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徐瑜 台灣全國兒少安置機構聯盟 （安置盟）理事長
近期，前法官、前立委謝啟大在立法院的公聽會 上，提出了「與黑道搶孩子」、「少年司法應成為第一道防線」的觀點，引起了廣泛關注。我並不否認制度需要變革，但變革應回到「誰接得住孩子、誰應該負責」的實務討論上，以下提出 6 個面向的討論。
前法官、前立委謝啟大 7/2 在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公聽會上發言。圖／截自立法院議事轉播 目前的少年司法制度雖名為保護制度，但在實務執行上，系統與整體社會文化仍帶有大量懲戒性質與道德汙名。許多孩子被送進司法系統，往往是因為學校無力承接、家庭缺乏支持、社政資源匱乏，導致偏差行為「被司法化」，且這成為唯一解方。
然而，對那些因神經多樣性1
實務上不難發現，少年越早進入司法系統（例如法院、少年法官介入），他們身上的標籤就貼得越深 ，資源也越局限。因為一旦被分類為「司法案件」，其他系統就很容易覺得「那是司法的事」而退場。加上司法具強制性與合法性，整體服務網絡往往傾向「司法先出手」，才啟動後續支持。這樣一來，往往使得少年很可能就拿不到其他系統（如教育、社政、醫療等）的資源。
或許應該讓司法退一步，讓教育、社政、醫療、社區有更多主動接觸與協作的空間。但這些系統是不是真的有介入的方法與資源，又是另一個非常需要好好討論的議題了。
若少年處遇一開始就進入司法程序，不僅會高度耗損資源，更可能造成少年無路可走的困局。
尤其當制度尚未準備好接續配套時，司法過早介入反而成為「唯一且錯誤的選項」。這種「過度使用重手段」的方式，會讓孩子對整體制度產生高度抗拒與不信任，形成「抗藥性」，也使得後續社工、教育與心理團隊難以再建立信任關係。
示意圖／AI 生成 實務上，我建議建立明確的分級分類制度 與風險篩檢機制 ，依據少年實際的風險程度與需求，將他們導向不同層級的處遇資源，例如有些孩子的議題應該留在社區或學校處理，我們應該把資源帶進去，而不是將孩子移出送往安置機構或感化教育。
這樣可以降低不必要的司法介入，並有效促進跨系統合作── 讓教育承擔學習和輔導、醫療處理健康議題、社政提供家庭支持、社會支持網絡則可以促進心理健康和生活適應，而司法則只在真正需要強制與權力手段的情境下介入。
實務上，我們最擔心的，正是那些被法官基於「不忍心」、「再給一次機會」而沒有送往感化教育，直接轉介至一般安置機構的少年。
其中，有些孩子伴隨高風險行為、攻擊議題（自傷、傷人）、持續性適應困難，以及多重創傷背景，本來就難以適應開放式的社區生活，才會在原生社區中歷經失敗，最終滑入司法體系。
然而，一旦這些孩子被安置到開放型、社區式的機構中，並不會因此「變得可以適應生活」。別忘了，社區型安置仍要求少年具備基礎的自主管理能力，要能進入學校、與社區互動。
若孩子原本就需要一對一照顧（或保護）、結構化的環境（如按表操課）、需避免過度刺激才能穩定（甚至安全）生活，這些需求並不會因為搬進機構而憑空消失。
司法系統若未充分評估風險與處遇適配度，便將孩子交回開放式照顧體系，其實只是讓問題在另一個系統重演，並將責任轉嫁給照顧現場。這樣的轉介，常被包裝為「再給一次機會」，實際上卻是以他人（其他孩子、照顧者）的安全與穩定為代價，替制度卸責。
我們必須再次強調：照顧不是訓練場，也不是試煉所。每一次處遇錯置，不只加劇個案風險，更可能導致其他少年受創、照顧團隊專業耗損、整體信任關係的破裂。
司法裁定必須建立在完整的系統性風險評估與功能判斷之上，而非情緒式的仁慈或個人信念。與其責難兒少安置機構「不願收案」，不如一起回頭檢視制度設計：我們是否已建構出一套足夠多元、層級清楚、能應對各種風險的保護處分體系？
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做到「一人一案、一案一策」，而不是「一紙轉介、全盤轉嫁」。
謝啟大在公聽會上舉例，表示曾有某個未立案的機構願意收容司法少年，卻因為臺灣安置機構設置門檻過高，使機構難以經營，後來去中國發展得很好。針對這類安置機構照顧司法少年的「成效」，謝啟大以及部分實務工作者抱持高度肯定。
然而，我們想進一步討論：那些被稱為「成功收容」的經驗，到底是怎麼被定義為「成功」？
其中，是否包含在制度與資源條件有限的情況下，機構不得不仰賴高紀律、隔離管理或服從訓練，來達成表面穩定的結果與主流期待的樣貌？
圖／by Sofia Lasheva on Unsplash 我們並不是在質疑工作者的努力。恰恰相反，許多照顧者在資源（如人力）極度匱乏與高風險壓力下，仍努力維持孩子的基本照顧品質，付出極大的情緒與專業勞動。
但這樣的照顧模式不合理、不健康，也難以永續。
若以「創傷知情照顧」、「發展適性照顧」視角回頭檢視，也應誠實面對：在當時的做法中，是否也可能創造了新的創傷、功能壓抑，甚至孩子的權益未被充分保護？
