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係者的距離-警察篇 2】「執勤的時候我只能當警察,當不了社工。」維護治安與同理心衝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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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關係者的距離」是 Right Plus 多多益善與「貧窮人的台北」合作的特輯。從去年的「貧窮人的台北系列報導」到今年初的「制度傷人」專題,我們持續關注貧窮的結構性成因,與貧窮者的多元樣貌。

今年的主題,是針對貧窮者身邊的「重要關係人」展開系列訪談。我們前後訪問了 15 人,包括老師、里長、警察與法官,每人深談 2.5 至 5.5 小時。每個受訪者雖不足以作為其自身職類的全體代表,仍可從中窺見跨領域的普遍思維。

這些重要關係人所做的決定與付出的努力,經常左右貧困者的人生── 如果家庭出狀況的孩子能遇到一個用心的老師,無依的長者能遇到願意協助的里長、精神障礙者能遇上懂得寬待的警察、貧弱的犯罪者能遇到願意在體制中理解他的法官,一切很可能變得不一樣。

重要關係人需要理解貧窮,也需要被社會理解。因為同理心的養成與行動的空間,都需要公眾支持。他們眼中的貧窮樣態也很不同,那使他們做出來的決定經常無法被眾人接受。但難以解釋的行動與真實的心聲,往往才是對話的起點。

(本專題由「貧窮人的台北」部分支持,Right Plus 獨立報導。所有內容皆經受訪者確認並未曲解原意,文中個案也已適當去識別化。如有雷同,純屬眾生百態)


「如果我事先知道抓他酒駕、吊銷他執照會讓他失業、失去收入,導致他最後帶著老婆燒炭,我還會抓他嗎?可能不會。可是如果他繼續酒駕開著車,卻撞死了另一個家庭,又怎麼辦呢?」── 派出所員警新成


警察的任務是維護治安,他們受訓的核心並不是協助弱勢。但警察也是人,執行公權力是否有時會跟內心感受相抵觸?警察有辦法在執法時,還抱著同理心嗎?

從警 3 年多的派出所警察新成(化名),回想起一個讓他印象深刻的案子:「我剛畢業時抓到一個酒駕,吊銷了他的執照,他的收入因此中斷。過沒幾天,他就跟他中風的老婆一起燒炭。不知道是幸或不幸,老婆後來還獨自活了下來。我知道後非常震驚。」

「如果當時知道抓下去就會死⋯⋯我可能會當作沒看到。」但如果這個酒駕繼續往下開,結果撞死了另一個家庭呢?新成無語,想了想,只說:「臺灣是個重刑化思想的國家,從酒測數值到年輕人打架都是,好像什麼事只要加重刑罰就可以避免。其實有時只會讓反抗力道加大,亡命之徒沒得選擇,只會逃。」

Photo by Eeshan Garg on Unsplash

身為警察,新成沒有一般人想像的妒惡如仇,他對許多類型的犯罪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些危害自我、沒有直接受害者的觸法行為,例如毒癮,其實只是缺乏家庭、經濟、就業和社會支持。」他舉例:「以前許多美軍在戰爭中都會使用海洛因,戰後回歸家庭,重新有了支持網,就不再上癮了啊。」

此外,例如近年在新聞上沸沸揚揚的思覺失調症與隨機殺人案,前者在他眼中是被社會集體排除的弱勢者,後者則是被媒體過度炒作出的恐懼:「交通違規每年死傷的人,都比隨機殺人多太多了。」他不以為然的說。

犯罪是種選擇?同理心養成之困難

相比於新成看到許多犯罪背後的不得已,同在派出所任職的資深警察嘉承,仍舊相信人的「主動性」才是關鍵:「犯罪就是種選擇。有些人也很窮,但他們會申請破產或社會福利,甚至在街頭乞討,而不是去搶銀行或偷麵包。」

他也重申,人雖然不會因為貧窮被抓,但不管窮不窮,只要妨害到別人都該抓。「有些人一天 50 元就能過日子,心裡覺得很富足。但仔細追問,其實是因為每天吃霸王餐,當然就得處理。」

對嘉承來說,同理心有時顯得多餘。「那些路倒的、長期貧困的,我實在很難同理,他們多半已接受或選擇了這樣的處境,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改變。我曾經私下給他們幾百元或幫他們付車錢回家,但沒多久他們照樣醉倒在路邊。」

「我可以理解,也不會去嘲笑,但我就是不會幫。」他解釋:「我認為在法律和人性同理之間,長期模糊不清、互相拉扯,可能會給自己造成負面影響和壓力。除了影響自己,還可能影響周遭的親人朋友,尤其身為執法人員,更應該時刻認清自己的身分。

小心收斂同理心的嘉承,其實還自發修習了心理學和社會工作課程,除了出於興趣,主要目的還是為了精進專業,而不是為了讓自己變得柔軟。例如他能因此在執勤時更清楚的判斷人的危險性或精神狀態,並分辨對方說的話是否可信。

