識傷害,導致日後誤入歧途的隱憂。

Photo by Rainier Ridao on Unsplash

陳欽賢還直言,「貧困的人比較容易犯罪,有些犯罪甚至可說是專屬於窮人。」他舉例,經濟上的貧窮常讓人為了求生存而觸法,包括竊盜、強盜、買賣贓物、詐欺等,窮人也比較容易在求職時受騙、被性侵,一旦進入司法程序,相對應的資源更少,甚至一路下滑、窮者愈窮,這些都是經濟貧窮衍生出的階級差異。

「有錢人很可能一輩子都不用上什麼(詐騙的)求職網站。就算同樣去混黑道,富二代的小開進了幫派也爬得比窮人快,因為他們養得起小弟。」如此人生,窮困者必須花更多力氣才能過得跟普羅大眾一樣,有些人在身心俱疲下,出了事便容易退縮放棄,有些人則訴諸憤怒與暴力。

「憤怒和放棄的人,都容易犯罪。有些人會變成流氓,背後都有原因。你不會相信他在被激怒前,也可能善良。」他還提及,貧困者禁不起事故、沒有風險承受力,生活普遍不健康,也不珍惜自己,因為「人只有在幸福時會想珍惜生命」

Photo by Ali Yahya on Unsplash

犯罪反映大環境的起落

同為刑事庭法官,吳勇毅也認同這個觀點,但他依然相信犯罪是種「選擇」,或當事人常誤以為自己「沒得選擇」。「善惡之間確實沒有那麼黑白分明,但我們還是擁有選擇不犯罪的空間和權利。」他解釋:「有人生活困頓、會為了領那幾千塊錢去當車手,但這終究不是犯罪的藉口。不是每個相同狀況的人,都會做出一樣的選擇。」

吳勇毅身為高等法院法官,會經過重重關卡上訴到他手上的案子,基本上已非單純的刑案。但他對臺灣社會這幾年的變遷還是體會甚深:「近 20 年看下來,這種出於經濟困窘而犯案的答辯愈來愈多,大環境的惡化也反映在持續上升的財產性犯罪上(物質與金錢相關的偷搶騙)。」

「另外是,身心出狀況而犯罪的比例不小──不見得都有被診斷或治療,很多人甚至根本沒有病識感,但進一步了解後就能發現。這 5、6  年來這種出於躁鬱症和偷竊癖等的觸法,以及失智症患者(不見得是老人家)在無意中發生的偷竊行為,愈來愈多。」

他最後和陳欽賢都說了同樣的話:「犯罪和每個人的距離,真的沒有那麼遠。」(接下篇


延伸【2020 貧窮人的台北】:
1. 【關係者的距離-司法篇 2】一個深刻的法官無法處理貧窮,但能讓犯罪不再蔓延
2. 【關係者的距離-司法篇 3】兒少貧窮何解?成年人若為孩子學會合作,將不必再和犯罪集團搶人
3. 【關係者的距離-里長篇 1】「住山莊的歧視住別墅的,住別墅的歧視住大樓的」小區裡的日常,是大社會的縮影
4. 【關係者的距離-里長篇 2】「破門救人很帥,但誰來付鎖匠錢?」從強制送醫到開鎖救人,小里長的大承擔
5. 【關係者的距離-警察篇 1】人民保母眼中的窮人:你選的,或社會選擇了你
6. 【關係者的距離-警察篇 2】「執勤的時候我只能當警察,當不了社工。」維護治安與同理心衝突嗎?
7. 【關係者的距離-老師篇 1】教育不只在課本裡,貧窮不只在餐桌上
8. 【關係者的距離-老師篇 2】誰是教育「豬隊友」?貧困家長也需要協助,但老師的後盾在哪裡?


【2020 貧窮人的台北】活動資訊

║ 展覽 ║ 缺席者的發聲練習

脆弱家庭,非行少年,都市原住民,精神疾病經驗者,無家者,酒店工作者,街賣者,今日,缺席的人們開始摸索如何說自己的故事,用自己的方式。

◆ 免費入場
◆ 展期:2020/10/23(五)–11/05(四)
◆ 時間:平日 13:00-20:00、假日 11:00-20:00(週一休館)
◆ 地點:剝皮寮歷史街區(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175 號)
◆ 更多活動資訊請上【2020 貧窮人的台北】官網查詢

║ 系列講座 ║

10/28(三)《非典型產業:酒店公關 x 民意代表》
10/30(五)《教育現場:輔導老師 x 社區社工》
11/03(二)《司法對話:司法官 x 非行少年、負債者、勞動者》
11/04(三)《面對執法:警察 x 街賣者、無家者、精神疾病經驗者》

◆ 時間:19:00-21:00
◆ 地點:南機再生聚落(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 364 巷 22 弄地下室)
◆ 費用:每一場次均為 200 元
◆ 馬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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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靜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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