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是爭來的！「沒有我們的參與，別替我們做決定」／《人類的政治學》導讀
撰文／吐司、瑋哥 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政策組
12 月 3 日是國際身心障礙者日（International Day of Disabled Persons），上次我們在「『別人有豐富的履歷，我只有越來越厚的病歷』帶病人生，我們同病相陪」一文中，從疾病當事人的視角來看待發聲議題，本篇我們則將為大家導讀政治學家安妮·菲利浦斯（Anne Phillips）的著作《人類的政治學》（暫譯）（The Politics of the Human）。
本書主要探討 2 個問題，包括「平等的基礎是什麼？」、「如何實踐平等？」
誰的「人」權？平等的基礎是什麼？
菲利浦斯認為，「平等」不應該建立在「人」這個單位上，因為「人」的定義與範疇本身就充滿許多問題。
一旦我們開始用某些特質來界定誰是「人」，而誰又不是時，就一定會有人因為缺乏該特質而遭到排除，而有一些「非人」被納入。例如：當我們認為人具有可以理性思考的特質時，可能就會排除嬰幼兒、心智缺陷的人，卻同時將電腦納入此範圍中。
然而，這並不代表我們應當剝除人所擁有的各種特質（如種族、性別、文化背景等），並且將「平等」建立在一個抽象且可以涵括全體的「人性」（humanness）上。
菲利浦斯以圍幕甄選（blind audition）為例，說明當我們刻意剝除區辨人與人的各種特質時，可能遇上的問題。
圍幕甄選是一種主考官「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甄選方式。為了達成平等，並避免主考官的判斷受到甄選者的膚色、性別等特質影響，圍幕甄選將甄選者安排在幕後表演，讓主考官無法從甄選者的外觀判斷他的種族或性別。
然而，這真的是實踐平等的好方式嗎？很顯然的，本書作者認為不是。在圍幕甄選的措施中，似乎隱含了一種概念──我們應該要遮住那些可能被歧視的特質，因為這些特質是我們邁向平等之路的阻礙。正因為這樣的意涵，這項企圖達成平等的措施反而成為加深歧視的手段。
此外，當我們面對那些因為某些特質而受到長期壓迫的人（例如因為種族身分而被迫流離失所的人）時，虛無飄渺的「人性」宣稱，對他們的受苦經驗一點幫助都沒有。
對「平等」的詮釋，影響了實踐方式
為了進一步說明自身的論點，菲利浦斯引用了 2 位反基礎論者：理察·羅蒂（Richard Rorty）以及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論點，並說明了自己的觀點與他們的異同。
撼動人心的故事可以實踐平等？菲利浦斯：忽略與受苦者的差異性
在羅蒂的論點中，人權與平等的驅力來自撼動人心的故事。羅蒂曾在 1993 年的演講中說道，人權的政治和道德力量並非來自定義性的人類本質，而是來自我們所講述的、有關他者的日常故事，是這些故事，使我們終於能夠看到自己以外的人。
乍聽之下似乎十分有道理，然而，傳述動人的故事真的是實踐平等的最佳方式嗎？菲利浦斯似乎不這麼認為。
動人故事所驅動的惻隱之心常常有所侷限。首先，故事勾動人心的效果具有高度選擇性，人們常常為遙遠國度的悲慘故事流下眼淚，卻忽略了近在眼前的不人道待遇。再者，故事所引發的悲愁哀憫之情也常常隨著眼淚流逝，而未能引發進一步的行動。此外，當我們敘說了極淒慘的受害故事時，往往抹滅了加害者的人性。
動人故事所引發的情感看似強大，但當動人故事未受理性拘束時，也有可能導致災禍。最後，菲利浦斯也強調，「我們在故事中所感受到的、與受苦者的『相似性』，往往使我們忽略了閱聽者與受苦者之間的『差異性』」。
例如，當一名富人為了一個窮困母親努力扶養孩子的故事而感動，並感受到與這位母親共享的人性時，往往忽略了窮人與富人之間，截然不同的社會處境。
綜上所述，菲利浦斯儘管和羅蒂一樣，認為我們不應把平等的基礎建立在虛無飄渺的共同人性上，然而，他也不同意我們應藉由故事的力量達到人權與平等。
不順應自然本性者才是人類？菲利浦斯：不符合者將被排除
漢娜·鄂蘭和羅蒂的相似之處在於，他們都無法認同以「共同的人類本質」作為平等的驅力。但是，不同於羅蒂，鄂蘭將焦點放在「人類處境」（human condition）上。
