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人容易被欺負，我想變正常。」失去自我的過動兒與焦慮爸媽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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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過動」（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即 ADHD）是兒童界「最流行」的精神科診斷。多多益善去年 11 月推出「不乖又怎樣」專題，今年更進一步，在隆中向上教育基金會的支持下，以上、下篇「經驗採訪」和 1 集 Podcast 節目，探討疑似過動的孩子在被帶進診間「之前」，不同家庭如何認識過動的掙扎與學習。

本系列上篇分別呈現國小六年級的阿 Q、剛升高中的樂樂，以及大學生汪子淳，在「過動」和「有問題」等標籤下，如何經歷困惑與摸索，也呈現 3 個不同階段孩子與青少年的心聲。

下篇則探討「良好的對待」會如何讓同樣特質的孩子，得到全然不同的反應，以及父母如何在親師關係的壓力或協助下，跟著孩子一起轉念、改變自我。

今年升高一的樂樂，過去培養許多興趣，他喜歡畫畫、爬樹、用美工刀刻橡皮擦將它們組裝在一起、收集植物種子跟形狀奇特的石頭，或探索附近罕為人知的祕密小徑。媽媽林文珮（化名）笑說樂樂很有創意、好奇心強、擅長手工藝、想法天馬行空。

然而，從幼兒園一路到國小，林文珮卻頻繁收到老師對兒子的「告狀」，聯絡簿滿滿都是紅字。根據林文珮自己與老師的觀察，樂樂時常健忘、不專心、愛講話、動來動去，也無法按照規矩排隊。

「樂樂『收放』比較慢。」林文珮舉例，當一群孩子在教室裡奔跑玩樂，老師發現後下令停止，這時其他的孩子會停下腳步，但樂樂無法立刻暫停，往往因此被老師罰抄課文。「他需要幾分鐘的冷靜期，但老師還要帶班級，沒辦法等這些時間。」

另外，有次小學國文課教月亮，老師正講解嫦娥奔月的民間傳說與吟詠月色的古詩，樂樂靈機一動，舉手說月球表面坑坑洞洞、嫦娥不住在那裡，且第 1 個登陸月球的太空人應該是阿姆斯壯，卻讓老師覺得干擾課堂進行。

又或是在美勞課，老師要求學生按照步驟、用積木排出某個形狀，樂樂嘗試以其他方式把積木堆高，反而被老師罵，認為樂樂無法按照指令做事。諸如此類的情境層出不窮，林文珮無奈說，收到越多告狀，她對樂樂的態度越嚴厲，因為樂樂「永遠不符合老師的期待」。

這些不符合「群體規範」、「社會框架」的言行舉止，總讓樂樂被貼上「奇特、不聽勸、愛頂嘴」的標籤。許多老師認為樂樂「有問題」，懷疑他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會明示或暗示提醒家長要帶孩子就醫。

而越被定義成「不乖」，又越常碰到老師的不合理對待。小學時有老師曾說樂樂專注力有缺陷，要他每天回家要跪著拖地，「身體動起來腦袋才會發育」，甚至有老師直接罵樂樂「笨蛋」、「垃圾」。

更多時候，樂樂會感到委屈。例如和同學發生衝突時，即使雙方都有錯，卻只有樂樂要承擔被罵的責任。久而久之，樂樂慢慢選擇低頭不語，甚至將壞事「選擇性遺忘」，但焦慮仍會反映在生理上，他開始睡不著、咬筆頭、用手搓東西。

「老師告狀時，家人都不太願意聽我說，我說了以後，他們雖然也會抱著質疑的態度問老師，但老師的說法會比較傾向他是對的，家人大部分還是會採納老師的說法，道歉的都是自己。」樂樂說。

「很多老師都希望我變『正常』，他們希望我上課不要講話，乖乖坐好。就算我做的很多是不影響別人的事情，像是在課本上畫畫、把橡皮擦屑收集起來當黏土，老師也很不喜歡我這樣做，說我很幼稚、很過動。」

「老師和同學都會用奇怪的眼光看我，有時壓力很大，會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感覺很受傷。」樂樂話鋒一轉：「我不想跟家人討論這些事，他們可能沒辦法接受，我不希望他們困擾，放久忘記就算了。家人知道得太多，有時我自己想起來不舒服，他們聽到也會難過。」

而被他人指認「過動」的樂樂，又是怎麼認識這件事？「我覺得過動的人很特殊，特殊就容易被別人欺負，所以我想變正常。」他說：「但這樣就要逼迫自己放慢思考的速度，變得很不像自己。」

「以前我很會爬樹，喜歡畫畫和撿植物種子，但被罵以後，我會盡量不讓自己做這些事。後來發現以前做得到的事情，現在都做不到，也不怎麼做了。」問樂樂現在喜歡做什麼？他只回答：「我不知道。」

被過動標籤和社會規範綁架的孩子們

樂樂的處境並非單一案例。現年 19 歲、目前在英國讀大學的汪子淳（化名），是幼時明確「被確診 ADHD」的大孩子。

從小學二年級起陸續被多位醫生確診的汪子淳，因為難以適應學校，升上國二後在父母建議下離開、選擇自學。他身上也有著容易被外界視為 ADHD 的特質，像是喜歡冒險嘗試（愛往外跑，或做一些刺激有趣的事）、上課難專注、常掉東西不記得放在哪裡等。

面對過動一詞，汪子淳至今還感受到強烈的矛盾與困惑：「從頭到尾，我自己的特質都被過動症綁在一起，到現在還是不太清楚過動到底是什麼。就因為被人認為注意力有缺陷，自己做的每件事都有問題，要不斷去彌補、追趕、解決。」

