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北教特殊考場爭議，身障考生的聲音在哪裡？
作者按：3/25-3/27，今年度（111 學年）身心障礙學生升大專甄試（身障甄試）於北、中、南、東４區７校舉行，超過 3100 名考生報名。
然而，3/26，作家余懷瑾在臉書粉絲專頁發文，表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北教）考場安排身障學生在階梯教室休息、未協助用餐及撐傘等事，引發網路爭議。
本文由４位助人工作領域的身心障礙學生（蘇楠、劉家承、孫溥恩與段可薇）共同書寫，透過梳理國北教考場事件，並多方訪談身障者、家長、學者等，呈現不同觀點的經驗與想法。
撰文／蘇楠 明志科技大學資源教室輔導員、劉家承 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副理事長、孫溥恩 社工師＆政大社工所碩士生、段可薇 臺師大社會教育所碩士生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身障甄試）是身障者就讀大學的主要升學管道之一。今年度的身障甄試於 3/25-3/27 在全國舉行，3/26，作家余懷瑾以自己陪考的觀察，在臉書發表一系列貼文。
余懷瑾表示，在國北教考場，有部分腦麻學生雖然行動不便，還是被安排在階梯教室休息，且考場人員聲稱，為了因應防疫，家長不能陪同身障考生用餐，許多用餐時可能需要協助的腦麻生，被迫在沒有桌子的階梯教室獨自吃午餐。
加上休息教室不夠充足，有些家長與學生為了和其他考生保持防疫安全距離，寧可站在教室外淋雨等候，也不想在教室中人擠人。
在輿論關注下，國北教隨即提出改善措施，在隔日（3/27）的考試中，擴充考場休息空間及人員引導措施。余懷瑾對此表示感謝，同時在後續 3/28 的發文中回應「我見證了一場不及格到及格的身心障礙大型考試」，呼籲下一年度身障甄試比照本次考試，擴大身障友善服務。
然而，我們在這場事件的網路討論中，觀察到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們周遭有些身障者和助人工作領域同儕，認為國北教特教系並非考試承辦單位，余懷瑾與網友們不應該過度指責考生服務隊。
我們周邊也有身障朋友從自己的經驗出發，針對「撐傘是不是考生服務隊的義務」去探究考試單位、家長以及身障考生的責任範疇；也有身障朋友認為，身為當事者的身障考生，在事件當下應該要自己主動提出需求，不要只讓家長代言。
少了主體發聲的一場大專甄試爭議
對我們而言，本次事件除了缺乏考場服務，還少了什麼？正是當事者的聲音。
聯合國頒布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明言宣示：「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替我們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兒童權利公約》（CRC）也明確規範兒少表意權，世界各國更下修成年年齡至 18 歲，賦權兒少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們在這次事件中卻看到，社會輿論多半聚焦在余懷瑾以身障者家長的立場，所發表對考場服務的檢視和批判。但身障考生本身的意見、想法、感受和需求，卻未得到應有的注視，成為被動接受代言而沉默的當事者。
臺師大資源教室輔導員張雅雯接受我們的訪問，她表示：「從事件相關報導中，我無法看到事件當下及事後學生本人的意見和反應，也無從得知當事人的能力狀況與需求程度，只能感受到家長想要保護孩子的出發點。」
此外，接受訪談的身障者們普遍表示，如果自己是事件當事人，也不希望只由家長代替自己發聲；且家長說的，未必代表自己的期待與需求。
身為本文作者之一的輪椅使用者劉家承是一位重度肌肉萎縮症者，平時需要由父母和個人助理員協助打理日常起居。但在回顧成長經驗時，他也認同自立生活的重要性：「到了高中、大學的年紀，我打死也不願意讓同學看到父母餵自己吃飯的樣子！」
自立是探索自我價值的過程