「我要選邊站啊,執勤的時候我只能當警察,當不了社工。警務工作和社工的關懷是相衝突的。犯罪發生時我們要依循的就是法律,不是同理心。」

除此之外,他的生命經驗也影響了他的同理標準。例如出身單親家庭的他,對單親者的同理就不會太高,因為「我可以,你一定也辦得到。」這種思路,在此次的系列訪問中不斷遇見── 有些人聽到和自己相仿的遭遇時會特別有感,有些人則反而更無感。

盾牌背後,該做的還是得做

成長於泰雅族部落、出身保安大隊、過去常需要去陳抗現場支援的前警察 Dumas,雖不像新成和嘉承一樣身處社區第一線,但拿著盾牌站在抗爭前線,對他而言也曾是個奇異的衝擊── 尤其是遇上原住民陳抗時。

「不知道為什麼,原民抗爭現場常有很多執勤的警察,都是原住民老學長。我們阻擋那些抗爭的族人時,就會隔著盾牌在後面討論他們的訴求。有些我們自己是支持的,有些就不怎麼認同。」Dumas 說。

不過,像 Dumas 這種白天拿著盾牌施行公權力,晚上脫了制服就可能加入抗爭現場的警察,終究還是極少數。畢竟在被團體行動規訓的體制中,同儕壓力不可小覷。

反黑箱服貿運動期間執勤的警察。圖/tenz1225 @ flickr, CC BY-SA 2.0

「太陽花的時候,有些同事在警車上待命,發了臉書說他們準備好要幹架了!我留言說:『我們不是要維護治安嗎?為什麼要幹架?』然後我就瞬間被很多人解友了。」Dumas 笑說,再認同(對方的)理念,該做的還是得做,頂多是在抬人(驅離抗爭者)時好好抬、不要太粗暴而已。

「好好抬人」對 Dumas 來說其實不算是理念上的妥協,反而是種「以人為本的專業體現」── 他認為勤務本身如果做得好,已經是一種「協助」,因此警務工作和社會關懷未必總是衝突。

例如,在盤查時不要出於對窮人的刻板印象而態度惡劣,或即使依法逮捕,也能讓每個人享有合理的對待,包括盡可能為緊張的貧弱者提供法律扶助資訊,並清楚說明接下來的程序和他享有的權利。聽起來像警察「本就應該」做的事?他搖搖頭:「換了很多流氓警察,根本不會管這些。」

圖/ @ flickr

嘉承也曾舉過一個例子,和 Dumas 的想法呼應:「之前有個思覺失調患者一天到晚打電話來報案,說有人要害他。剛開始我們覺得很煩,後來發現他每次看到警察穿著制服上門,心就安了,情緒也穩定了。之後他每次報案,我們就會過去陪他聊聊天。」

在職權範圍內手下留情

此外,不違背體制的「手下留情」,也是一種執法者隱晦的關懷體現。Dumas 說:「有的學長看到路邊的街友,會提醒我們『窮寇莫追啊!』也有的長官會叫我們別管這些。」他頓了頓:「當然這也可能因為他只想著升官啦、不想找麻煩,不見得是因為同理心。」

有時候迫於壓力,例如長官追求績效或議員「關切」,需要去扣攤(查扣攤販)或驅趕街友以「給個交代」時,有些警察也會叫他們先離開,「明天再回來」或「記者拍完再回來」。

「但有時候扣攤也是沒辦法的事。攤販不一定是窮人耶,那就是他的工作。你要做這種違法的工作,就要承擔被抓的風險啊!」Dumas 補充。

Photo by John Wang on Unsplash

除卻勤務本身,身為警察若想做得更多,也只能私下出手。例如新成、嘉成和 Dumas 都不約而同提到,他們自己和許多警察都曾自掏腰包協助弱勢家庭、幫孩子付營養午餐、買便當給飢餓的街友甚至小偷吃,或者帶迷路的失智長輩回家。

「我能力有限,能幫的不多,一幫下去又沒完沒了,與其面對這些無力感,不如全都不幫。」嘉承說:「許多窮人需要的不是錢,是思維的轉變,需要重拾信心和人生目標。這些都不是警察的工作。」

「與其在工作中思考能幫什麼,我寧願另外支持那些為他們做增能和教育的團體。」

每天奪回 2 小時,撐出同理心的空間

在建制思維與同儕壓力下,警察需要什麼樣的支持,才可能成為有益於弱勢者的「重要關係人」?

