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國婚姻、重組家庭中長大，新住民二代：相信自己不完美也不脆弱

30 多年來，隨著跨國婚姻移民逐年增加、新住民家庭來臺紮根，不少被稱為新二代的移民子女，如今已經長大成人。他們乘載著家人的母國文化跟在臺灣生長的記憶，成長過程不乏碰到環境的不友善、誤解與偏見，經歷了焦慮、掙扎及自我認同的議題。

臺灣社會想像移民家庭的方式，隨時代不斷變化。過去新住民常被貼上「騙婚」和「基因缺陷」等負面標籤；但隨著國家推動新南向政策，新二代反而被賦予「新南向尖兵」的身分，期待他們運用跨國語言和文化優勢，「為臺灣」開拓東南亞市場。

面對截然不同且衝突的標籤和對待，在這片土地生活的新二代們，怎麼追尋自身的定位與歸屬？

即使環境友善，也會因為國際衝突而生變

「小時候，媽媽會提醒我要表現好一點，如果表現差，別人會說因為我是外籍新娘的小孩。」臺灣移民青年倡議陣線協會（移青陣）常務理事劉俊良，媽媽的故鄉是中國重慶，直到他大三開始做「中二代」的國族認同研究前，都不敢主動揭露自己的身分。

2008 年，中國爆發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臺灣也受到波及，引發社會輿論譁然。當年劉俊良就讀小一，已經從電視新聞和師生聊天的言語間，隱約察覺到環境對家人母國的不友善。

到了小四左右，學校安排全校的新二代，每週 2 天早自習去輔導室參加活動，每當劉俊良回到教室，總被同學投以奇特的眼光，認為他是問題學生，班導甚至埋怨他荒廢早上讀書和考試的時間。

更之後，聽到曾短暫住在重慶的表妹，以「銜轉生」的身分回臺就學後，卻碰到嚴重欺凌，影響到她的身心狀況和學業表現，讓劉俊良深刻認知必須隱瞞自己的移民背景。也因此，進入國中後，即使學校仍有類似的交誼活動，他也會強烈拒絕。

久而久之，劉俊良觀察到，承受了相似幽微經驗的新二代們（包括像是從小被同學笑媽媽是「外勞」、家境都很窮、被老師擔心很難教），常因此陷入自我汙名，不願承認自己的移民背景，也不覺得融入臺灣，「我們難以抗拒周圍的負面標籤跟想像，就只好承認。」

劉俊良還提到，即使有些人平時身在友善的環境，卻也可能隨時因為國際衝突而導致關係生變。曾有一位來自菲律賓的新二代，在 2013 年臺菲之間的廣大興血案（註）爆發後，發現無論是身邊的同學或爸媽的同事，都對他們家態度丕變，甚至拒絕再與他們往來，讓他面對自我認同時更加困惑跟動搖。

註：廣大興案

2013 年 5 月，在臺菲重疊海域，菲律賓巡邏艇開槍掃射臺灣「廣大興 28 號」漁船，造成臺籍船長洪石成中彈身亡，引發臺灣輿論強烈不滿。

2019 年 9 月，馬尼拉地方法院宣布判決，8 名開槍的菲律賓海岸防衛隊員殺人罪名成立，刑期為 8 年至 14 年，被告全體須支付 5 萬披索（約新臺幣 29700 元）民事賠償，和 5 萬披索的精神損害賠償。

幾年前，劉俊良的媽媽回重慶照顧母親，不料碰到 Covid-19 疫情蔓延，由於入境限制無法從中國返臺，媽媽請他找外界幫忙，但當時他不敢公開求援，內心既後悔又掙扎。

直至大三開始，劉俊良訪談多位中二代的自我認同、因緣際會參加新二代團體的活動，慢慢回頭梳理自己的生命經驗，才突然意識到，雖然大家國籍不同，生活在臺灣的經歷卻很相似，足以彼此討論、獲得共鳴與療傷，重新認同自己的身分。

「曾有人質疑，我們在臺灣出生，特別叫自己新二代，是不是想騙補助？但許多新住民跟二代經歷的困境，是移民背景下的社會制度和結構問題，背後是資源的不平等、是我們受過的傷痛。」劉俊良說：「我的確是臺灣人——是有移民背景的臺灣人。」

她是臺灣媳婦，也是我媽媽

跟臺灣家人複雜難解的關係，也是新二代面臨的掙扎之一。謝沛育的媽媽是印尼籍新住民，透過朋友介紹嫁到臺灣，成為客家家庭的長媳。謝沛育回憶童年，當時的社會環境，使身為臺灣媳婦的母親背負著許多社會與家庭的諸多期待。

然而，媽媽為了支撐家中經濟、養家餬口，還要適應社會，有時謝沛育聽到旁人對媽媽的負面評價，使她感到五味雜陳。

「當時我年紀還小，不曉得怎麼面對這一切。」謝沛育回憶道：「身為媽媽的孩子，卻聽到別人或是家人說她壞話，內心感到很為難、衝突和難過，那段時間經歷了自我認同的掙扎。」

她長大成人後，家庭關係逐漸疏通，回憶成長歷程中，也發現父母親用彼此的方式互相關心、努力養家糊口，父親的家人如今也會主動關心母親的近況，也更理解新住民在臺生活的不易。如今，謝沛育對自己身為新住民子女感到自豪，並以社工的身分服務更多新住民家庭，了解不同文化，分享自己的經驗與人生。

