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係者的距離－警察篇 2】「執勤的時候我只能當警察，當不了社工。」維護治安與同理心衝突嗎？
編按：「關係者的距離」是 Right Plus 多多益善與「貧窮人的台北」合作的特輯。從去年的「貧窮人的台北系列報導」到今年初的「制度傷人」專題，我們持續關注貧窮的結構性成因，與貧窮者的多元樣貌。
今年的主題，是針對貧窮者身邊的「重要關係人」展開系列訪談。我們前後訪問了 15 人，包括老師、里長、警察與法官，每人深談 2.5 至 5.5 小時。每個受訪者雖不足以作為其自身職類的全體代表，仍可從中窺見跨領域的普遍思維。
這些重要關係人所做的決定與付出的努力，經常左右貧困者的人生── 如果家庭出狀況的孩子能遇到一個用心的老師，無依的長者能遇到願意協助的里長、精神障礙者能遇上懂得寬待的警察、貧弱的犯罪者能遇到願意在體制中理解他的法官，一切很可能變得不一樣。
重要關係人需要理解貧窮，也需要被社會理解。因為同理心的養成與行動的空間，都需要公眾支持。他們眼中的貧窮樣態也很不同，那使他們做出來的決定經常無法被眾人接受。但難以解釋的行動與真實的心聲，往往才是對話的起點。
（本專題由「貧窮人的台北」部分支持，Right Plus 獨立報導。所有內容皆經受訪者確認並未曲解原意，文中個案也已適當去識別化。如有雷同，純屬眾生百態）
「如果我事先知道抓他酒駕、吊銷他執照會讓他失業、失去收入，導致他最後帶著老婆燒炭，我還會抓他嗎？可能不會。可是如果他繼續酒駕開著車，卻撞死了另一個家庭，又怎麼辦呢？」── 派出所員警新成
警察的任務是維護治安，他們受訓的核心並不是協助弱勢。但警察也是人，執行公權力是否有時會跟內心感受相抵觸？警察有辦法在執法時，還抱著同理心嗎？
從警 3 年多的派出所警察新成（化名），回想起一個讓他印象深刻的案子：「我剛畢業時抓到一個酒駕，吊銷了他的執照，他的收入因此中斷。過沒幾天，他就跟他中風的老婆一起燒炭。不知道是幸或不幸，老婆後來還獨自活了下來。我知道後非常震驚。」
「如果當時知道抓下去就會死⋯⋯我可能會當作沒看到。」但如果這個酒駕繼續往下開，結果撞死了另一個家庭呢？新成無語，想了想，只說：「臺灣是個重刑化思想的國家，從酒測數值到年輕人打架都是，好像什麼事只要加重刑罰就可以避免。其實有時只會讓反抗力道加大，亡命之徒沒得選擇，只會逃。」
身為警察，新成沒有一般人想像的妒惡如仇，他對許多類型的犯罪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些危害自我、沒有直接受害者的觸法行為，例如毒癮，其實只是缺乏家庭、經濟、就業和社會支持。」他舉例：「以前許多美軍在戰爭中都會使用海洛因，戰後回歸家庭，重新有了支持網，就不再上癮了啊。」
此外，例如近年在新聞上沸沸揚揚的思覺失調症與隨機殺人案，前者在他眼中是被社會集體排除的弱勢者，後者則是被媒體過度炒作出的恐懼：「交通違規每年死傷的人，都比隨機殺人多太多了。」他不以為然的說。
犯罪是種選擇？同理心養成之困難
相比於新成看到許多犯罪背後的不得已，同在派出所任職的資深警察嘉承，仍舊相信人的「主動性」才是關鍵：「犯罪就是種選擇。有些人也很窮，但他們會申請破產或社會福利，甚至在街頭乞討，而不是去搶銀行或偷麵包。」
他也重申，人雖然不會因為貧窮被抓，但不管窮不窮，只要妨害到別人都該抓。「有些人一天 50 元就能過日子，心裡覺得很富足。但仔細追問，其實是因為每天吃霸王餐，當然就得處理。」
對嘉承來說，同理心有時顯得多餘。「那些路倒的、長期貧困的，我實在很難同理，他們多半已接受或選擇了這樣的處境，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改變。我曾經私下給他們幾百元或幫他們付車錢回家，但沒多久他們照樣醉倒在路邊。」
「我可以理解，也不會去嘲笑，但我就是不會幫。」他解釋：「我認為在法律和人性同理之間，長期模糊不清、互相拉扯，可能會給自己造成負面影響和壓力。除了影響自己，還可能影響周遭的親人朋友，尤其身為執法人員，更應該時刻認清自己的身分。」
小心收斂同理心的嘉承，其實還自發修習了心理學和社會工作課程，除了出於興趣，主要目的還是為了精進專業，而不是為了讓自己變得柔軟。例如他能因此在執勤時更清楚的判斷人的危險性或精神狀態，並分辨對方說的話是否可信。
