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消失的苦難不能只剩下診斷，把精神疾病視為一種生命處境／《兩種心靈》
編按：左岸文化於今年 8 月出版《兩種心靈》，作者魯爾曼是一位醫療／心理人類學家，她在 90 年代進入美國東岸與西岸各一所醫學大學進行田野調查與資料搜集，分析美國精神醫學的「兩種心靈」── 以長期心理治療或談話諮商為主的精神分析，以及以藥物治療為主的生物醫學，如何影響美國精神醫療的發展。
本書原作於 2000 年發行，成書後至今過了 20 年，本篇取自《兩種心靈》第 7 章〈瘋狂與道德責任〉，魯爾曼以田野調查過程中一位精神科病患的經驗，點出美國 80、90 年代不同的精神疾病觀。
審訂本書的新竹馬偕精神科醫師吳易澄指出，作者雖於本書第 6 章〈管理式照護的危機〉點出精神分析的式微與生物醫學的崛起，但也非為了煲此貶彼，而是呼籲精神醫學界必須創造出一種「負責任的文化」。
因為看待疾病的不同觀點，將影響精神受苦者被對待的方式，當醫療將人的苦痛經驗外部化成一種「身體的疾患」，也許可以去除汙名，但真正受苦的人是如此期待嗎？是否應該看見受苦的「人」，而不只是「診斷」？
如今，當代醫療已經演變出多元的精神治療，然而，什麼才是最好的治療？吳易澄引用作者的話提醒，不管什麼方式，治療場域的互信基礎都至關重要。
撰文／ 譚亞‧魯爾曼（ Tanya Luhrmann）
翻譯／ 張復舜、廖偉翔
不論是否為精神科醫師，以不同方式看待精神疾病時，會展現出不一樣的同理。而不一樣的理解與同理方式，對受精神疾病所苦的人會有不同的影響。
理解與看待精神疾病時，同理心的展現主要區分為 2 種，一種被稱為「單純同理心」（simple empathy），以單純同理心相應而生的惻隱之心，唯有在苦難可以消失的時候才能幫助受苦之人。
舉例來說，如果我腿受傷包了笨重的石膏，會想要有人能一起為這樣的疼痛或恥辱同甘共苦、會想要有人能了解這有多痛、想要有人在自己痛苦且努力撐著枴杖上樓時，陪在身邊，讓自己明白這一切沒什麼大不了，都會沒事的。
如果今天的情況是，必須永遠坐輪椅，那就不會想要有人對自己說：「坐輪椅沒什麼大不了的。」因為輪椅會成為我的一部分。如果說「沒什麼大不了」，就像把自己看得跟以前一樣，只是多了一張輪椅。那麼對我而言，比起從前的自己，永遠會感到有所不足。
但如果這時，有機會把自己視為多了這一部分（使用輪椅）的自我，但仍是一個具有完整性、有意義的自我，就可能可以帶著驕傲與樂觀活著。
另一種則是「複雜同理心」（complexempathy），不僅僅同理疾病給個人帶來的痛苦，也同理著人受精神疾病所苦的原因，是因為個人在生命與社會網路交織的複雜過程中，可能被種種事件、因素所影響，而使得疾病成為個人的一部分。
把精神疾病視為一種生命處境
單純同理心的理解，把人視為「疾病的受害者」，可以把人從精神疾病的汙名中拯救出來。例如，單純同理心能理解患有精神疾病並非個人的錯，也不是父母的錯，沒有人應該被責怪，不應該比得到糖尿病等其他的疾病，更令人感到難為情。
但是，當一個與精神疾病日月共存的人，只將自己視為疾病受害者，可是無論怎麼看醫生、服藥卻仍無法痊癒時，就可能連掙扎都失去動力，會覺得自己對此已經沒辦法控制，也沒有任何人可以幫助自己改變現況。
因為疾病永遠不會消失，且認為疾病存在於自己所有的思考、感受，和行動方式中，因而無法將自己視為「完整的人」，而且別人也這麼看待自己：「他們的大腦生病了，所以他們的行為、意圖都是病態的。」
反之，若以複雜同理心的方式理解精神疾病，可能會有不一樣的影響。以弗農的故事為例，小時候他被診斷患有兒童期思覺失調症（childhood schizophrenia），回想起三十多年前，他因為刺傷 5 個男孩，開始首次住院治療。
但弗農說起現在停藥 1 年的自己，已經比從前好了許多。他認為大部分原因是他學會了與疾病共存── 不再把它（思覺失調）視為外在於自己的疾病，而是屬於自己的一部分。
弗農說：「太太在幾年前過世時，我以為自己就要精神崩潰了，但精神科醫師跟我說不會。他說我現在所經歷的悲傷，就像急性精神疾病的開端。」