「勞動權益吧!」Dumas 彷彿等了很久,脫口而出就是這個重點:「警察業務實在太多了,你報案時常覺得有些人態度不好,其實是因為他已經連續上班 12 小時了。到後面真的很容易發脾氣,也很容易出錯。」

警工推長期以來為警消勞動權益奔走倡議。圖/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

我和 Dumas 聊到太陽花中備受爭議的警暴,他直說這是他們在那之後推動「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警工推)的原因:「警力不夠的時候,到最後開始動手真的很難避免,疲勞非常關鍵。我們需要符合臺灣現況的警察,不能再被威權壓迫而走向過勞。」

勞動權益聽來嚴肅,其實就是此次專題中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會提到的,所謂「同理心的餘裕」── 過勞的人不可能有力氣關心別人,下了班更不想思考什麼貧窮,相關活動也沒力氣參加。事實上,很多警察幾乎連家人都陪不了。

「有時候要上晚班,有時候假日也要上班,孩子小的時候還好,等開始上學後根本碰不到爸爸,長大後基本上就不會理你了,這是很多警察的困境。」Dumas 說,他自己以前輪班時也很少碰到大女兒,和家人相處的時間非常短。

「只要勞動權益改善,資深的警察每天多 1、2 個小時留給家人,年輕的警察多一點時間好好過日子,每個人從身體到心理,一切都會變得更有餘裕。」

陳抗現場的警察。圖/tenz1225 @ flickr, CC BY-SA 2.0

別讓每個人在過勞社會中單打獨鬥

過勞不只發生在警察身上,過勞的社會還讓每個人被迫單打獨鬥。例如警察和其他社會安全網絡的人,包括社工和公衛護士等就鮮少接觸,頂多有時跟里長合作,發送物資或排除交通路障。新成便說:「通報社工不是我的工作。街友實在太多了,每個都報根本報不完。」

嘉承則說:「路倒的人我不會通報啦!我不覺得社工能處理,他們多半已經接觸過了,就是沒辦法解決人才會倒在那,公衛護士也是。這些輕案就讓我們來吧,社工和護士通常只能處理最嚴重的案子,例如家暴案和高風險家庭。」

如同 Dumas 所說,即使警察只是在專業中多一些關懷視角,也可以讓一個貧弱者得到很不同的對待,甚至是觸法或犯罪的人,也可能被改變。但大多數的警察沒力氣想這些,或為了謹守身分職權而不再多想。身處於社會底層的貧窮者若真需要任何「協助」,或許終究得由其他專業來補上。


延伸【2020 貧窮人的台北】:
1. 【關係者的距離-警察篇 1】人民保母眼中的窮人:你選的,或社會選擇了你
2. 【關係者的距離-老師篇 1】教育不只在課本裡,貧窮不只在餐桌上
3. 【關係者的距離-老師篇 2】誰是教育「豬隊友」?貧困家長也需要協助,但老師的後盾在哪裡?
4. 【關係者的距離-里長篇 1】「住山莊的歧視住別墅的,住別墅的歧視住大樓的」小區裡的日常,是大社會的縮影
5. 【關係者的距離-里長篇 2】「破門救人很帥,但誰來付鎖匠錢?」從強制送醫到開鎖救人,小里長的大承擔
6. 【關係者的距離-司法篇 1】讀書考試中狀元,判官們與貧窮最遙遠的距離
7. 【關係者的距離-司法篇 2】一個深刻的法官無法處理貧窮,但能讓犯罪不再蔓延
8. 【關係者的距離-司法篇 3】兒少貧窮何解?成年人若為孩子學會合作,將不必再和犯罪集團搶人


【2020 貧窮人的台北】活動資訊

║ 展覽 ║ 缺席者的發聲練習

脆弱家庭,非行少年,都市原住民,精神疾病經驗者,無家者,酒店工作者,街賣者,今日,缺席的人們開始摸索如何說自己的故事,用自己的方式。

◆ 免費入場
◆ 展期:2020/10/23(五)–11/05(四)
◆ 時間:平日 13:00-20:00、假日 11:00-20:00(週一休館)
◆ 地點:剝皮寮歷史街區(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175 號)
◆ 更多活動資訊請上【2020 貧窮人的台北】官網查詢

║ 團結之夜:百人群眾活動 ║

午間時刻,由各組織領路人帶著參與者進入社區、家戶、街頭進行訪談或體驗,並簡單書寫下身在其中的感受;到了晚間,參與者則帶著各自的學習經驗及群像紀錄前往晚會,在議題圈圈內相互交流,將故事共構出一幅貧窮人群像。

◆ 費用:600 元
◆ 馬上報名

║ 系列講座 ║

10/28(三)《非典型產業:酒店公關 x 民意代表》
10/30(五)《教育現場:輔導老師 x 社區社工》
11/03(二)《司法對話:司法官 x 非行少年、負債者、勞動者》
11/04(三)《面對執法:警察 x 街賣者、無家者、精神疾病經驗者》

◆ 時間:19:00-21:00
◆ 地點:南機再生聚落(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 364 巷 22 弄地下室)
◆ 費用:每一場次均為 200 元
◆ 馬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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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靜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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