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人容易被欺負,我想變正常。」失去自我的過動兒與焦慮爸媽們(上)

編按:「過動」(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即 ADHD)是兒童界「最流行」的精神科診斷。多多益善去年 11 月推出「不乖又怎樣」專題,今年更進一步,在隆中向上教育基金會的支持下,以篇「經驗採訪」和 1 集 Podcast 節目,探討疑似過動的孩子在被帶進診間「之前」,不同家庭如何認識過動的掙扎與學習。

本系列上篇分別呈現國小六年級的阿 Q、剛升高中的樂樂,以及大學生汪子淳,在「過動」和「有問題」等標籤下,如何經歷困惑與摸索,也呈現 3 個不同階段孩子與青少年的心聲。

下篇則探討「良好的對待」會如何讓同樣特質的孩子,得到全然不同的反應,以及父母如何在親師關係的壓力或協助下,跟著孩子一起轉念、改變自我。

今年升高一的樂樂,過去培養許多興趣,他喜歡畫畫、爬樹、用美工刀刻橡皮擦將它們組裝在一起、收集植物種子跟形狀奇特的石頭,或探索附近罕為人知的祕密小徑。媽媽林文珮(化名)笑說樂樂很有創意、好奇心強、擅長手工藝、想法天馬行空。

然而,從幼兒園一路到國小,林文珮卻頻繁收到老師對兒子的「告狀」,聯絡簿滿滿都是紅字。根據林文珮自己與老師的觀察,樂樂時常健忘、不專心、愛講話、動來動去,也無法按照規矩排隊。

「樂樂『收放』比較慢。」林文珮舉例,當一群孩子在教室裡奔跑玩樂,老師發現後下令停止,這時其他的孩子會停下腳步,但樂樂無法立刻暫停,往往因此被老師罰抄課文。「他需要幾分鐘的冷靜期,但老師還要帶班級,沒辦法等這些時間。」

另外,有次小學國文課教月亮,老師正講解嫦娥奔月的民間傳說與吟詠月色的古詩,樂樂靈機一動,舉手說月球表面坑坑洞洞、嫦娥不住在那裡,且第 1 個登陸月球的太空人應該是阿姆斯壯,卻讓老師覺得干擾課堂進行。

又或是在美勞課,老師要求學生按照步驟、用積木排出某個形狀,樂樂嘗試以其他方式把積木堆高,反而被老師罵,認為樂樂無法按照指令做事。諸如此類的情境層出不窮,林文珮無奈說,收到越多告狀,她對樂樂的態度越嚴厲,因為樂樂「永遠不符合老師的期待」。

示意圖/by Midjourney

這些不符合「群體規範」、「社會框架」的言行舉止,總讓樂樂被貼上「奇特、不聽勸、愛頂嘴」的標籤。許多老師認為樂樂「有問題」,懷疑他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會明示或暗示提醒家長要帶孩子就醫。

而越被定義成「不乖」,又越常碰到老師的不合理對待。小學時有老師曾說樂樂專注力有缺陷,要他每天回家要跪著拖地,「身體動起來腦袋才會發育」,甚至有老師直接罵樂樂「笨蛋」、「垃圾」。

更多時候,樂樂會感到委屈。例如和同學發生衝突時,即使雙方都有錯,卻只有樂樂要承擔被罵的責任。久而久之,樂樂慢慢選擇低頭不語,甚至將壞事「選擇性遺忘」,但焦慮仍會反映在生理上,他開始睡不著、咬筆頭、用手搓東西。

「老師告狀時,家人都不太願意聽我說,我說了以後,他們雖然也會抱著質疑的態度問老師,但老師的說法會比較傾向他是對的,家人大部分還是會採納老師的說法,道歉的都是自己。」樂樂說。

「很多老師都希望我變『正常』,他們希望我上課不要講話,乖乖坐好。就算我做的很多是不影響別人的事情,像是在課本上畫畫、把橡皮擦屑收集起來當黏土,老師也很不喜歡我這樣做,說我很幼稚、很過動。」

「老師和同學都會用奇怪的眼光看我,有時壓力很大,會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感覺很受傷。」樂樂話鋒一轉:「我不想跟家人討論這些事,他們可能沒辦法接受,我不希望他們困擾,放久忘記就算了。家人知道得太多,有時我自己想起來不舒服,他們聽到也會難過。」

而被他人指認「過動」的樂樂,又是怎麼認識這件事?「我覺得過動的人很特殊,特殊就容易被別人欺負,所以我想變正常。」他說:「但這樣就要逼迫自己放慢思考的速度,變得很不像自己。」

