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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青少年自殺率攀升,上路 10 年的《學生輔導法》卻仍困境繁多。如人力不足、校方消極、沒有法規依循、小校共聘等,使學生未能獲得及時的幫助,各界呼籲修法並召開公聽會。
針對嚴重情緒行為的各種協助不足,多數只能仰賴家人自行想辦法,最後被迫住進機構,或接受不適合的服務。也有人從小學就開始排隊,為 18 歲後的安置做準備,真的畢業成年後卻仍然無處可去。
臺東兒少機構主任4年前性侵院生,社會處輕放4名不當管教人員持續留在機構中。導致案發後3年間,該機構持續發生 11 起不當管教及性侵案。監察院祭出嚴重懲處表示「糾正和彈劾只是剛好」。
經歷暴風雨般的幾日,兒盟客服電話持續被打爆,許多人在過程中哭泣或受到言語攻擊,甚至遭到恐嚇威脅。社工被上銬帶走的畫面更讓臺灣無數社工徹夜難眠,職業價值感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我們能否協助青少年看到更多的選擇?或讓他們意識到每個選擇背後伴隨而來的責任、風險和代價,然後在清楚個人目的和渴望之後,學會用不同的方式去滿足。」
「我待過少觀所、少輔院、矯正學校,但其中沒有任何環節會針對我們犯下的案件,去進行討論或輔導諮商,好像事情發生了就發生了,沒了。不會再有人爬梳、協助少年釐清自己為什麼走到今天。」
「如果社會持續用仇視的標籤看待次文化中的青少年,他們也會用同樣的仇視態度看待社會。」或許我們能試著理解青少年在次文化中的認知、價值觀和世界觀是怎麼形成的、他們如何看待周遭的世界?
媽媽面對老師、長輩頻繁的指教,只得越發嚴格要求孩子,直到遇到一位醫生,告訴孩子當自己就好;遇到一位老師,願意陪伴孩子分享生活。是這些正面的對待,讓雙方慢慢解開心裡的束縛。
越被定義成不乖,越常受到不合理對待,和同學起衝突,卻只有自己被罵、做不影響他人的事,也被說很幼稚、過動。父母則在擔心和壓力之下帶孩子就醫,有時卻也失去了慢下來陪伴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