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昀／精神病人是法律裡的「他者」，還是憲法裡的「人民」？

承上篇：李昀／言論自由下，言論無效的精神病人

精神病人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也是一群在逆境下努力求生的人。但我這幾年與社會倡導精神病人權益時，只感覺社會認為精神病人是一群「造成社會問題的人」。

社會在精神病人相關的案件發生時，只想著這些人有多恐怖，卻忘了恐怖是多少次的漏接與社會排除下養成的。社會也沒想過，防範未然才是最重要也最省錢的。臺灣幾十萬精神障礙者（作者註 1），全關起來不要說得花多少錢，哪裡有地都是個問題。

社會變遷迅速的現今，越來越多精神病人誕生，那要把每個人都關起來嗎？精神醫療機構會不會塞爆？還是該反過來思考，如何讓社會不要讓人發瘋，然後努力讓機構中的人有辦法回來？

作者註 1：臺灣精神障礙者的人數？

能否取得「身心障礙證明」，與精神病情嚴重度並未完全相關。例如，如果不是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第一型躁鬱或重度憂鬱，就無法拿到相關證明。而由醫院開出的「重大傷病卡」，雖然評估條件相對寬鬆，但通常僅開予能穩定就醫的人，因此有需要但未被統計到的精神障礙黑數很多，所以這裡我也把「求助精神科門診人數」並列參考：

1. 衛生福利統計處《精神疾病患者門、住診人數統計》指出，2022 年求助精神病門診、住診、急診的人數約有 273 萬人（不含失智症與智能不足者）

2. 衛生福利部《113 年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計畫書》中表示 2022 年底統計全國精神障礙者有 13 萬 2456 人。

3.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健署《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有效領證統計表》顯示，截至 2024 年 6 月為止，共有 19 萬 2099 人領有慢性精神病的重大傷病卡。

法律從未考量，人們「不得不」的選擇

前篇有說到，精神病人不是惡人，但一無所有連命都不要的人，要怎麼約束他的行為？何況社會規則總是不利精神病人，反社會還比較容易活下來。

社會並沒有給不符規則的人生路，活不下去時，常只有酒店陪侍、黑社會等社會不待見的工作願意招手。這些地方風險極高，很多人精神壓力巨大，但日夜顛倒的作息很難去看精神科門診，也很難好好吃藥，最後眼前速效的方法就是毒品。

我不會說使用毒品是好的解方，因為毒品與精神科藥物一樣，有「耐受性」增加的問題，一開始吃一顆有效，到後來越吃越多才會有一樣的效果。許多毒品在過去曾做精神科藥物使用，但隨著法律的禁止，自然無法研發改良，很多人也因此等不到新藥的問世。

包含「裸蓋菇鹼」等精神活性藥物，近年已有多篇研究指出其對精神病的治療可能，但臺灣認定這些是毒品，很多人只好用走私等途徑來獲取治療的可能。因為非法，品質不但缺乏監管，且非常昂貴。

我看不懂國家為何要阻撓人們治療、活下去的可能。誰願意違法？誰願意過這種生活？但法律從未考量人的「不得不」，當法律用同一套標準來看待人群時，就是假設每個人的資源、階級、性別、種族、年齡等都是一樣的。法律認為人都可以自由的做出「正確」的選擇，殊不知，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讓人有辦法活下去的選擇。

如果法律只是「專家學者」說了算，就像拼圖永遠缺一塊

要消滅這些「不得不」，除非能有「更好的選擇」，我透過我的生命，希望帶給社會這些問題的邏輯與方向。但無論是政府會議、學術論壇，或民間團體的場合中，我常得忍受「專家學者」對我講解精神病人是如何如何。在他們眼中，精神病人不是「遇到困難的人」，而是「造成困難的人」。

