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靜盈／重升學輕心理、諮商還要請公假、隱私被揭露，兒少心理健康誰來顧？
編按：攸關年輕人的事，能否容納年輕人的聲音？近 5 年來各級政府依法逐步將兒童／少年（12 歲至 18 歲）參與公共事務納入政策討論過程，有計畫的培力臺灣下一代參與、理解自己的土地與社會。整個過程不只兒少在學習如何表達、提案，連成人也在學著如何傾聽、採納意見。
2021 年我們開啟本專欄「12＋ 的聲音」，作者黃靜盈年僅 20，從國中開始參與地方事務，至高中、大學後成為中央少年代表，搜羅各屆、各縣市代表想法，持續為整個兒少參與制度提出回饋與建議，也針對攸關兒少的議題提出想法。關於她的部分經驗，也可參考我們去年底的 Podcast 訪談，以及她在本站的其他專欄文章。
前些時日，大學生的自殺事件引發社會對於心理健康的極大關注，從校方、民間機構、政府單位到社會大眾，都積極的想要做出一些改變，這樣的風氣轉變固然令人欣慰，然而這波討論卻鮮少提及高中職以下的校園輔導機制，甚為可惜。
事實上，兒少面臨的心理壓力與求助門檻，絕不小於成人。根據衛福部統計處的調查，臺灣青少年族群（15-19 歲）的自殺死亡率已經從 103 年到 108 年連續 6 年攀升，2019 年更創下新高，每 10 萬人口就有 6 位以上青少年自殺死亡。
此外，全國自殺防治學會的調查顯示，2018 年全國有 9328 名 24 歲以下的青少年自殺未遂遭通報；衛福部國、高中生健康行為調查則指出，有 2 成左右的國高中生曾經認真想過要自殺；董氏基金會的調查也發現，每 7 位國高中生，就有一位因憂鬱情緒需要專業協助。
重升學、輕心理的輔導機制，錯接求助兒少
根據《學生輔導法》，每個校園內均訂有「三級輔導體系」，我們可以簡單理解為：班級導師扮演第一線輔導角色，以初級預防、教學為主，如同守門員一樣關注學生的心理狀況；輔導老師則扮演第 2 層角色，以初步諮商、轉介為主，為學生提供並連結資源；學諮中心內的心理師、社工師則在第 3 層，提供兒少專業的協助與服務。
理想上，每一層級環環相扣，各自有不同的任務。導師負責發展性輔導、輔導老師負責介入性輔導，學諮中心負責處遇性輔導，看似層層守護、緊密相連的安全網，加上每天頻繁接觸的師生關係，原應有效陪伴兒少度過困境。然而，兒少自殺率卻年年上升，我們不禁要問，校園作為兒少重要生活場域，為何接不住這群有需求的人？
根據兒少代表們與兒少接觸的經驗，以及問卷調查，加上文獻分析，我們發現，想在校園內求助所面臨的獨特影響因素。
首先，「輔導領域」大致上可分為 2 個方向：生涯規畫與心理健康。然而，在臺灣長期的升學導向之下，比起心理輔導，更重視生涯規畫。而所謂的「生涯規畫」，還不如說是「升學規畫」。
由兒少代表進行的初步調查發現，大多數學生對於「輔導室」的認知停留於「幫忙填志願、擬定生涯目標」，且令人訝異的是，如今仍有部分兒少對輔導室存有誤解，認為會去輔導室的都是「有問題」的學生，甚至帶有偏見的看待他們，導致有需求的兒少不知道輔導室的正確功能而無法求助，或害怕同學的閒言閒語而不敢付諸行動。
長期升學導向的思維，使得心理輔導成為犧牲品，但是在我們的訪談中，仍有極少數學校的心輔資源充沛，不只校內設有獨立的會談室，校方也會定期向學生宣導心理健康的資訊，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對此，不少輔導老師表示，校方的態度與關於心輔的知能，大大影響輔導室整體的運作。
有輔導老師在訪談中表示，自己曾被其他同仁質疑「會談就只是聊聊天，有什麼難的？」過往文獻也曾指出輔導老師與普通班導師的權力不平等關係。當輔導老師需要對學生進行會談、諮商等，往往還得「看班導師的臉色」，才有機會順利與兒少會面，若班導對於心理輔導仍存有刻板印象與偏見，情況更是雪上加霜。
另外，也有輔導老師指出，心理健康和生涯規畫彷彿一直是對立面，學校著力之處往往是成效較顯著、需求也較外顯、未遭汙名的生涯規畫，若輔導老師、現有政策對提升心輔資源不具有相關意識，就容易導致校方漠視，更間接拉高兒少的求助門檻。
當然，輔導老師絕非超人，很多時候他們也分身乏術。過去相關研究曾指出，輔導老師每週的工作時間中，只有一成左右的時間可以真正接觸個案，其餘時間則被繁重的行政工作、各式會議占據，時常呈現「有心無力」的狀態。
雖然依規範已明定每年對於增加輔導人力的配給，但是在兒少自殺率、憂鬱比例節節上升，以及輔導老師行政工作與雜務繁重之下，現存的規範低標是否真能符合實際的案量需求、實聘率是否能順利符合應聘數量，我們仍持保留態度。
想輔導要請公假，還得擔心隱私被揭露
兒少面臨心理議題時的求助行為與成人不同，尤其兒少鮮少擁有獨立且自由的活動時間。據報導，臺灣學生的上課時間高居全球之冠，一整天往往超過 9.5 小時都在校園內活動，更別提大部分兒少放學後還得緊接著去補習班報到，課堂與課堂緊密連結，若真的有會談與諮商需求，恐怕只能透過請公假的方式與輔導老師會面。
