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需要的人拿不到？地下經濟高達 4 兆，近 300 萬底層紓困被防弊思維套牢

撰文／許馨月　Right Plus 特約記者；主圖／取自人生百味

哲學星期五 6 月 5 日舉辦了「從紓困中看見社會安全網的缺口」座談會，針對政府因應新冠肺炎所祭出的紓困振興方案，提出多項質問──紓困振興方案真正的受惠者是誰？錢送去了哪裡？資源是否真能送到需要的人手上？

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巫彥德分析社會福利制度如何排除最底層的弱勢者，勞陣研究部主任洪敬舒則從財政角度出發，指出臺灣現行支持體系薄弱的主因，是缺乏團結經濟。

「誰是真正有需要的人？」一直是社會救助體系裡的大哉問。是街頭流浪的無家者，販賣玉蘭花的街賣者，還是打零工的單親媽媽？事實上，這些求助者反而很常最先被排除在社會安全網之外，因為他們大多數不是法規制度認定的「窮人」。

社福系統近 300 萬人的龐大貧窮黑數

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巫彥德以經濟體與社會狀況都跟臺灣相似的國家，也就是日本與韓國為例，這 2 個國家的平均貧窮人口比率為 14-16%（CIA World Factbook 報告），「但根據 2019 年發布的統計數據，臺灣成功申請中低收入戶的人僅約 2.6%。」

研究者因此合理推算，臺灣有將近 11-13% 的隱形貧窮黑數，可能遭排除在社會福利資源外。

「當你被定義為勞動人口，政府卻可能為你計算一個『虛擬所得』，因為政府擔心你可能明明可以工作，卻不願工作。但其實很多無家者的精神、健康與生活狀態並不好，無法被現有條件明確定義，申請補助時還會遇到虛擬所得形成的門檻。」（參考：【制度傷人 2】全世界最嚴苛的低收入戶審核：找家之前得先有家、長期失業卻計入基本薪資？）

此外，「臺灣的社會福利政策非常『屬地主義』，地方資源透過戶籍系統運作分配，但街友多半戶籍地與居住地不同，回到戶籍地申請卻又被要求必須要有居住事實。」（參考：【制度傷人 1】全球奇景「回家投票」，與認籍不認人的社會安全網）

巫彥德提及這次紓困之亂最大的癥結點，在於政府想要放寬紓困政策，但從中央發布到地方執行的緩衝時間非常短。不過他也道出區公所的為難，「中央要求以簽切結書和備審的方式處理，區公所的責任卻沒有被免除，一旦審查錯了，或是審查沒有過，仍然是地方政府的錯。」

巫彥德認為，中央與地方政府應在執行紓困期間持續對話，第一線的情況才能儘速反饋回中央，並從政策面即時修改與調整。

排除隱形貧窮者，其實讓社會負擔更大成本

白紙黑字的紓困補助申請須知，如一條條橫擋在貧窮者與社會資源間的高籬笆，難以越過。「紓困之亂反映的並非當下的問題，而是社會長期排除這群弱勢者。」巫彥德說。

他提到，一位單媽媽獨自扶養 3 名孩子，這個 4 口之家原先住在月租 3000 元的國宅裡，後來因為媽媽的收入不穩定，長達 4 個月繳不出房租，眼看就要被驅離出來，「當下我們尋求新北市政府的協助，看是否能幫忙連結資源，得到的回覆卻是：不僅沒有資源可以協助，甚至這位媽媽如果 2 週內找不到房子，政府就必須安置她的孩子。」

巫彥德推演簡單的算式：在外租賃房屋一個月最多花費 20000 元，但將一個孩子安置在機構中，平均每個月的花費遠大於 20000 元。弱者不斷旋轉於不同社會系統，一次次遭到系統漏接，其實不知不覺中，社會正在負擔更大的成本。

紓困需求人口推估再推估，近 35 萬人卻不包含失業者

而台灣勞工陣線（以下簡稱「勞陣」）則以貧窮勞動的角度觀察這次的紓困亂象。勞陣研究部主任洪敬舒不諱言的說：「這波疫情中，求助無門的紓困需求者，在以往的制度中早已不被看見。」

這樣的結果，源自於政府想藉由現有的社會保險以及所得稅稅籍資料，從茫茫人海中找出有需求的需求者，「但嚴格來說，申請不到紓困的人，根本不在這 2 套系統裡。」洪敬舒表示。

