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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地方聾人文化特展:「以我的手語名呼喚我」,自己的歷史自己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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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入秋後的雲林,早晨依舊明媚,位於斗六的行啟記念館前,臺上的聾人主持人陳怡靜正向大家介紹在場的雲林縣長張麗善的「手語名」為「日頭花」,因為她的胸前總是配戴一朵向日葵。看似安靜無聲的臺下,聾人們打手語互相交流溝通,各種訊息隨著豐富的手勢漫天飛舞,其實非常熱鬧。
由雲林縣聽語障福利協進會(以下簡稱「協會」)舉辦的「以我的名字呼喚我 我的手語名─雲林地方聾人文化特展」,是「雲林地方聾人文化訪談計畫」的階段性成果。協會耗時 2 年多走訪雲林各地,足跡遍布 12 個鄉鎮,共訪談 40 位在地聾人的生命故事,收集約 88 個手語名,並展出其中 12 位聾人的故事。
「我們想用文字和影像記錄聾人的故事,而且是從『文化』的角度切入,因此才會選擇透過『手語名』來了解聾人。」計畫主持人,同時也是協會主任詹富娟說,這次的特展就像協會一起和聾人蓋出來的「聾人文化之家」,希望聾人文化能與聽人文化平等共存。
手語名:認識聾人的起點、聾社群的認同
身為一名聾二代(CODA)聽人(註),對詹富娟而言,手語名是進入聾社群的「身分證」,有了手語名,她才開始成為聾社群的一分子,不再只是聾人的家屬、「OOO的大女兒」。
詹富娟的妹妹、在計畫中擔任手語翻譯員的詹怡湘也說:「有了手語名,我就好像被聾文化所接受,可以有自信的在這個文化裡走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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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名是聾社群對彼此的稱呼,是以手部動作創造出來的手勢,用來指涉一個人。大部分的手語名以一個人的外貌、特徵、性格來命名,例如「高鼻女」、「藍眼男」,也有人的手語名由中文名(姓氏或名字)衍生而來,例如「黃女」。
在聽人社群中,一個人的姓名多半於出生後,甚至出生前就由長輩命名。且依照法律,最慢在出生 2 個月內必須向戶政機關登記,由此確立一個人的稱謂。
但在協會的訪談中可以發現,大多數聾人的第一個手語名是由聾校(現今的啟聰學校)的老師命名,等到跟班上同學慢慢相處、變得更熟,同學可能會根據個人身上更強烈的特徵,為彼此重新取手語名;離開學校、進入職場,再接觸不同的聾社群後,也可能會被其他聾人給予全新的手語名。
今年將近 80 歲的聾人黃美津,神采飛揚的介紹自己的 3 個手語名。第一個是她國小時期,臺南盲聾學校(現為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老師根據她的特徵所命名的「痣女」;
5 年級時,她被轉移到同所學校當時在臺中的豐原分部(現為國立臺中啟聰學校)上課。說是上課,其實學校根本還沒蓋好,她和同學們幫忙墾地、搬石頭,學校才漸漸成形,她的身形也快速抽高,老師因此為她取名「瘦高女」。
蓋好的學校沒有國中部,升上國中後她只能再回到臺南上學。那時,舞蹈老師教她們跳民俗舞,她自豪的以手語表示自己曾得過第 2 名,並以柔和的身段跳了一段舞蹈,喜愛跳舞的她因此獲得「跳舞女」的手語名,這也是她最喜歡的手語名。
也有的人會選擇在不同的社群使用不同的手語名。例如 40 多歲的陳志成,在職場上認識的朋友中,他會用「原住民+壯」代表自己;面對聾校同學及後輩,他會說自己是「陳弟」,這是小時候聾校老師給他起的第一個手語名;和太太一起上教會時,陳志成則用「勝利」這個手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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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名是認識聾人的起點,因為它背後有一整串連帶的故事,每個人不同階段的手語名,都代表那個人那段人生的記憶。」於訪談計畫中負責人物誌撰稿的陳怡君說。
陳怡君原本也以為手語名是「中文名的翻譯」,後來才知道,比起聽人「以聽覺導向」取名,聾社群的手語名是從「視覺」出發,以手勢構築「認識一個人的畫面」並作為稱謂。