「以前我很會爬樹,喜歡畫畫和撿植物種子,但被罵以後,我會盡量不讓自己做這些事。後來發現以前做得到的事情,現在都做不到,也不怎麼做了。」問樂樂現在喜歡做什麼?他只回答:「我不知道。」

示意圖、非受訪當事人/by COSCUP on flickr

被過動標籤和社會規範綁架的孩子們

樂樂的處境並非單一案例。現年 19 歲、目前在英國讀大學的汪子淳(化名),是幼時明確「被確診 ADHD」的大孩子。

從小學二年級起陸續被多位醫生確診的汪子淳,因為難以適應學校,升上國二後在父母建議下離開、選擇自學。他身上也有著容易被外界視為 ADHD 的特質,像是喜歡冒險嘗試(愛往外跑,或做一些刺激有趣的事)、上課難專注、常掉東西不記得放在哪裡等。

面對過動一詞,汪子淳至今還感受到強烈的矛盾與困惑:「從頭到尾,我自己的特質都被過動症綁在一起,到現在還是不太清楚過動到底是什麼。就因為被人認為注意力有缺陷,自己做的每件事都有問題,要不斷去彌補、追趕、解決。」

「我討厭學校,除了覺得那不是適合學習的地方,加上學校的態度總是,你什麼都還沒做以前就得先有一個責任(必須做到跟大家一樣的標準),而且周遭的人都會為這件事情(ADHD)打轉,說因為我是 ADHD 所以要這樣那樣,一直掛在嘴上。」

「老師會說,你比別人特殊,但還是要比別人多努力。這番話可能沒惡意,但我常常不確定對方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以前總會覺得自己欠缺什麼,所以會試著想討好別人,這樣的內耗已經變成一種人格,就算不一定是自己的問題,還是會認為是自己的錯。」汪子淳說:「我會一直想別人是怎麼看待自己、有沒有達到什麼標準,變成在自我監視。」

當年無論是自學或就醫的決定,汪子淳都沒有認同或反抗,他已經沒有餘裕和動力思考這些事,一切都是配合父母的決定。然而,後續的服藥經驗並不理想。藥物雖然會帶來某種專注的效果,但吃藥的感受很糟。

示意圖、非受訪當事人/by 紅人 鄭 on flickr

「我會胸悶、視野變窄、沒有食慾、對光線過敏,各種知覺都會放大,身體也有點僵硬,吃藥的自己感覺更像病人。」其中,長效藥物跟短效藥物相比,效果雖然較溫和,但一樣會帶來不適感。

「每次服藥,爸爸都要確定我有把藥吞下去。但吃藥不舒服,又讓我覺得像是人生被誰操弄似的。我想把控制權奪回來。

「我開始會把藥藏在舌頭下面假裝吃,後來適應一段時間,跟他們(父母)說我不需要了,他們當時可能也沒力氣管這件事,就說好吧。我每次吃藥的間隔時間就越來越長,吃完就沒再繼續。」

當家長只能從老師和醫師身上找答案

迷惘的並不只孩子本身。事實上,焦慮的家長常常比孩子更渴望一個明確的答案。而醫療有時的確能提供一個診斷上的定義,但有時醫生也拒絕妄下定論。

在幼兒園老師建議要帶樂樂去看兒童心智科後,林文珮滿懷擔憂找上醫院。實際看診後,醫生卻表示「沒那麼嚴重」。後續經過多次回診跟職能課的評估,醫生更進一步表示,樂樂剛好介於邊緣,可用藥,也可不用藥。

林文珮引述了醫生的說明—— 

「一般沒有確診的人,每天出太陽跟下大雨的心情都會不同、上班的情緒不同、工作積極度也不同。我們如何要求孩子能不受外在的天氣、環境、老師等很多很多因素影響?如何要他穩定在你認為的專心,才叫注意力沒有缺陷?」

「樂樂的狀況不嚴重,我不想用大人的方式,去定義小孩有沒有病,也希望身邊的大人不要這樣定義他。

這些話讓當時的林文珮深感掙扎:「醫生說樂樂沒有病,但老師還是不斷來告狀,那到底是不是小孩的問題?有時我認為他是 ADHD,有時又覺得可能不是,心情很矛盾。」

示意圖、非受訪當事人/取自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網站

回想當初,林文珮說自己因此和老師的關係變得很難解。原本她會相信樂樂的說法,例如同學故意把樂樂掛在椅子上的餐袋撥掉,樂樂便回敬也把同學的弄掉,最後被罵的卻都只有樂樂。剛開始樂樂試著和林文珮說明,但隨著老師不斷大量告狀,加上樂樂確實會坐不住、不按指示、容易岔題等,林文珮便逐漸開始質疑樂樂的說法。