「請公假」說來簡單，實際上卻有許多阻礙。一方面教師與任課教師是實際掌有給予公假權力的人，然而多教師對於輔導知能明顯缺漏，不少兒少表示，當他們好不容易鼓起勇氣求助時，卻常常被老師認為「想太多」、「太軟弱」、「沒有必要」等。
更別提兒少面臨憂鬱情緒時，可能出現如上課精神不濟、話語變少、校園活動參與率降低等情況，這些向外發出警示的行為，卻容易被弱化為「不努力好好讀書」、「不服從團體生活」。
在一級輔導體制半失能的情況下，兒少要如何走向二、三級便成為大問題，此外，教師知能的不足，除了阻斷兒少的求助歷程，也讓兒少的隱私有曝光的危機。
求助兒少通常不希望隱私被其他同學、師長知道，在求助歷程中，專業輔導老師受到會談倫理規範，具有保密個案隱私的義務，然而兒少與輔導教師會面時，需要透過請公假多繞過一層「導師」或「任課老師」，有時還必須告知「副班長」，極容易迫使兒少個人議題被揭露。
想請公假通常需先由輔導教師向班導告知，班導開立公假單後，再交給副班長登記並轉達資訊給任課老師，一來一往間為了確認資訊，難免會互相詢問「ＯＯ同學為什麼請公假？」有時沒有想那麼多的班導師，可能就會回答「他有困難，所以去找輔導老師談談」，甚至直接勾勒出求助兒少面臨的困境。
有兒少分享，自己的個人議題曾因此被同學得知，同學們因為對心理健康不甚了解，反而嘲笑他「好奇怪」、「有病」、「真膽小」，隱私曝光不只侵害當事者的權利，同時也提升隨之而來的社會壓力。
學校裡缺乏的心輔資源，需要政策彌補
如今，整個世界的自殺率都不斷上升，但若放眼國際，不少國家都已為青少年推出相應的專門服務。美國紐澤西州 2016 年通過「麥蒂哈勒瑞自殺法案」，要求高等教育機構必須提供 24 小時的心理諮商服務，減少學生自殺意圖；香港的撒瑪利亞防止自殺協會則於 2018 年推出「chat 窿」，提供即時的線上匿名文字諮商服務，成功跨越空間限制，且同時保護了當事人隱私，大幅降低求助門檻。
臺灣也有許多資源可補足校園人力缺口，以及兒少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例如張老師生命線、衛福部 1925 安心專線，兒童福利聯盟的「踹貢專線」，此外，政府建置的「心快活」心理健康學習平臺，也為有需求的兒少提供心理衛教資訊。
校外的資源看來並不至於匱乏，然而在正式課堂上，這些資源卻鮮少被提起。就算民間單位發放海報至學校，也會因為學校重視升學而往往被張貼在邊緣處，淹沒於各大專院校的招生宣導中，校內外資源的斷層因此大大降低兒少求助時的選擇。
由於以上種種限制，在衛福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 109 年的會期中，兒少委員與政府協商出 3 大共識：
1. 盤點人力：政府應重新檢視高中職以下的教育體系中，現有法規配置的輔導人力是否合理，避免出現看似符合法規，人力卻不符合實際需求的情況。
2. 優化宣導心輔資訊：過去，心理衛生相關資訊只放在各縣市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學諮中心）網站，大部分兒少卻可能連學諮中心是什麼都不知道，遑論主動透過網站吸收新知。
因此，我們要求重新統整協助資訊，包含對於校內輔導室的認知、校外的各類求助資源、心理衛生的去汙名化倡議等，直接放置於各級學校的網站上。同時建立友善連結，讓兒少在上網查詢成績與活動時，能增加成功觸及心衛資訊的機會。
3. 建立線上預約平臺：為了避免學生隱私在請公假流程中曝光，並降低求助門檻，例如導師因知能不足而不准假、下課太短來不及找輔導老師約會談時間、不知從何開口尋求協助等。
我們要求參考大專院校的心理諮商線上預約平臺，讓有需求的學生能自主線上預約，並由校方行政系統統一處理公假事宜，且同步提醒經手人員善盡保密責任與義務。未來此系統將與現有的三級輔導體系並行，互相補齊缺點。
沒說不代表沒事，打造兒少安心求助的環境
每一位求助兒少遭遇的困境也許存在差異，容易被視作個案處理，然而，關注個案的同時，我們也不可忽視背後的結構性因素，除了已獲廣泛討論的諮商誤解與汙名，公假體系的建置、隱私的確保、教師與學生知能的養成、校內外資源的連結等，都是影響兒少求助行為的重要因素。
兒少們在面臨心理議題時，沒說出來並不代表事情就沒發生，很有可能是外在的安全網絡建置仍有所缺失，或許我們更需要去思考的，是如何降低外在求助門檻，讓校園的三級輔導體系不再只是一項「政策」，而是能確實成為相互陪伴的旅程，別等到下一次憾事發生，才又後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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