另一方面，現年 26 歲的陳靜華也經歷過類似的處境。她的母親來自柬埔寨，透過媒人認識了臺灣的父親，直到生父因病去世。後來媽媽與孩子們溝通後決定再婚，和現任的泰國籍男性結為連理，成為照顧她們的新爸爸。

這段跨國重組婚姻，卻引發了生父家人的意見分歧，反對派跟媽媽發生極大的衝突，擔心來自異國的新爸爸是否能視如己出照顧她們，充滿疑慮和質疑。

「妹妹年紀還小，我被夾在中間。他們雖然常說小朋友別管大人的事，但我身為長女，應該要保護媽媽，但這好像又會傷害意見不同的阿媽⋯⋯」陳靜華提到，新爸爸其實對家人很好，後來父母還生下了一個弟弟，一家五口過著穩定的生活。

談及自我認同，陳靜華坦言，她從不避諱自己的移民背景，但有段時間她會困惑自己是否算泰國二代。並且相較之下，她比較會說泰文，卻幾乎不懂柬埔寨文，雖然小時候常在繼父的工寮裡和泰國叔叔們相處，但她畢竟沒有泰國血統。

「當時有朋友對我說，認同是自己去賦予的，不必取決於住在哪裡或擁有什麼生活技能，才有資格。後來我都自豪地說自己是臺、柬、泰的二代。」陳靜華笑說。

父母都是移民，臺灣是生活的地方

目前就讀大四的蔡毅龍，同時擔任地方兒少代表的培力專員。與許多新住民家庭不同，他的父母都來自印尼，是在大學來臺讀書後決定留下來生活。從家庭組成到文化衝擊，他的成長經驗與一般新住民家庭略有差異。

「我們的文化衝擊不是發生在家裡，而是家外。相對其他新住民家庭，我對臺灣文化的理解更少一些。」蔡毅龍回憶，他小時候對臺灣的習俗與飲食文化很陌生，直到上學後才逐漸了解中元節要普渡、入住飯店時要先敲門，甚至發現印尼和臺灣的醬油在口感和色澤上不同。

「臺灣的很多事我都不清楚，要我介紹自己是臺灣人有點奇怪。對我來說，臺灣是我生長生活的地方，帶給我非常多回憶。雖然我跟臺灣沒有血緣關係，但它形塑了現在的我，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他說。

然而，在求學期間，蔡毅龍也注意到，許多新住民子女認為自己是臺灣人，認為臺灣的歷史文化與自己切身相關，反而他卻會感到疏離，難以透過父母的故事和文化，回頭認識自己的家庭：「有時我覺得那些背景脈絡被沖淡了，和『我』缺乏連結。」

比方說，在歷史課學到中日戰爭時，除了討論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的歷史，若能從印尼或其他國家的角度來看待這些事件，感受會更深切。蔡毅龍希望校園能讓學生從多元角度學習歷史，雖然新課綱有提及新住民議題，但課堂上往往還是習慣從「臺灣視角」來討論，讓他感到可惜。

另一方面，蔡毅龍認為，新二代也需要充分的心理支持。即使不是所有新住民子女都會面臨歧視，但生活中仍充滿無數細微的感受和困境，要有真正理解他們文化背景跟成長經歷的人陪伴，才能幫助他們更深入自我覺察。

他也提到，即使是身邊的朋友、同學，甚至是輔導老師，有時都無法理解當事人內心的掙扎與焦慮，久而久之他們甚至可能逐漸麻木，最終無視他的處境。

「我媽媽在國小和國中當印尼語老師。」蔡毅龍說：「聽她分享工作時，我發現她不僅在教語言，也在傳遞文化、提供陪伴，讓孩子們願意聊自己在家裡和學校的經歷，進而讓他們探索自己的身分與文化。」

不完美也不脆弱、移民身分是認識多元文化的入口

提起臺灣政府積極推動的新南向政策，他們想打破的反而是許多迷思。例如，很多人認為新二代天生具備文化優勢、資源豐富，認為他們會跟媒體上的勵志故事般大放異彩⋯⋯

身為社工的陳靜華指出，這種看法忽視了許多新住民家庭的真實處境。有人必須在背後默默付出，全力累積社會資本；也有人連基本的醫療保健、社會福利等重要資訊都無法順利獲得。

蔡毅龍則觀察到，許多人常對新二代有語言能力的迷思。事實上，雙親來自不同國家，不代表孩子一定會說家鄉的語言，除非父母特別要求，否則能流利使用母語的新二代其實是少數。

由於家長多半希望孩子專注精進中文，再加上臺灣以成績為導向的教育，孩子們從小背負著學習中文、英語，甚至日語、法語等「第二外語」的壓力，往往不會把印尼語等其他語言放進學習目標。

「所有新住民、新二代都那麼美好嗎？政府太強調新南向政策，實際上有些新二代還沒建立自我認同，就已經被推向前線，反而讓他們的自我認同更低了。」陳靜華直言：「臺灣移民家庭的環境，的確現在已經有改善，但或許有更好的進步空間。」

同為社工、陪伴過許多新住民家庭的謝沛育，也認為新二代的形象不該被侷限在既定的框架中，因為移民家庭的面貌多元而豐富。她說：「成為新住民子女，現在的我是自信跟開心的，我多了一個身分能認識更多文化，我不會畏懼跟別人揭露我是誰。」

「我認為自己是特別的，也想用這樣的身分去尋找自己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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