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倡議者的建言：不同的「敘事方式」會塑造不同的歷史，左右行動目標、做法、意義與後果
撰文／克里斯汀·格林（Kristen Grimm）
翻譯／Ting Shih
一直以來，人們都說歷史由勝利者書寫。這樣的狀況在 2009 及 2010 年時清楚顯現，當時有權有勢的美國官員、華爾街銀行家、名嘴和政治人物紛紛煽風點火，指責那些在房地產市場不自量力、讓自己陷入困境的窮人應該對經濟大衰退負責，而沒有提到掠奪性借貸、日趨嚴重的不平等，或是整體金融市場缺乏消費者保護機制等狀況。
這種咎責個人，而非點出缺乏金融規範，以及結構及系統不公的敘事方式，為政府的銀行紓困政策及金融業中更多不受控制的權力鋪路。因為對經濟蕭條的肇因診斷錯誤，而投資不正確的解決方案，將美國推向一個更明顯的經濟不平等深淵。
如今，關於新冠肺炎（COVID-19）的敘事也可能帶來同樣的後果。人們試圖在混亂的情勢裡尋找意義時，常將某些人標記為英雄、贏家或反派，並進一步以這些標籤描述充滿挑戰且不斷變化的時刻。這種敘事模式的產生，將合理化或忽視特定決策。
例如，假設人們認為應將疫情怪到中國頭上，而非理解到全世界並未準備好面對這場疫情，且未能即早判斷初期信號而喪失保護人民安全的先機，前後不同的敘事方式將激發完全不同的國際反應。成功塑造並使敘事方式延續的人，將在可見的未來重新打造我們的世界，以及我們對世界的想像。
當慈善團體和非政府組織盡力回應迫切需求，並試圖理解大局勢時，應該理解到有 3 種敘事模式可以應用：過去發生了什麼、現在應該怎麼辦、未來應該怎麼做。我們有機會定義過去、現在和未來，並連結 3 者，以將世界朝更好的方向推進。
過去發生了什麼？
這個敘事模式用於分析事件真相。它很重要，因為它決定了我們將怪罪誰、懲罰誰、誰受傷害，以及誰應該負責。這種分析用來回答「當時其實應該⋯⋯」等相關問題，對定義我們要解決什麼問題十分關鍵。例如，我們當時應該依照科學原理擬具回應和政策，或是應該以經濟議題為優先？
在分析過後，將可以得到精確的數據、標記應對作為的時間軸，以及誰在什麼時候做了什麼決定，事實證據將在分析過程中不斷積累。但更重要的是，有人會講述故事，這個故事通常和我們認知中發生的狀況大致相符，我們的故事版本也會被媒體、研究報告、名嘴分析及政策論述記錄下來。無論故事真假，都會在大眾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任何危機發生時，例如我們現在身處的階段，會有很多相互指責的聲音。當權者的反應很容易預測：首先是否認有問題，再來是否認他們能如何解決問題，然後轉移責難目標，最後是承認「錯誤已經發生」，但不表示悔意或承擔任何責任。以上過程不斷重演。
在美國，我們可以看見許多州在陳報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案例時，並沒有一併統計和種族、族群相關的必要健康數據。其中一個後果就是，我們必須花費更多時間，才能看出非裔與原住民社群如何受到疫情衝擊，並且開始因應。
各州被問到這些缺失的數據時，表示他們不覺得這是當務之急，言下之意是，他們不認為缺報這些數據有任何問題。其他藉口包括數據供應商沒有分享相關資訊，而非承認自己未曾要求廠商提供，暗指這並不是州政府的問題。
之後，各州終於在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等組織施壓下，開始要求蒐集相關數據。但他們並沒有為先前的失誤負責，反而為做了原本就該做的事自我肯定。
歷史已足夠讓我們了解到，「過去發生什麼」可以是非移民人士充分展現排他主義的排外敘事。這個敘事暗示真正的壞人是那些邪惡的外國人，言談間以戰爭作為譬喻來定位已發生的事。這樣的敘事在全球疫情結束後，仍將長時間分裂人群並造成恐慌。
在美國種族抗爭中，一些勇於發聲的種族正義團體正在破除所謂的「非裔及其他族群只是受到少數警察暴力執法，而非遭到制度壓迫」這樣的敘事。美國呼籲停止資助警界（defund police）的聲量越來越大，另一種追求「制度正義」的敘事模式逐漸浮出檯面，並為新的解決方法創造舞臺。
例如，警察改革團結聯盟（Communities United for Police Reform）表示，政府資金長期以來挹注在警察活動，而非健康、居住或是其他社會所需面向，呼籲從紐約市警察預算撥出 10 億美元，重新分配以支持受到警察暴力及新冠肺炎衝擊最為嚴重社區。
如果要敘述疫情如何開始，以及它立即產生的後果為何，應該著重的是我們過去為什麼無法未雨綢繆，為什麼不重視科學、醫療及團隊合作。接著，各領域的領導者應該關注第一線工作者，並以這個角度來敘述「發生了什麼事」。
如此，故事將變成，那些克服制度性挑戰、為公眾利益而行動的工作者才是英雄，他們受到民選官員協助，而這些官員是基於人類的福祉來做決策，而非受到文化戰爭所驅使。以上這種敘事方式將強制社會摒棄不公平的制度，並創造出更好的替代方案。