詹富娟也說:「很多時候,聾人們甚至不知道對方的中文名,因為用不到。」她舉例,在展覽開始之前,協會曾邀請全臺各地聾人參與工作坊,希望和在地聾人互相認識了解、讓相關議題在聾社群發酵,幾個小時的活動過去,許多人互相道別後,還是不知道彼此的中文名,只知道手語名。
註:聽人、聾人與聾社群
聾人(Deaf,首字母須大寫)指的是聽覺敏感度不同的一群人,主要的交流方式為手語;聽人(Hearing)指的是非聾人(non-Deaf)。
有別於醫療模式以「聽障」(Hearing-impaired)指稱聽力未符合醫療常規者,文化語言模式視「聾人」為一種身分認同、一種特質、一個「人」,並擁有獨特的聾文化(Deaf culture)、聾社群(Deaf community)和語言 (手語/Sign language)。
(資料來源:The Name Game、聾人的溝通民族誌)
奪回自己的聲音,自己的歷史自己寫
「對許多聾人來說,用手語表達中文姓名很麻煩,要用上很多手勢、有的字又不一定有相對應的手語。圖像化、有故事來源的手語名,可以馬上連結名字和人,記憶也會比較直接、強烈。」在此次計畫中負責研究分析的蕭建軍說。
蕭建軍提到,有些聾人其實不喜歡自己的手語名:「因為手語名可能來自自己不喜歡的個人特質。」有人因此不認可自己不喜歡的手語名,會另外為自己取手語名,之後在聾社群裡不斷努力的宣揚新名字,從而獲得新的標記。
這種「拒絕不喜歡的名字,為自己取喜歡的名字並昭告身邊社群」的行動,對聾人來說很不容易,卻是一種奪回發聲權利的策略。這也是為什麼,協會的整個訪問計畫,都很聚焦在聾人如何「拿回手語名的掌控權」,由自己來詮釋自己的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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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缺乏完整的聾人歷史論述。過去對於聾人的關注多半著重在描繪『障礙』(聽損或溝通障礙),僅有的紀錄也不一定從聾人的視角來詮釋。」蕭建軍解釋,國外比較完整的聾人史,會由聾社群自己記錄不同的聾人協會、聾校等變革,再擴展描繪聾人的生活層面,從中可以看見當地不同時代聾文化的演進。
奪回自己的聲音、自己的歷史自己寫,這個精神源自於許多聾人長期以來在社會中已經「習得無助」,甚至習慣保持沉默。詹富娟便回憶起協會訪問 40 多位聾人的過程,提及「找到願意受訪的聾人」最困難。
「很多聾人覺得自己表達不清楚、手語不好、沒什麼故事可以說、說了也沒人想看,而不願意受訪。」詹富娟說:「可以感受得出聾人長期以來在社會上是多麼壓抑、聾人的聲音多麼不被尊重。」
她舉例,在訪談中發現,很多聾人出生在聽人家庭,可能是全家唯一的聾人。有時當父母生病或家中有重大事情時,聽人手足因為覺得和聾人難以溝通、不知道怎麼說,最後往往是一群手足將事情討論完,再告訴聾人簡短的結論。
在家中尚且如此,在職場上也常見聾人的沉默。「許多人在工作上,常是老闆、同事說什麼,就做什麼,大家也不會理會他們說的話。」詹富娟解釋:「許多聾人長期沒有參與社會的機會、沒有練習表達的時刻,導致他們不願意、不敢發聲。」
然而,從社會孤立到奪回發聲權,是一條極具挑戰的路。以手語名為例,協會便在訪談中發現,因為如今強調「融合教育」,年輕一代的聾人和聽人孩子常必須一起上課,原本在聾人/啟聰學校得以保存的手語名文化竟因此漸漸式微。
聽人教師不見得認識聾人文化和手語名,周遭也沒有緊密的聾人社群會自然為同學取手語名,使得年輕一代的聾人在離開聾校前幾乎都沒有手語名,甚至不知道什麼是手語名。
蕭建軍說,他們現在會試著在社群中提醒這個手語名式微的現象:「我們會鼓勵聾人為自己的孩子(無論聽人或聾人)取手語名,也許未來手語名的傳承場域會從學校演變成家庭,聾文化也能延續。」
![一開始,許多聾人沒有自信分享自己,源於長期缺乏練習表達的機會。然而計畫團隊始終秉持以聾為本、確保聾人參與和決策的精神,最終讓聾人願意開始分享、開枝散葉成地方聾人文化特展。](https://rightplus-org.sfo3.digitaloceanspaces.com/wp-content/uploads/2023/10/53268864610_cbefdb1194_o.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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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籌備期開始推廣聾文化,在細節中實踐「以聾為本」
為期一個多月的雲林聾文化特展,對許多人來說,是認識聾文化的起點。然而更早的起點、對於聾人主體的參與和尊重,其實從訪問計畫的前期溝通便已開始,延伸遍佈在每一個策展環節中。
整個訪談計畫的核心工作者高達 7 位。其中,負責尋找、聯繫受訪者的詹俊輝是協會總幹事,也是本計畫第一位錄製受訪影片的聾人。50 多歲的詹俊輝,投入協會的服務工作已 20 多年,和雲林在地聾人的關係都很密切,也因為同為聾人,讓聾人們在受邀的一開始就比較願意相信他。