他們在我面前大講精神病人的不是，赤裸裸的冒犯著我，又說他們多關心精神病人。我不認為這些「專家學者」多了解精神病人的處境，不然他們怎麼會連冒犯我都沒發現？我不認為業者想像顧客的需求會多準確，醫生、社工、學者顧問了解的精神病人，也頂多是他們專業所接觸到的切面而已。拼圖永遠缺一塊。

臺灣的法律政策就是這些「精英」說了算，法律學者會在會議上討論法律「應該」要怎麼寫，要援引哪些條文邏輯，但不是考量弱勢的需要。他們總在「違不違法」的爭辯裡，卻很少去想，要如何讓人不需要違法？

這些律法主義非常致命，因為法律的邏輯就是長年忽視弱勢群體，我們才需要遊走法律邊緣求生，如果執著於既定的規則，不合規則的人就是會死。

我討厭我提出困境時，法律專家問我這怎麼放入現行法裡？你是專家，法律怎麼寫是你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我代表的是精神病人的專業，我們是「合作」，不是我幫你工作。為什麼我得被譏笑不懂法律，但你們明明也不懂精神病。

臺灣的障礙參與現況是，障礙者所組成的團體（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 DPO）（作者註 2）不是被刻意遺漏，就是和幾百個團體一起開 2 小時的會議，但是連發言都沒機會，事後卻說你有出席討論，等於背書對方的意見。施政出問題，是各部會的問題，邀請我們來協助，卻不希望我們發言。

作者註 2：什麼是障礙者團體（DPO）？

DPO 為國際障礙領域的關鍵字，但在臺灣甚少被重視。詳情可參這篇障礙研究學者群所撰寫的研究期刊：

張恒豪、周月清、陳俊賢、陳重安（2020）。 誰代表障礙者？障礙者代表的政府參與及其在公民權上的意義。臺灣民主季刊，第 17 卷（第 2 期），95–136。 

任何人權議題總圍繞著「平等」二字展開。因為每一條命都一樣珍貴，但現實社會中，有的人命就是比較金貴，有的人卻一生低賤。這些差異並不來自自然的法則，例如只要努力就會有回報等，而是來自社會政治分配邏輯。

政府寡頭的決定創造了社會的「不平等」，例如政治放任房價瘋漲，讓很多人靠收租就可以活得很好，很多人卻為繳不起房租受苦。剝削他人才能創造利益，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

二次大戰後，國際人權公約陸續誕生，因為不平等的盡頭是戰爭，當人無路可走時，只有戰爭能讓資源重新分配。平等權除了在講弱勢者的權利，也在減少整個社會的仇恨值，對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有幫助。

參與是為了恢復被消失的的聲音

這些年，很多法律人要求我背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的條文，卻不知道CRPD 做為國際人權公約，卻是各地障礙者草根集結並向上推動的。條文是一種與國際政府溝通的形式，是一種訴求的體現，背後更多的是包容所有差異的精神，與障礙生活經驗的結晶。當作法條背誦分析，卻沒有對精神與歷史的理解，很容易誤讀會錯意。

CRPD 從一開始就不是法律人士的高度見解，更像是障礙運動的勝利。在聯合國討論CRPD 的會議上，多國的法律專家並不支持 CRPD 的誕生，更在多場會議中阻撓障礙團體的訴求。

CRPD 不是完美的最高指導原則，而是在各國政治角力下暫時性的未竟之業。在臺灣常說 CRPD 是達不到的高標，但這些內容保障的，僅是做為一個人的低標罷了。

但 CRPD 的討論仍然很了不起，當年代表精神醫療倖存者社群參與會議的蒂娜（Tina Minkowitz）告訴我，當時她除了爭取與精神醫療倖存者（精神障礙者）相關的內容，還有個工作是關注其他條文是否對我們造成危害。因為各地區、各種障礙身分的人都有不同，因此需要縝密的討論，以完善公約的內容。這是我認為民主的價值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一起把問題想仔細、處理好，讓規則不要壓迫到任何人。

