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係者的距離－司法篇 1】讀書考試中狀元，判官們與貧窮最遙遠的距離
首圖繪製／釀釀
編按：「關係者的距離」是 Right Plus 多多益善與「貧窮人的台北」合作的特輯。從去年的「貧窮人的台北系列報導」到今年初的「制度傷人」專題，我們持續關注貧窮的結構性成因，與貧窮者的多元樣貌。
今年的主題，是針對貧窮者身邊的「重要關係人」展開系列訪談。我們前後訪問了 15 人，包括老師、里長、警察與法官，每人深談 2.5 至 5.5 小時。每個受訪者雖不足以作為其自身職類的全體代表，仍可從中窺見跨領域的普遍思維。
這些重要關係人所做的決定與付出的努力，經常左右貧困者的人生── 如果家庭出狀況的孩子能遇到一個用心的老師，無依的長者能遇到願意協助的里長、精神障礙者能遇上懂得寬待的警察、貧弱的犯罪者能遇到願意在體制中理解他的法官，一切很可能變得不一樣。
重要關係人需要理解貧窮，也需要被社會理解。因為同理心的養成與行動的空間，都需要公眾支持。他們眼中的貧窮樣態也很不同，那使他們做出來的決定經常無法被眾人接受。但難以解釋的行動與真實的心聲，往往才是對話的起點。
（本專題由「貧窮人的台北」部分支持，Right Plus 獨立報導。所有內容皆經受訪者確認並未曲解原意，文中個案也已適當去識別化。如有雷同，純屬眾生百態）
「我們常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反過來也成立。可惡之人，往往也有可憐之處。」──觸法少年調查保護官王以凡
和「貧窮人的台北」合作的專題「關係者的距離」終於來到尾聲。在總共 15 位受訪者中，此次的 6 位法官／司法人員明顯和其他職類（老師、里長、警察）很不同。
在將近 70 小時的專題訪問中，6 個法官／調保官每人平均資歷高達 22 年，但相較於其他職類，明顯都對貧窮議題較陌生。行政法院法官楊得君甚至為此多番猶豫是否該受訪，履次傳訊強調自己只（？）是個「死白領、假文青、真土豪，人生就是讀書考試中狀元，靠著販賣知識工作賺錢」。
判官與貧窮最遙遠的距離
現任桃園地方法院主任調查保護官的王以凡個性直率，說得一針見血：「司法這圈子裡有世襲制啦！苦讀出身的當然有，但更多都是中產以上家庭，不少爸媽是做法官的。孩子從小出入法院、耳濡目染考上法官，被體制捧在手掌心，這些人生勝利組若沒有自覺，很容易高高在上看著底層。這幾年更嚴重，國考不好考啊，很需要家庭資源支持。」
服務已 17 年的高等法院法官吳勇毅也說：「感謝爸媽讓我不虞匱乏，成長背景中幾乎沒有對於貧窮的想像。我們這圈子的人，多半都跟我差不多。」
27 年資歷的臺南刑事庭法官陳欽賢，如今已過半百。他經手過湯姆熊曾文欽案，近年以推動「白話文判決書運動」出名，並積極參與司法改革。他提及自己年輕時有次心血來潮，把全班 120 個未來的司法菁英同學們全打聽了一輪，發現班上 75% 的同學都出身中上家庭，父母不是法官、教授、老師就是成功的經理人、生意人，印證了王以凡的話。
「庭上」看不清社會角落，相較於底層犯罪，許多人更熟悉金融、詐欺、集團式的「白領犯罪」。即使是辦刑事案的法官，也很可能僅僅在卷宗或開庭的短短數十分鐘內，在法庭上俯視毒品、竊盜、強盜、暴力等犯罪當事人，生命經驗拉開了他們與常民百姓的距離。
不過，幾乎每個受訪的法官，對「制度」的思考都別有洞見。事實上，在其他同樣深刻影響貧困者命運的職類中，警察或許是最接近體制的人。然而，若說警察是體制的「維護者」、永遠被「依法行事」所框限，那麼法官呢？
法官幾乎可說是體制「本身」。法官代表體制，法官詮釋體制，不思考體制的法官，難以想像其專業上的深度。而這也使得整個關於貧窮的討論，長出全然不同的視野。
校正貧窮的討論，是為了定義問題
把自己說得不知民間疾苦的楊得君，談起國家體制利弊卻有如連珠砲，幾乎毫無間隙可插話。臺灣的行政法院法官不多，即使是資源較密集的北臺灣也不超過 30 位，多數人根本不理解他們在做什麼。殊不知行政法庭正是人民抗告國家體制運作不善的地方，被告當事人往往就是「行政機關」，所累積的判決與判例經常可動搖制度的遊戲規則，達到大規模與長遠的改變。
「以前在刑事庭的時候很痛苦，辦那些鄉下工業城的販毒案、打架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真的能解決他們的問題嗎？到底需要多少刑度，才能預防、改變這些惡行呢？法律從未給過我們實證。」