詹富娟解釋:「如果是我們(聽人)去邀請,即便手語打得很好,聾人也可能因為過往和聽人互動的經驗,覺得『你們又不懂』而較不願意敞開心胸受訪。」
即使找到願意受訪的聾人,為了打破陌生的隔闔、溝通訪問,協會不僅事先提供說明和範例影片,讓每個受訪聾人了解訪談的目的、方式、過程、受訪素材的運用(出版、製作影片、展覽等),訪問當天也會再說明一次,並且強調聾人可以隨時停下,如果不想露面也不必勉強等。
訪問會由協會資深的聾人手語老師黃麗馨進行,教學手語多年的她,因為深諳在地化的手語(手語的打法和表達方式在不同地區會有些微的差異),不僅更能看懂受訪者表達的細節,也因為同樣身為聾人,往往能更同理、恰當的引導受訪者從容道出自身經歷。
在訪談、拍攝的現場,即時翻譯詹怡湘和顏良璇會將黃麗馨與受訪者的訪談的內容,以口譯的方式錄製進影片,方便現場記錄,也讓後續不會手語的影片剪輯師、撰稿人都能了解。如果她們不懂黃麗馨與受訪者打的手語,也會馬上以手語向對方確認,確保影像紀錄內容沒有偏離雙方的原意。
在這些細心的操作下,訪談氣氛經常和樂融融。也因為有理解聾人的工作人員在,常因此達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有的聾人是在受訪時,一旁的聽人家人、手足才第一次聽聞他們的心聲,因此開啟了難得的「對話」。也讓協會發現,許多家庭過去並不是不想理解彼此,而是「不知道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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聾人在述說的過程中也慢慢有了信心。原本對受訪有點害怕的黃美津便說,自己在整個訪問過程中都受到聾人朋友的鼓舞、肯定自己的故事「有歷史意義」,現在才變得更勇敢,也很樂意向別人介紹手語名。
有些聾人如果事後想想覺得揭露太多、不想公開自己的故事,協會也接受他們在訪問結束後「隨時反悔」,甚至在將相關影像提供給任何媒體、做任何新的運用時,都會再次徵得受訪聾人的同意。
正因為有這些前期的經驗,在開展當天的記者會中,即使沒有事前提醒或預演過,所有人為了充分顧及每一位聾人理解現場的需求,可以立刻動員至少 3 位工作人員來協助訪問手譯。
例如,當協會的聾人主管和政府官員一起在臺上接受媒體訪問時,會有一位手譯員在鏡頭前,把聽人受訪者的話翻譯給媒體(鏡頭)看;另一位手譯員在鏡頭旁負責翻譯記者的提問,第 3 位手譯員則為了臺下所有等待中的聾人,傳達臺上訪問的內容。
這種「聾人事務,聾人參與」(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以聾為本」、任何事都要尊重本人意見、確實溝通的精神,就這樣從前期的訪問、籌備一直延續到記者會和後期的佈展中。幾乎整場展覽的每一個細節都有聾人的參與和決策。
「這些事不是我們自己說想這樣做,就這樣做。」詹富娟說。蕭建軍也強調,2 年來累積下來的豐富文字與影像紀錄,以及之後開枝散葉出的一連串展覽和活動,「沒有聾人的話,我們(聽人)絕對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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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名字呼喚我】我的手語名─ 雲林縣地方聾人文化特展
9/23 是「世界手語日」,雲林縣聽語障福利協會即將展開為期一個多月的展覽,呈現手語對聾人社群的價值與意義、聾人手語名背後的個人故事與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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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地點:斗六行啟記念館
展覽日期:2023/9/23~2023/10/29
展覽時間:週三至週五 13:00-18:00;週六至週日 9:00-18:00(週一、週二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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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展覽工作團隊,前排左起為顏良璇、蕭建軍、詹怡湘,後排左起為詹俊輝、黃麗馨,以及詹富娟;協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