鄂蘭所指的人類處境，同時包含了獨特性（uniqueness）與複數性（plurality）。複數性指的並非單純的「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而是認為人類行動（action）的源頭奠基於一種共同性──「這世上沒有任何人，和另一個已存在過、存在著或及即將存在的人是一模一樣的」。（出自漢娜·鄂蘭《人的條件》 ）
鄂蘭所關注的焦點在於「政治責任的失落」（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他認為如果人類將一切歸因於自然的力量，並且將歷史視為一個無法改變的大齒輪，那麼人們就會將自己從「應該帶來改變」的責任中解放出來，而這是她所不樂見的。
因此，鄂蘭反對人類本質之說，並非是在反對「人應該是什麼」。相反的，她認為人之所以是人，關鍵在於人類的「非自然」特質。在這樣的觀點中，如果人活著僅僅為了順應自然，將生命奉獻於基本需求與傳宗接代，這樣的人和動物是沒有兩樣的。
然而，鄂蘭的觀點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那些在各種行動上不符合「非自然」條件的人，往往無法被認可。菲利浦斯不認同鄂蘭將人性建立於「非自然性」的說法，但鄂蘭將平等立基於行動上，卻受到她的讚許──「人並非生而平等，而是透過決心守護彼此平等權利的力量，才成為平等群體中的一員。」（出自漢娜·鄂蘭《極權主義的起源》）
平等是爭來的：沒有我們的參與，別替我們做決定！
綜合以上說法，菲利浦斯認為，平等不應建立在任何人類特質上，因為當我們開始以「特質的有無劃分人群時，總是有人被遺落在平等之外；平等也不應建立在抽象的共同人性上，因為我們必須透過「看見彼此的不同之處」來認知到不平等的存在，並且產生進一步的行動。
對菲利浦斯而言，平等應該藉由「爭取與宣稱」來達成，而不是透過強制的介入來授予那些受到壓迫的人。對於那些受壓迫的人來說，「將人權給他們」非但不夠，還有可能反過來奪走受壓迫者的主體性，成為另一種壓迫。
因此，我們真正應該做的，是創造讓他們可以發聲，可以宣稱自己權利的環境，並且藉由主動宣稱來達到平等。
1980 年代以降，歐美的障礙者倡權運動，乃至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誕生的時代，「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替我們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的核心精神更切要的指出何謂平等參與，以及融入社會的意義。
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與自己相關的一切社會活動，扣連的是「權利」，不再是福利；權利範圍與資源分配之間的擺盪拿捏，需要「權利主體」實際的參與和決策，而不是任由「他者」創造形式平等、成為總是被決定的「客體」。
CRPD 要求國家義務性的全面檢視法規範和施政策略，在核心精神上必須符合人權模式，這讓一些既有的法規範必須打掉重練。在既有的法規範框架內，如何從規範縫隙，以及詮釋法規範特定概念的內涵著手，以真正符合身心障礙者生活所需和權利保障的視角來進行，需要身心障礙者親身參與和見證。
而身心障礙者對自己經歷過的社會壓迫，或是否將再製新的壓迫，來回透過自我爬梳、發聲、修正、再爬梳、再發聲的循環歷程，即能創造新的敘事視角。
平等不是空泛的概念，抽掉那些「被代言」的法規範內涵與社會視角，置入障礙者作為完整權利主體的經驗，絕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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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瘋靡雙週報第 5 期──讓發聲得以發生（下）」原刊載於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Right Plus 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