如果你問身障者：「我們都在幾歲時，開始比較獨立生活？」我們身邊多數的身障朋友都回答「上大學之後」。
為什麼上大學之前，比較沒有練習表達自己想法的機會呢？其實，身障者要區別自己的需求跟家長的需求，並在生活中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不是那麼直接與容易的一件事。
這之中存在許多身障者自身對障礙身分的認同，以及身障者與家庭互動的拉扯。因此，身障者在邁向自立的過程中，有許多自我探索的練習與被支持的歷程。
以我們訪談的腦性麻痺者吳研嘉的例子來說，她在大學以前受到主流升學主義影響，很少探索讀書以外的事，因此她對「自我價值」毫無概念，並且對情緒感受缺乏認知，更不用說開口表達了。
直到她上大學之後，才有機會練習表達自己的想法。雖然也會與家人有所爭執，或是彼此的想法具有差異，但是也因此更有能力與家人展開討論。至今，她仍持續走在練習表達的路上，摸索適切的方式，並學習如何讓別人理解自己的需要。
也因此，我們認為，每位身障者的經驗都有所差異，應該回到家庭去了解他們依賴家庭的原因，並且了解身心障礙當事人的困難是什麼，或是家長難以放手、讓身障者嘗試自立的原因。
是障礙者的需要，還是照顧者的需要？
CRPD 中的「自立」意謂著個人能夠發揮自主性，選擇自己想要、需要過的生活，對自己負責，並且能以「公民」的身分參與社會。這並不代表有人可以不需要協助的獨自生活，而是任何協助都能自己選擇與決定的。
然而，面對「障礙」，在支持性的服務措施中，實務上常會面臨一個困境── 這到底是身障者的需要，還是家長的需要？
例如，在考場服務引發的許多爭議中，包含考場空間配置、服務提供形式，以及服務的「界線」在哪裡？這些服務，是考務方的義務，還是身障者及身障家長的過度要求？這些要求，又大部分是家長「想像孩子需要的服務」，還是「身障者曾經具體提出的需求」？
身障專科社工師黃彩雲（化名）指出：「身障孩子家長的需求，與孩子的需求，很容易疊加在一起。身障者家長往往得同時扮演２個角色，他們既是照顧者，又是家長。我們必須有一些機制，區分這２個角色，讓部分協助、支持身障者的任務由不同的專業人員與社會正式資源共同分擔，也讓協助身障者的義務不再只是家庭或個人的責任。」
黃彩雲也說：「我們經常仰賴家長提供身障者高密度的生活支持，但如果把家長自己的期待（例如必須無微不至的照顧孩子、必須為孩子大聲爭取）和身障者的需求（例如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隱私空間）分開來看，還是要回歸相關的支持措施是否足夠，才不用讓家長總是需要出來『補位』」。
資源需公平配置，制度要能保障權益
在此次爭議中，也有部分意見指出，考場人員究竟是否有責任協助身障考生撐傘？劉家承以自己的經驗出發，回顧許多身障朋友的日常生活，有感而發說道：「下雨天需要人從旁協助撐傘，或是吃飯需要他人幫忙餵，並不是什麼奇怪的要求。」
台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理事長林君潔也建議：「學校的支持責任不應只讓家長自行負擔，主管機關應訂定明確的規定，公平地配置資源，並負起把關的責任。不應讓學校因為各自資源的多寡，影響了障礙生的受教權益。」
其實，針對比較需要人力協助的身心障礙學生，我國有推行「特教學生助理員」的支持制度，提供個別或少數學生在校的生活自理、上下學及其他校園生活等支持性服務。然而，這樣子的人力支持服務只有求學時會在校園內提供，未能在身障甄試及其他校外活動發揮實質作用。
如果身障甄試能在學生報考時一併調查考生需要的協助，並儘早安排相關協助措施，學生便可以用自己的步調和方式吃中餐、休息，自然也不需要家長的介入與代言，而不會發生考場服務人員的權責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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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今年身障甄試第一天，作家余懷瑾到國北教陪考。取自余懷瑾臉書公開貼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