美國克利夫蘭市的行動可以作為參考藍圖：該市在 6 月初將種族歧視宣告為公共衛生危機，並表示從奴隸制度和畫紅線政策（redlining）衍生出來的種族歧視，造成受害者健康狀況不佳，其中又以非裔社群最為嚴重，這次的疫情使得不平等變得顯而易見，該市因此計畫根除歧視。
現在應該怎麼辦？
人們在面臨危機時，會想要行動，而「現在敘事」正是指引人們可以做哪些有意義的事，給我們前進的機會。我們正面臨秩序重整的時機，有機會重新書寫規則，我們應善用機會廢止不好的規則。
當前占上風的「現在應該怎麼辦」敘事，正在「重啟社會活動」和「避免外出」間擺盪，但這 2 種敘事方式都有問題。
重啟社會活動要求所有人都扮演一定的角色，以達成共同的目標。也就是說，不再只有第一線工作人員展現勇氣，其他人也能勇敢面對病毒、繼續生活。人們在面對威脅時，通常都想要有所作為，這是件好事，但以現在的情況而言並不適合。
如果人們認定目標是「外出」，並認定自己必須盡快回到疫情爆發之前的生活，我們很快就會喪失隔離時期所獲得的公衛成果；但若要求人們待在家裡就好，他們又可能會覺得漫無目的，不確定自己在解決問題上能扮演什麼角色。
因此，更恰當的「現在敘事」應該是「終結病毒」。在這個敘事中，每個人都有其角色，有些人照顧他人，有些人盡力避免傳播病毒，待在家裡可以成為展現勇氣和犧牲小我精神的行動。
舉例而言，非政府組織 IllumiNative 的「戰士行動」（Warrior Up）強調保護在地社區和年長者，將保持社交距離描寫為每個人都能進行、重要且有意義的守護行動；選用「戰士行動」這個名字也意味著保持社交距離的人是值得欽佩的。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避免將重啟經濟作為「現在敘事」的重點。我們想要重啟那些不平等和強化種族歧視的經濟活動嗎？當然不是，我們應該創造更好的模式。例如非政府組織 PolicyLink 便提供了一個符合常理與社會實際運作的願景方案，並提供領導人一系列實踐方案時可遵循的原則。
未來應該怎麼做？
「未來敘事」是過去、現在、未來之中最長久、也最困難的。我們必須描述未來想要在哪裡，我們不想只是在全球疫情中存活，而是要成長茁壯。無論是個人、在地社區還是整個社會，想要在新的、公正的世界裡好好生活，都應該轉變現在的做法。
我們應該讓改變發生，允許新事物產出。首先，由拒絕不必要的限制開始。許多我們從前認為不可能的事正在發生：現在幾乎所有的服務都可以虛擬方式取得、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各個機構正在消除繁文縟節、研究人員以前所未見的規模合作研發疫苗。
還有什麼是有可能的嗎？例如，我們可以預期工作對家庭生活更友善嗎？可以有創意的運用房地產，終結無家問題嗎？可以重新建構供應鏈，讓糧食系統更具韌性嗎？
重要的是，我們在規畫未來時，不應該排除任何方案。大家也許會急著想要得到答案，然而建構「未來應該怎麼做」敘事很重要的部分，在於讓社會大眾提出各種問題，並給予他們探索的空間。我們可以這麼做──
- 拿掉框限。設想，當我們可以負擔得起任何想要的東西時，我們會做些什麼？
- 挑戰常規。如果股東利益不再是公司唯一的目的，我們會怎麼做？
- 探索其他選項。如果世界各國不合作會發生什麼事？如果大家通力合作，世界看起來會如何？
- 辨識障礙。有什麼因素在妨礙我們達到目標？
創造新的敘事方式，跳脫「戰鬥或逃跑」的思維反應
當我們照著上面所說的來做，常可以發掘替代方案並決定目標，例如經濟學家西蒙·梅爾（Simon Mair）所提出的 4 種「後新冠情境」。領導人應該透過虛擬集會、媒體訪談及在社群媒體發文等方式公開探索這些問題。如果我們都能撥出時間誠實對話並發想替代方案，應可跳脫「戰鬥或逃跑」（fight or flight）的二元應急反應。
所有人都同意，世界不會再與疫情爆發前一樣，但世界如何改變，將取決於我們賦予這次疫情什麼意義、如何描述我們的對策，以及我們最終如何掙脫這個困境──我們將創造意義。
你也可以思考，既然「過去、現在、未來」 3 種敘事方式可以引領我們向前，或使我們退步，那麼，你的組織可以幫忙塑造哪一個？
作者
克里斯汀·格林（Kristen Grimm）
策略傳播公司 Spitfire Strategies 的負責人、非政府組織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 Henry Crown 計畫授獎學人，以及新罕布什爾大學 Carsey 公共政策學院的資深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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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A Better World Ahead Means Shaping Emerging Narratives N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