前幾年，立法院突然排審《精神衛生法》修法，但行政院版草案並不理想。為此台北市心生活協會的總幹事金林，廣邀所有民間團體，希望趕緊生出一個民間版應對。

金林是精神障礙者家屬，長年支持「強制住院」，和我代表的精神障礙團體意見相左。在席間，我描述了我過去在醫院內遭受的暴力對待，也表示很多精神病人因為這些恐怖經歷，怨恨或害怕送他們去住院的家人。

她則說，強制住院是讓病人有機會接觸醫療，在她心裡，住院是為了回來好好生活。但她也認為，目前 1-3 個月的住院時間裡，除了調藥，還有更多生活重建的事該做。住院不是不好，是還不夠好。而家屬也會擔心，對於把家人強制送醫深感自責，但沒有其他方法，也害怕病人返家後怨恨的情緒。

意外的是，看似對立的我們，其實共享相同的困境。精神病人之所以住院，也因為沒地方可去，家屬把病人送住院，也是沒其他辦法可用。

後來我們提出許多國家使用的替代性做法，讓人遭到強制處遇（服務或策略介入）後，可以選擇醫院以外的地方去，例如心理治療中心、同儕支持中心等。讓人可以選擇適合的去處，讓治療回歸治療，而不像是監禁。金林一聽也立刻同意。

這件事給我很大的啟發，對立的主張只是還沒想到共好的方法。任何一個政策的制定，都不該傷害到另一個群體。讓利害關係人都能坐下來商討，就是民主體制的核心，也總能解決許多問題。

恢復精神病人的言論自由，是最重要的合理調整

CRPD 第 7 號一般性意見通篇討論「障礙參與」的議題，參與不是指只聽障礙者的話就好，而是讓同為利害關係人的障礙者，也能進場協商討論。民主的原則是「討論」，可是目前這些政策的制定，總是瞞著障礙者，卻又影響到我們。參與要方方面面，也不是形式上有出席就好，也不是你講你的、我做我的。

精神病人多年來缺乏參與的機會，導致很多悲劇至今重複的發生。要讓精神病人敢說、敢出來說話，則又是一條漫漫長路。如前篇所說，精神病人的言語往往「被取消」，或有太多不能說。恢復精神病人的言論自由、恢復人「說自己」的權益，既是對精神病人最重要的合理調整（作者註 3），也是一切法律資格的基礎。

當言語有力量時，人才願意認真說話。當社會願意將人思考進去，人才願意活在其中。精神病人不是法律裡的「他者」而是憲法裡的「人民」，和所有人一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

作者註 3：「恢復言論自由」作為精神病人的合理調整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法學院下的自由與法律研究中心，於 2023 年刊出了一篇科卡姆·魯本（Kirkham  Reuben）撰寫，名為「言論自由文化是心理社會障礙者和神經多樣性人群的『合理調整』」的研究。

這篇研究闡述了精神障礙者常因意見不被採納、或受環境限制表達等因素，導致在法治與許多社會情境下權利受損的情況。文中表示，言論自由被視為民主法治的核心，法制與相關規則都是以「人可以自由表達」為前提，但精神障礙群體並未具備這個前提，導致系統性的侵害產生。因此建議以支持精神障礙者言論自由文化的策略，做為對精神障礙者恢復權利的「合理調整」方向。

參考資料：Reuben Kirkham. (October 16, 2023). Free Speech Culture as an Anticipatory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for People with Psycho-social Disabilities and Neurodiverse People . Liberty & Law Center Research Paper No. 23-04, Available at SS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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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李昀【航向樹冠層】：
1. 李昀／言論自由下，言論無效的精神病人
2. 李昀／「不如我們從頭來過。」重說一個不一樣的精神病人敘事 
3. 李昀／精神病人的「窮」是什麼？汙名、失去體力與工作、用盡所有來交換自由
4. 李昀／是精神病人的就業問題，還是職場本身就是問題？
5. 李昀／學習原本是件快樂的事：青年求學到中年職訓，如果我們的熱情能被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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