「我要選邊站啊，執勤的時候我只能當警察，當不了社工。警務工作和社工的關懷是相衝突的。犯罪發生時我們要依循的就是法律，不是同理心。」
除此之外，他的生命經驗也影響了他的同理標準。例如出身單親家庭的他，對單親者的同理就不會太高，因為「我可以，你一定也辦得到。」這種思路，在此次的系列訪問中不斷遇見── 有些人聽到和自己相仿的遭遇時會特別有感，有些人則反而更無感。
盾牌背後，該做的還是得做
成長於泰雅族部落、出身保安大隊、過去常需要去陳抗現場支援的前警察 Dumas，雖不像新成和嘉承一樣身處社區第一線，但拿著盾牌站在抗爭前線，對他而言也曾是個奇異的衝擊── 尤其是遇上原住民陳抗時。
「不知道為什麼，原民抗爭現場常有很多執勤的警察，都是原住民老學長。我們阻擋那些抗爭的族人時，就會隔著盾牌在後面討論他們的訴求。有些我們自己是支持的，有些就不怎麼認同。」Dumas 說。
不過，像 Dumas 這種白天拿著盾牌施行公權力，晚上脫了制服就可能加入抗爭現場的警察，終究還是極少數。畢竟在被團體行動規訓的體制中，同儕壓力不可小覷。
「太陽花的時候，有些同事在警車上待命，發了臉書說他們準備好要幹架了！我留言說：『我們不是要維護治安嗎？為什麼要幹架？』然後我就瞬間被很多人解友了。」Dumas 笑說，再認同（對方的）理念，該做的還是得做，頂多是在抬人（驅離抗爭者）時好好抬、不要太粗暴而已。
「好好抬人」對 Dumas 來說其實不算是理念上的妥協，反而是種「以人為本的專業體現」── 他認為勤務本身如果做得好，已經是一種「協助」，因此警務工作和社會關懷未必總是衝突。
例如，在盤查時不要出於對窮人的刻板印象而態度惡劣，或即使依法逮捕，也能讓每個人享有合理的對待，包括盡可能為緊張的貧弱者提供法律扶助資訊，並清楚說明接下來的程序和他享有的權利。聽起來像警察「本就應該」做的事？他搖搖頭：「換了很多流氓警察，根本不會管這些。」
嘉承也曾舉過一個例子，和 Dumas 的想法呼應：「之前有個思覺失調患者一天到晚打電話來報案，說有人要害他。剛開始我們覺得很煩，後來發現他每次看到警察穿著制服上門，心就安了，情緒也穩定了。之後他每次報案，我們就會過去陪他聊聊天。」
在職權範圍內手下留情
此外，不違背體制的「手下留情」，也是一種執法者隱晦的關懷體現。Dumas 說：「有的學長看到路邊的街友，會提醒我們『窮寇莫追啊！』也有的長官會叫我們別管這些。」他頓了頓：「當然這也可能因為他只想著升官啦、不想找麻煩，不見得是因為同理心。」
有時候迫於壓力，例如長官追求績效或議員「關切」，需要去扣攤（查扣攤販）或驅趕街友以「給個交代」時，有些警察也會叫他們先離開，「明天再回來」或「記者拍完再回來」。
「但有時候扣攤也是沒辦法的事。攤販不一定是窮人耶，那就是他的工作。你要做這種違法的工作，就要承擔被抓的風險啊！」Dumas 補充。
除卻勤務本身，身為警察若想做得更多，也只能私下出手。例如新成、嘉成和 Dumas 都不約而同提到，他們自己和許多警察都曾自掏腰包協助弱勢家庭、幫孩子付營養午餐、買便當給飢餓的街友甚至小偷吃，或者帶迷路的失智長輩回家。
「我能力有限，能幫的不多，一幫下去又沒完沒了，與其面對這些無力感，不如全都不幫。」嘉承說：「許多窮人需要的不是錢，是思維的轉變，需要重拾信心和人生目標。這些都不是警察的工作。」
「與其在工作中思考能幫什麼，我寧願另外支持那些為他們做增能和教育的團體。」
每天奪回 2 小時，撐出同理心的空間
在建制思維與同儕壓力下，警察需要什麼樣的支持，才可能成為有益於弱勢者的「重要關係人」？
「勞動權益吧！」Dumas 彷彿等了很久，脫口而出就是這個重點：「警察業務實在太多了，你報案時常覺得有些人態度不好，其實是因為他已經連續上班 12 小時了。到後面真的很容易發脾氣，也很容易出錯。」
我和 Dumas 聊到太陽花中備受爭議的警暴，他直說這是他們在那之後推動「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警工推）的原因：「警力不夠的時候，到最後開始動手真的很難避免，疲勞非常關鍵。我們需要符合臺灣現況的警察，不能再被威權壓迫而走向過勞。」
勞動權益聽來嚴肅，其實就是此次專題中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會提到的，所謂「同理心的餘裕」── 過勞的人不可能有力氣關心別人，下了班更不想思考什麼貧窮，相關活動也沒力氣參加。事實上，很多警察幾乎連家人都陪不了。