「我討厭學校，除了覺得那不是適合學習的地方，加上學校的態度總是，你什麼都還沒做以前就得先有一個責任（必須做到跟大家一樣的標準），而且周遭的人都會為這件事情（ADHD）打轉，說因為我是 ADHD 所以要這樣那樣，一直掛在嘴上。」

「老師會說，你比別人特殊，但還是要比別人多努力。這番話可能沒惡意，但我常常不確定對方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以前總會覺得自己欠缺什麼，所以會試著想討好別人，這樣的內耗已經變成一種人格，就算不一定是自己的問題，還是會認為是自己的錯。」汪子淳說：「我會一直想別人是怎麼看待自己、有沒有達到什麼標準，變成在自我監視。」

當年無論是自學或就醫的決定，汪子淳都沒有認同或反抗，他已經沒有餘裕和動力思考這些事，一切都是配合父母的決定。然而，後續的服藥經驗並不理想。藥物雖然會帶來某種專注的效果，但吃藥的感受很糟。

「我會胸悶、視野變窄、沒有食慾、對光線過敏，各種知覺都會放大，身體也有點僵硬，吃藥的自己感覺更像病人。」其中，長效藥物跟短效藥物相比，效果雖然較溫和，但一樣會帶來不適感。

「每次服藥，爸爸都要確定我有把藥吞下去。但吃藥不舒服，又讓我覺得像是人生被誰操弄似的。我想把控制權奪回來。」

「我開始會把藥藏在舌頭下面假裝吃，後來適應一段時間，跟他們（父母）說我不需要了，他們當時可能也沒力氣管這件事，就說好吧。我每次吃藥的間隔時間就越來越長，吃完就沒再繼續。」

當家長只能從老師和醫師身上找答案

迷惘的並不只孩子本身。事實上，焦慮的家長常常比孩子更渴望一個明確的答案。而醫療有時的確能提供一個診斷上的定義，但有時醫生也拒絕妄下定論。

在幼兒園老師建議要帶樂樂去看兒童心智科後，林文珮滿懷擔憂找上醫院。實際看診後，醫生卻表示「沒那麼嚴重」。後續經過多次回診跟職能課的評估，醫生更進一步表示，樂樂剛好介於邊緣，可用藥，也可不用藥。

林文珮引述了醫生的說明——

「一般沒有確診的人，每天出太陽跟下大雨的心情都會不同、上班的情緒不同、工作積極度也不同。我們如何要求孩子能不受外在的天氣、環境、老師等很多很多因素影響？如何要他穩定在你認為的專心，才叫注意力沒有缺陷？」

「樂樂的狀況不嚴重，我不想用大人的方式，去定義小孩有沒有病，也希望身邊的大人不要這樣定義他。」

這些話讓當時的林文珮深感掙扎：「醫生說樂樂沒有病，但老師還是不斷來告狀，那到底是不是小孩的問題？有時我認為他是 ADHD，有時又覺得可能不是，心情很矛盾。」

回想當初，林文珮說自己因此和老師的關係變得很難解。原本她會相信樂樂的說法，例如同學故意把樂樂掛在椅子上的餐袋撥掉，樂樂便回敬也把同學的弄掉，最後被罵的卻都只有樂樂。剛開始樂樂試著和林文珮說明，但隨著老師不斷大量告狀，加上樂樂確實會坐不住、不按指示、容易岔題等，林文珮便逐漸開始質疑樂樂的說法。

一方面，她認為「老師」說的話應該都有道理，一方面也坦承，當時的自己放不下自尊心，不太能接受「自己的兒子跟別人不一樣」。同時卻又擔心，若跟老師嘗試更多溝通，可能會被視為「恐龍家長」，反而不利於孩子在班上的處境。

為此，林文珮甚至主動送禮給老師，請對方「多多擔待」，就像是間接承認了樂樂的行為已經引起他人困擾、請老師多包容。

小君（化名）和今年升小六的兒子阿 Q（化名），在阿 Q 小學三年時，也遇到類似的、糾葛的親師關係。阿 Q 自小溝通、反應、學習新事物的速度非常快，父母形容他性格活潑直率，有時較急躁，對自己的興趣如畫畫、圍棋、鋼琴等，都十分投入。

低年級時原本都還算順利的阿 Q，到了小學三年級後，新任班導卻常說他愛搞怪、不專心、不聽話，讓小君也跟林文珮一樣，頻繁收到大量班導的「告狀」訊息，讓她那時候每次聽到 Line 響起就提心吊膽，晚上也不例外。親師會時，導師更直指阿 Q 是「有問題的孩子」，事後也在欠缺溝通跟理解的情況下，持續要父母帶孩子就醫。

身為大學老師的阿 Q 父母，選擇先繼續觀察兒子的狀態，同時也察覺到阿 Q 狀況不對勁。2、3 個月後，在兩人悉心引導下，才發現班導會對阿 Q 言語羞辱，甚至動手體罰。受訪時，阿 Q 說自己有段時間常常哭泣、焦慮、睡不好，後來是透過父母耐心的陪伴、畫圖抒發等方式，才逐漸好轉。

小君指出，她和先生都已經是對教育很有敏感度的家長，但連他們遇到不斷強調孩子「有問題」的導師時，仍會有很多的猶豫和掙扎，不想當他人眼中的「恐龍家長」，更何況是一般父母。「家長通常都很信任老師，要判斷孩子在學校的狀況、跟老師保持平等的互動和溝通，甚至進一步理解如何尊重每個孩子個別的差異，都很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