楊得君 27 年的法官人生，開頭近 10 年都在刑事庭，但那些殺人放火型的底層犯罪和她的世界太過遙遠，就算辦了 9 年也難以進入，只知道這些人「出生環境條件不夠好，所以犯罪」。
直到後來當了行政法院法官，意識到自己能累積個別判例作為支點，以此撼動出錯的行政體系，她才終於找到了認同。「刑事針對個人，行政針對世界。」她片刻不停的說：「做得好的『行政』，你幾乎看不到它在做什麼。你走在路上紅綠燈會亮、住得安穩因為建築法規落實，你吃飯喝水都安心，因為食品安全管得好。好的行政，只有在出錯時才會被察覺。」
「很多人說行政法院總是維護行政機關，我不否認從統計上來說，機關的勝訴率達到 8 成。但你要知道，如果勝率沒這麼高，表示行政單位一天到晚出錯，這國家還可信嗎？」她指出：「合理的制度必須劃出明確的定義，然後大量快篩，達到至少 8 成的效用，行政法庭再來校正那剩下的 20%。」
法律人要對任何事物下定義，經常帶著強烈的「目的性」，例如「劃出貧窮線是為了解決問題、建立制度、用對方法，辨識出需要協助的人。」這個「劃出界線」、「清楚定義」的執著，在楊得君身上特別突出。
從未思考過貧窮的她，為了採訪，第一次清楚定義出她認知的貧窮：「經濟條件在非自願的情況下，不足以維持人性的尊嚴。」人性的尊嚴是什麼？「維持生命與身體的完整性，擁有自我和自主權利意識，像個人一樣生活。」
在這個定義下，國家在有限的資源中，才能知道誰最優先需要協助。其他不在定義內的，例如「有能力但自願選擇流浪」的，就不是（現階段）需要協助的人。這個「框限出需求範圍並以此調動資源」的過程，就是她所說的「目的性」：「你要是把定義弄得很廣泛，到最後什麼都需要解決。」
這句話同時回應了這幾年越辦越大的「貧窮人的臺北」（貧北）。貧北如今來到第 4 年，每年參與的團體與鼓勵述說的群體愈來愈多，許多人（包括部分工作者）不理解關於貧窮的討論，除了一般人最直觀的「經濟貧窮」，為何還需要擴大拉出時間貧窮、社交／關係貧窮、缺乏風險承受力等概念。
對許多倡議者來說，深化與推展定義或許為了看見更多的受苦，但在楊得君眼裡，從低收入戶的資格審核、脆弱家庭的界定，到整個社會救助的標準，國家若想要系統性的協助貧窮者，就不可能放任定義邊界如此曖昧。
而即使是定義明確的救助制度，都還需要確實到位的執行力，這也正是體制最常卡關甚至失靈的地方。「行政機關會駁回社會救助申請，很多時候是因為它只照著規章做，但無論是機關還是規章，都很可能在最開始就忘了考量人性尊嚴。」
楊得君回顧：「每次我在法庭上問行政機關為什麼這樣那樣，我問的不是他們為什麼這麼做，而是規範為什麼長這樣？並且解釋我們不應該如何如何，但他們往往都沒有能力思考，或基層承辦人員的權限太低，不允許他多想。」
「當你在專業中經常需要妥協時，你就必須開始慢慢變笨了，否則無法活下去。」楊得君強調，行政法院必須透過每一件案子，回歸制度最初始的價值觀做辯論，成為多元價值的轉譯中心。
貧窮讓人活在憤怒與退縮中，拉近犯罪的距離
相較於楊得君在行政法庭找到施力點，陳欽賢在刑事庭上自有他的累積。尤其是關於犯罪與貧窮的連結，對他而言更毋須贅言。
陳欽賢和楊得君自受訓時期就是鬥嘴多年的莫逆之交，但犀利的楊得君笑說，自己和陳欽賢的想法從未一致過。陳欽賢是司法界的「非典型」── 他很開心自己身為班上那 25% 的中下階層。「白手起家的人不會有自卑感，我覺得自己比他們厲害啊！」他補了句：「當然換了楊得君就會說，廢話因為你已經取得社會地位了啊，你自卑個屁！」
年幼時，陳欽賢的父親開小工廠，生產繽紛的聖誕飾品，後來生意失敗、病逝、失去了房子，整個家在短短幾年內離散，成為他莫大的打擊，或許也是他生命中最接近貧窮的時刻。「大四時我得了盲腸炎，當時還沒有健保，我整整痛了 3 天才下山看醫生，機車壞了也沒錢修。」
即使如此，他也坦言自己在 45 歲前，對社會「幾乎沒有感覺」，也「不那麼關心人」。是年歲漸長後有了歷練，才開始回想起成長過程中的許多畫面。
「小時候班上有個住山上的同學，整天又髒又臭，功課又差。有天我去他家玩，發現他爸媽白天工作，家裡只剩他和低年級的妹妹，以及一堆雞鴨鵝。他自己煮泡麵吃，餵完了自己和動物、做完家務，基本上也沒力氣念書了。而且平常做錯了事，家裡也沒人會罵他。」