「有時候要上晚班，有時候假日也要上班，孩子小的時候還好，等開始上學後根本碰不到爸爸，長大後基本上就不會理你了，這是很多警察的困境。」Dumas 說，他自己以前輪班時也很少碰到大女兒，和家人相處的時間非常短。
「只要勞動權益改善，資深的警察每天多 1、2 個小時留給家人，年輕的警察多一點時間好好過日子，每個人從身體到心理，一切都會變得更有餘裕。」
別讓每個人在過勞社會中單打獨鬥
過勞不只發生在警察身上，過勞的社會還讓每個人被迫單打獨鬥。例如警察和其他社會安全網絡的人，包括社工和公衛護士等就鮮少接觸，頂多有時跟里長合作，發送物資或排除交通路障。新成便說：「通報社工不是我的工作。街友實在太多了，每個都報根本報不完。」
嘉承則說：「路倒的人我不會通報啦！我不覺得社工能處理，他們多半已經接觸過了，就是沒辦法解決人才會倒在那，公衛護士也是。這些輕案就讓我們來吧，社工和護士通常只能處理最嚴重的案子，例如家暴案和高風險家庭。」
如同 Dumas 所說，即使警察只是在專業中多一些關懷視角，也可以讓一個貧弱者得到很不同的對待，甚至是觸法或犯罪的人，也可能被改變。但大多數的警察沒力氣想這些，或為了謹守身分職權而不再多想。身處於社會底層的貧窮者若真需要任何「協助」，或許終究得由其他專業來補上。
延伸【2020 貧窮人的台北】：
1. 【關係者的距離－警察篇 1】人民保母眼中的窮人：你選的，或社會選擇了你
2. 【關係者的距離－老師篇 1】教育不只在課本裡，貧窮不只在餐桌上
3. 【關係者的距離－老師篇 2】誰是教育「豬隊友」？貧困家長也需要協助，但老師的後盾在哪裡？
4. 【關係者的距離－里長篇 1】「住山莊的歧視住別墅的，住別墅的歧視住大樓的」小區裡的日常，是大社會的縮影
5. 【關係者的距離－里長篇 2】「破門救人很帥，但誰來付鎖匠錢？」從強制送醫到開鎖救人，小里長的大承擔
6. 【關係者的距離－司法篇 1】讀書考試中狀元，判官們與貧窮最遙遠的距離
7. 【關係者的距離－司法篇 2】一個深刻的法官無法處理貧窮，但能讓犯罪不再蔓延
8. 【關係者的距離－司法篇 3】兒少貧窮何解？成年人若為孩子學會合作，將不必再和犯罪集團搶人
【2020 貧窮人的台北】活動資訊
║ 展覽 ║ 缺席者的發聲練習
脆弱家庭，非行少年，都市原住民，精神疾病經驗者，無家者，酒店工作者，街賣者，今日，缺席的人們開始摸索如何說自己的故事，用自己的方式。
◆ 免費入場
◆ 展期：2020/10/23（五）–11/05（四）
◆ 時間：平日 13:00-20:00、假日 11:00-20:00（週一休館）
◆ 地點：剝皮寮歷史街區（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175 號）
◆ 更多活動資訊請上【2020 貧窮人的台北】官網查詢
║ 團結之夜：百人群眾活動 ║
午間時刻，由各組織領路人帶著參與者進入社區、家戶、街頭進行訪談或體驗，並簡單書寫下身在其中的感受；到了晚間，參與者則帶著各自的學習經驗及群像紀錄前往晚會，在議題圈圈內相互交流，將故事共構出一幅貧窮人群像。
◆ 費用：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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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講座 ║
10/28（三）《非典型產業：酒店公關 x 民意代表》
10/30（五）《教育現場：輔導老師 x 社區社工》
11/03（二）《司法對話：司法官 x 非行少年、負債者、勞動者》
11/04（三）《面對執法：警察 x 街賣者、無家者、精神疾病經驗者》
◆ 時間：19:00-21:00
◆ 地點：南機再生聚落（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 364 巷 22 弄地下室）
◆ 費用：每一場次均為 200 元
◆ 馬上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