在讀過談論「悲傷」的相關書籍之後，弗農把自己視為是「悲傷的人」，而非精神病患，開始把精神疾病視為一種生命處境。並問醫生，把標籤從「疾病」移轉到「生命處境」，會有什麼幫助？
醫師說：「當我們只把『思覺失調』歸類到一個疾病的類別，會看不見這個病症可能關聯著自己生命中的其他事件、可能代表的其他意義。但如果能試著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它，就會意識到許多事情與症狀之間可能的關聯，自己也會意識到能夠做些什麼。」
了解這點後，弗農開始知道怎麼照顧自己，而不是由一位精神科醫師告訴自己該做什麼。是那位醫師為他打開了一道門，從另一個觀點來了解心理學。
花更多時間自我關照與覺察
弗農說明一般精神科醫師、精神疾病相關組織協助病人走向痊癒的方法，一種是藥物治療，另一種是透過社會心理面向的方式，例如社區照護機制、與病人會面談話的機制，透過人際間真實的相互交流，可以給人更多希望。
「但是結果仍會取決於病人，自己是否準備好進入下個階段。」弗農說。因此，現在的弗農選擇用另一種需要花更多時間的方式，來協助精神疾病患者。
他說：「像我花了 30 年才讓自己不用服藥，這一路走來非常辛苦，但現在我因此保有屬於自己的生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找到正確的替代方案。」
弗農解釋他運用的方式，是一個稱作「SENAP」的行動方式，S （Self-awareness）代表自我覺察和表達的自由；E （Energy activation）則是指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啟動能量」，意思是有權利在自己能控制的環境下，接受對自己而言最舒服的治療方式；
N（New awareness）是對自我有新的覺察。例如，如果我想要變得更好，就要檢視自己的飲食習慣、衣著，並讓自己逐步擺脫壞習慣；A（Awareness of reality）則是對現實的覺察。意思是應覺察到自己的症狀（如妄想、幻覺）都有它的意義，可能是社會性的意義，或甚至是藝術的意義。最後，P（Problem solving）是解決問題，而且一次只處理一小部分，一步一步來。
沒有完全的同理，但學習感知痛苦
再回頭談「同理心」的展現，何以影響我們看待精神疾病？
同理是根據自己的專業、社會與個人背景，去詮釋和評估另一個人的處境、性格。以此為基礎推論對方會有什麼感受、判斷事情的是非對錯、了解對方為什麼這麼做。
因此我們對彼此而言並非「透明」。在他人面前，人們從來都不只是「他們自己」。我是誰，取決於對誰而言我是誰，但我們通常看不見這個「結構」，以為自己純粹是對特定的人，以特定的方式去同理。
但其實我們是從自己的期待出發去同理彼此，這是一種隱含著── 「我認為」的結構：「我如何設想眼前所見之人、我希望自己成為怎樣的人、我期待受苦的人如何對待自己，以及我學習如何對待他們」等，打造了這個結構。
由此可知，任何人在理解他人時仰賴的同理心，從來都不是完美的、純粹的，我們永遠無法真正感受另一個人的痛苦，我們只是學習去「感知」（perceive）。
在這樣的意義上，同理心（empathy）是我們主要的「道德判斷」之一，一個人不論他是不是精神科醫師，在看待精神疾病時，都會根據他理解精神病患痛苦的方式，而展現不同的同理、展現出不同的判斷與行動方式。
同時，人們對自己的想法與評價，也取決於我們被如何理解、回應，以及互動的方式。因此，精神疾病患者亦會受到醫師、社會等他者對自己的想法所影響，進而去理解自身處境、做出相應的行動。
延伸精神醫療：
1. 病人抱病出院、醫護瀕臨極限，財務緊縮重擊精神醫療／《兩種心靈》之管理式照護危機
2. 昂貴的精神健康：付出資源或付出代價？心理諮商究竟能否納入健保？
3. 醫者回應「醫學生為何縱火」：承認精障者的病理性，才是真正的人道
4. 病者回應醫者：承認生物精神醫療的不足與人的複雜性，才是真正的人道
5. 王婉諭專欄／有病就該吃藥住院，為什麼做不到？精神衛生 3 大迷思
6. Right Plus 身心障礙議題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