陳欽賢在受訪過程中反覆提到「做錯事有人罵」這個關鍵。他回想起同學有如被放生般的童年，首先想到的即是自己做錯事有人罵，自己的女兒做錯事也有人罵。一般孩子都討厭被罵，但在判官眼中，「沒人罵」卻似乎是讓人難以分辨是非、辨識傷害，導致日後誤入歧途的隱憂。
陳欽賢還直言，「貧困的人比較容易犯罪，有些犯罪甚至可說是專屬於窮人。」他舉例，經濟上的貧窮常讓人為了求生存而觸法，包括竊盜、強盜、買賣贓物、詐欺等，窮人也比較容易在求職時受騙、被性侵，一旦進入司法程序，相對應的資源更少，甚至一路下滑、窮者愈窮，這些都是經濟貧窮衍生出的階級差異。
「有錢人很可能一輩子都不用上什麼（詐騙的）求職網站。就算同樣去混黑道，富二代的小開進了幫派也爬得比窮人快，因為他們養得起小弟。」如此人生，窮困者必須花更多力氣才能過得跟普羅大眾一樣，有些人在身心俱疲下，出了事便容易退縮放棄，有些人則訴諸憤怒與暴力。
「憤怒和放棄的人，都容易犯罪。有些人會變成流氓，背後都有原因。你不會相信他在被激怒前，也可能善良。」他還提及，貧困者禁不起事故、沒有風險承受力，生活普遍不健康，也不珍惜自己，因為「人只有在幸福時會想珍惜生命」。
犯罪反映大環境的起落
同為刑事庭法官，吳勇毅也認同這個觀點，但他依然相信犯罪是種「選擇」，或當事人常誤以為自己「沒得選擇」。「善惡之間確實沒有那麼黑白分明，但我們還是擁有選擇不犯罪的空間和權利。」他解釋：「有人生活困頓、會為了領那幾千塊錢去當車手，但這終究不是犯罪的藉口。不是每個相同狀況的人，都會做出一樣的選擇。」
吳勇毅身為高等法院法官，會經過重重關卡上訴到他手上的案子，基本上已非單純的刑案。但他對臺灣社會這幾年的變遷還是體會甚深：「近 20 年看下來，這種出於經濟困窘而犯案的答辯愈來愈多，大環境的惡化也反映在持續上升的財產性犯罪上（物質與金錢相關的偷搶騙）。」
「另外是，身心出狀況而犯罪的比例不小──不見得都有被診斷或治療，很多人甚至根本沒有病識感，但進一步了解後就能發現。這 5、6 年來這種出於躁鬱症和偷竊癖等的觸法，以及失智症患者（不見得是老人家）在無意中發生的偷竊行為，愈來愈多。」
他最後和陳欽賢都說了同樣的話：「犯罪和每個人的距離，真的沒有那麼遠。」（接下篇）
延伸【2020 貧窮人的台北】：
1. 【關係者的距離－司法篇 2】一個深刻的法官無法處理貧窮，但能讓犯罪不再蔓延
2. 【關係者的距離－司法篇 3】兒少貧窮何解？成年人若為孩子學會合作，將不必再和犯罪集團搶人
3. 【關係者的距離－里長篇 1】「住山莊的歧視住別墅的，住別墅的歧視住大樓的」小區裡的日常，是大社會的縮影
4. 【關係者的距離－里長篇 2】「破門救人很帥，但誰來付鎖匠錢？」從強制送醫到開鎖救人，小里長的大承擔
5. 【關係者的距離－警察篇 1】人民保母眼中的窮人：你選的，或社會選擇了你
6. 【關係者的距離－警察篇 2】「執勤的時候我只能當警察，當不了社工。」維護治安與同理心衝突嗎？
7. 【關係者的距離－老師篇 1】教育不只在課本裡，貧窮不只在餐桌上
8. 【關係者的距離－老師篇 2】誰是教育「豬隊友」？貧困家長也需要協助，但老師的後盾在哪裡？
【2020 貧窮人的台北】活動資訊
║ 展覽 ║ 缺席者的發聲練習
脆弱家庭，非行少年，都市原住民，精神疾病經驗者，無家者，酒店工作者，街賣者，今日，缺席的人們開始摸索如何說自己的故事，用自己的方式。
◆ 免費入場
◆ 展期：2020/10/23（五）–11/05（四）
◆ 時間：平日 13:00-20:00、假日 11:00-20:00（週一休館）
◆ 地點：剝皮寮歷史街區（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175 號）
◆ 更多活動資訊請上【2020 貧窮人的台北】官網查詢
║ 系列講座 ║
10/28（三）《非典型產業：酒店公關 x 民意代表》
10/30（五）《教育現場：輔導老師 x 社區社工》
11/03（二）《司法對話：司法官 x 非行少年、負債者、勞動者》
11/04（三）《面對執法：警察 x 街賣者、無家者、精神疾病經驗者》
◆ 時間：19:00-21:00
◆ 地點：南機再生聚落（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 364 巷 22 弄地下室）
◆ 費用：每一場次均為 200 元
◆ 馬上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