我們現在對兒少安置機構的設施、設備、人力資格與督導制度高度要求，並不是對機構的否定，而是來自於整體照顧經驗的集體學習。這些規範的建立，是為了讓每位照顧者不再孤軍奮戰，讓孩子的處遇品質不再只能依賴少數個人的承擔。
當然，這些制度標準在實務上確實會面臨挑戰，不能僵化的用一套規則套用所有情境（one size for all）。因此，我們更需要依據不同的照顧脈絡、服務對象，建立更具彈性、能調整的支持系統，讓機構有能力、有資源，也有空間承接各類型少年。這背後也需要仰賴整體制度提供好的土壤，以及實務上有討論的彈性空間。
所以，與其說現在的制度「過於嚴格」，不如說我們正在一步步走向以「兒童人權」與「照顧品質」為核心的最低法治門檻。 這不只是為了保障孩子的利益，也是為了讓照顧工作者能在更安全、更合理的制度下，安心的執行他們的重要使命。
在替代照顧制度尚未成熟、仍存在明顯結構性風險的社會中（臺灣目前正處於這樣的階段），面對需求高度複雜的少年照顧議題，明確的設置標準與人員資格規範，並非過度干預，而是基本底線 。
當國家行使「家長權」，將兒少從家庭中移出並交由替代體系照顧，就有義務確保這些照顧過程符合《兒童權利公約 》的核心原則：強調兒少（18 歲以下）的安全、發展、穩定，以及參與權。
過去常有批評認為安置機構標準過高、收案困難，然而我們應該反問：若連基本的安全與專業都無法保障，這樣的照顧能稱為「照顧」嗎？
從制度設計角度來看，這些規範不是為了排除有愛心的工作者投入，而是為了確保所有照顧都建立在能力與責任上，而不只是靠熱情與意志力。
如今，少年處遇早已不只是行為矯正問題，而是牽涉到心理健康 、認知功能 、發展障礙 、家庭支持系統 與社區環境 等多重複雜因素。《不會切蛋糕的犯罪少年》一書中提到許多案例就揭示：這些觸法少年的處境並非來自「道德缺失」，而是因長期缺乏理解與支持 ，導致他們在主流生活規則中不斷受挫、被邊緣化。
圖／by WL ST on Unsplash 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單一專業或單一體系都無法獨自回應這些需求。我們更應建構一個能整合心理、教育、社工、醫療與司法等多方資源的跨專業支持系統，使替代照顧不再只是收容少年的制度化安置處所，而能成為一種真正以「支持與發展」為目標的服務。
因此，我們需要的不是放寬標準、降低門檻，而是重新凝聚社會對於照顧責任、兒少權益與制度信任的共識。讓每一個被國家接手的孩子，不只是被安置、收容，更是真正被理解、被支持、被期待地長大。
謝啟大提出「與黑道搶孩子」，點出幫派吸納未成年人的嚴峻問題，但在實務上，我們更常遇見的，是那些不會切蛋糕、不懂得表達自己、不知道怎麼交朋友的孩子。他們的問題不是壞，而是脆弱、難以適應社會。
我們工作的目標，不能 只是把孩子從某個「壞的系統」搶過來，而應致力於幫助他們學會情緒調節 、社會互動 、生活管理 與建立信任 ，讓他們有能力選擇人生要走去哪裡，而不只有被動的「被推拉」。
若我們只聚焦於誰能控制孩子、誰能搶贏孩子，卻沒有建立好幫助孩子活下來、走下去的體系，那麼所有的制度，都只是不同形式的競爭 與消耗 。
我們理解謝啟大老師的用心，也肯定她在少年司法改革的重大貢獻與影響力。然而，若以「第一線搶救」作為少年保護制度的核心，最終仍是在用熱血填補制度的漏洞，用個人的努力掩飾國家應負的責任。
少年司法不應該淪為搶救劇場，更不該成為其他系統失能後的唯一出口。當司法被迫承擔教育、社政、心理與家庭支持所未完成的工作，這不只是制度錯置，更是一種對照顧專業的誤解與消耗。
我們真正擔心的，一直以來都是國家究竟有沒有準備好？是不是有承接的系統？否則一再把重擔丟回照顧現場，不僅孩子再度受創，也讓照顧者成為制度疲乏的代罪羔羊。
最後，我們必須深刻的面對一個根本問題：我們真正相信的是什麼？是懲罰的嚇阻力，還是照顧的改變力？是制度的正當性，還是人的可塑性？
照顧，不只是提供庇護與暫時的安置，不只是伸出援手，而是人與人之間應如何共存 的倫理選擇。它是國家如何對待最脆弱、最被忽略、最不被期待、最容易被放棄的一群人的真實答案。而每一次將一個孩子移出家庭、送進安置、進入司法程序，都是對制度正義的一次測驗。
比起搶救，我們更需要的是一個能夠承接孩子完整發展的社會照顧體系，我們所設計的每一套制度、每一項介入、每一次判斷，不該只是「把他們處理掉」，而應該是「怎麼讓他們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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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載於作者 facebook 公開貼文 ，Right Plus 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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