一方面,她認為「老師」說的話應該都有道理,一方面也坦承,當時的自己放不下自尊心,不太能接受「自己的兒子跟別人不一樣」。同時卻又擔心,若跟老師嘗試更多溝通,可能會被視為「恐龍家長」,反而不利於孩子在班上的處境。

為此,林文珮甚至主動送禮給老師,請對方「多多擔待」,就像是間接承認了樂樂的行為已經引起他人困擾、請老師多包容。

小君(化名)和今年升小六的兒子阿 Q(化名),在阿 Q 小學三年時,也遇到類似的、糾葛的親師關係。阿 Q 自小溝通、反應、學習新事物的速度非常快,父母形容他性格活潑直率,有時較急躁,對自己的興趣如畫畫、圍棋、鋼琴等,都十分投入。

低年級時原本都還算順利的阿 Q,到了小學三年級後,新任班導卻常說他愛搞怪、不專心、不聽話,讓小君也跟林文珮一樣,頻繁收到大量班導的「告狀」訊息,讓她那時候每次聽到 Line 響起就提心吊膽,晚上也不例外。親師會時,導師更直指阿 Q 是「有問題的孩子」,事後也在欠缺溝通跟理解的情況下,持續要父母帶孩子就醫。

身為大學老師的阿 Q 父母,選擇先繼續觀察兒子的狀態,同時也察覺到阿 Q 狀況不對勁。2、3 個月後,在兩人悉心引導下,才發現班導會對阿 Q 言語羞辱,甚至動手體罰。受訪時,阿 Q 說自己有段時間常常哭泣、焦慮、睡不好,後來是透過父母耐心的陪伴、畫圖抒發等方式,才逐漸好轉。

小君指出,她和先生都已經是對教育很有敏感度的家長,但連他們遇到不斷強調孩子「有問題」的導師時,仍會有很多的猶豫和掙扎,不想當他人眼中的「恐龍家長」,更何況是一般父母。「家長通常都很信任老師,要判斷孩子在學校的狀況、跟老師保持平等的互動和溝通,甚至進一步理解如何尊重每個孩子個別的差異,都很困難。」

示意圖、非受訪當事人/取自潮陽百欣小學網站

讓孩子做孩子,讓家長做家長

小君也觀察到:「有時候外界認為孩子遇到的困難,或導致的問題,本身也是大環境『教育』他們的。那些常常都是比較容易貼上去的標籤,也是老師希望孩子跟家長自己解決的問題。

例如孩子上課畫畫、玩橡皮擦,或跟別人說話,可能是因為對上課內容感到無聊,所以想做自己喜歡的事。對老師來說,往往不會去思考適性學習或改變教學教材等問題,只會覺得這是個不合群、沒辦法乖乖上課的學生,覺得學生必定「有問題」。

然而對學生來說,卻常覺得自己這麼做是有理由的,認為老師不願意公平對待,也不願意理解他們的想法。「當老師在學生身上貼這些問題標籤時,往往抱著一種有人能幫自己解決問題的期待,」小君說:「而他們唯一能想到的第三方,就是醫療。所以會不斷催促家長帶孩子去看醫生。」

同時身為教師和家長的小君,對這 2 種身分的轉換很敏感。她指出,當家庭和教育體系不再能攜手面對,反而因信任瓦解而讓關係斷裂,不只會讓家長形成一種「強烈的失落感」,當整個社會的步調太過著急想把「不一樣」的孩子過渡到醫院時,也容易讓家長從此成為「醫療的延伸」,無法好好當父母。

這意思是,家長必須花非常多精力學習醫療知識和語言,還得在家庭中監督孩子要做到各種醫囑、監督孩子服藥,反而被剝奪了家長原本陪伴的角色,失去了慢下來和孩子一起摸索其他可能的機會。

小君夫妻倆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忍受著不確定、忍耐著不定義,才陪阿 Q 找回了自己。他們透過循序漸進的溝通、慢慢累積信任,讓阿 Q 感到自己有被理解,更願意開口表達自己的想法。如今的阿 Q 在受訪時顯得活潑、敢於表達自我、回憶過往時說得頭頭是道。

而林文珮也在多年後逐漸找回家長的角色、摸索出自己的答案:「現在,如果樂樂自己想要服藥、吃藥也真的能讓他過得比較輕鬆,我就能接受,也不用在意誰支持、誰不支持。只要樂樂需要,媽媽都可以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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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篇:「如果時間重來,我不會聽老師的話。」失去自我的過動兒與焦慮爸媽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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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示意圖、非受訪當事人;by Midjourney

這篇不能只有我看到
曾玉婷
曾玉婷

Right Plus 特約記者,文字工作者。喜歡書寫和音樂。志向是真誠對待生活中的每個枝微末節。最近經常會想起:「這是人們會說起的一年,這是人們說起就沉默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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