洪敬舒以社會保險的資料進行數據比較，發現行政院分別在 5 月 5 日及 5 月 7 日發布的紓困核發對象人數，短短 2 天內就從 18 萬暴增至 34.5 萬。

他引用媒體報導說明這個數字的來由──衛福部先從行政院主計處抽樣調查出「全國就業人數」為 1150 萬人，扣除農保與軍公教保險人數，得到非公農就業人口約 1035 萬人，再扣除外籍工作者以後，用無保就業人數推估占 3% 計算，得出需求者為 34.5 萬人，「其實這只是個推估又推估的數值，代表政府在談無保者方案的時候，根本不知道這些人平常在哪裡。」洪敬舒說。

全國就業人口本就不包含失業者，還有那些被當作是失業者的就業者：「玉蘭花街賣者、流動攤商、個人接案者、陣頭，理論上都被歸在失業者的類別，而這群工作型態極度零散的人，一開始就不在這套制度體系內。」洪敬舒說。

此外，背負債款的受雇者，也會因為擔心個人的收入資料會被勾稽到銀行，所以選擇不投保勞健保，他指出：「種種因素使這些受雇者或工作者沒辦法進到勞保機制裡，即使有些是因為個人選擇而被排除，但也處於被遺漏的狀態。」由於無保工作者資料無前例可循、難以建構，使得許多真正的紓困需求者被迫噤聲。

地下經濟高達 4 兆難掌握，演變為防弊思維

「所得稅稅籍資料是個落後的指標，」洪敬舒解釋，今年繳的稅得根據去年所得計算，而今年的稅務統計資料，要到明年才會完成，「也就是說，稅務總資料庫反映的是 2 年前的實質所得，但紓困要解決的是當下的處境，當然會出問題。」

除了時間落差，現有的稅務資料系統根本也不完整。根據 106 年稅務資料，全臺共有 630 萬個申報綜合所得稅的繳納單位，但其中約有 230 萬個單位完全免稅，占了整體的 36%，但這不代表他們沒有收入。這 230 萬個單位的所得總計為 8609 億，面對這些單位，政府既課不到稅，也無從獲得完整、正確的資訊。

相較於上班族所得資料皆會被勾稽，一毛錢的稅都跑不掉；另一個常被忽略、無法課徵到所得稅的便是地下經濟系統。曾任財政部長、已故成功大學副校長何志欽曾於 2014 年指出，2012 年臺灣地下經濟占當年全國 GDP 14.6 兆的 28%，相當於 4 兆臺幣，近期則缺乏相關研究。

在臺灣，最常見的地下經濟便是流動攤販。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8 年攤販經營概況調查的資料顯示，全臺共有 30.7 萬個攤流動攤商，從業人員約 47.6 萬人。根據營業稅法規定，沒有固定位置的營業攤販毋需辦理營業登記，由於免營業稅，即便攤位需要申報綜合所得稅的營業所得，政府卻無法準確得知他們的實際營業收入，洪敬舒說：「所以通常採取『推定』，但這樣的數據跟真實收入有非常大的落差。」

紓困政策希望將資源支應給有需要的人，卻因為無法得知人民的真實所得有多少，所以只能防弊，「太多資料無法被勾稽到，政府寧可用人性本惡的概念，把紓困者擋在外面。」洪敬舒說。然而，究竟是因為國民總體收入難以掌握，因此需要以防弊為上，還是人們長期以來無法被社會救助系統接住，轉而被迫往地下經濟發展、自力求生？

洪敬舒指出，這是臺灣首次全面性看到無保工作者族群的存在，他建議政府應將無保工作者與隱形貧窮者分別安排至各系統裡建置、追蹤其生活與工作樣態，否則即使現在領到紓困補助，但 3、5 年後，這些人依舊是看不見的黑數，仍從社會安全網的漏洞中持續向下墜落。

防弊與社會排除一體兩面，臺灣應啟動團結經濟

從財政的角度出發，勞陣認為臺灣現行社福體系支持薄弱的主因是缺乏團結經濟，「如果其它體系如：社會保險、稅務體系已經各自斷裂，當然很難在社會救助系統內突然團結。」但也正是因為缺乏團結，導致制度設計的目的發展為防弊導向，進而演變成「防弊與社會排除」的惡性循環。

催化惡性循環的關鍵則是對貧窮的歧視，而反社會排除運動最重要的便是放下歧視、直視貧窮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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