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康／歐洲聾人議員連任、美國聾人學生敢於夢想未來，臺灣障礙者公共參與路迢迢
編按：今年，Right Plus 多多益善（臺灣公民對話協會）和國家人權委員會合作開啟「CRPD 多元社會溝通計畫」，本篇是這個計畫下的策題。
CRPD 是《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目的是為了消除社會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與偏見、提升社會對身心障礙者權利的意識和尊重。 其中，「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的權利，也是 CRPD 中的重要議題，卻可能相對較少被著墨。包括，障礙者平等參與團體生活的可能、行使選舉和投票的權利等。
正值年末九合一大選結束，我們邀請聾人經驗者陳康，分享他從求學到參與投票的經驗，觀察到臺灣何以缺乏讓不同群體參與公共的可能，也談及國外的做法和經驗。
? 「CRPD 多元社會溝通計畫」共同合作單位：國家人權委員會 x Right Plus 多多益善 x 臺灣公民對話協會
今年 11/26 日，除了是臺灣 4 年一度的九合一大選，還進行了一項公民投票複決── 是由許多民間團體、各政黨共同努力推動的「18 歲公民權憲法修正案」。
雖然這項複決案最後獲得的同意票數，距離通過的門檻票數相距甚遠、宣告失敗。但藉由選前的討論，仍可看見臺灣不同年齡、身分的群體，越來越有意識的關心國民參與政治的權利，以及社會生活中的權利義務是否相符，讓每個國民都能平等參與公共議題／事務。
於此，我想從我的自身經驗來談談。
我是一位聾人，聾人／聽障族群，理所當然的同樣是臺灣「公民」，有參與公共事務的義務，也有應享有的基本權利。然而，回想起我從小到大的經驗，從求學階段開始，就可以觀察到在團體學習的過程、公共參與的機會中，所存在的限制和隔閡。
30 年前的美國校園，連行政人員都會比手語？！
我出生於聾人家庭，是父母皆為聾人的「聾二代」。在家中，我使用「雙語」（手語和口語）和家人溝通，但是到了求學階段，進到校園生活，就沒有任何以手語來學習知識的資源，也沒有用手語和同儕、老師交流的機會。
大約距今 40 年前，當時的我進入一般學校就讀，但是被安排進入啟聰班上課（現名為「資源班」）。主要的課程如國語課、數學課，都在啟聰班裡上；只有少數課程如美勞課、社會課，才會回到一般班級上課。
雖然啟聰班老師都是學習特殊教育出身，但對於聾人學生的我而言，似乎沒有特別大的幫助。因為所有的教學，仍然是以一般模式進行，沒有手語學習資源、也沒有任何手語翻譯的協助。
上課時，大多數老師都會背對學生，一邊講解、一邊在黑板上寫東西。因此，我看不到老師的嘴型在說什麼，就會看著黑板發呆，不然就是看旁邊的同學在做什麼，我就跟著做。頂多，有時候坐在我旁邊的同學，會幫忙我在課本上寫下老師講解的重點。
上課之外的活動，例如國小期間每年的學生會會長選舉，同學們都會忙著影印手繪宣傳單到各班拉票，但是我都會被排除，因為我聽不到，好像就不能幫上忙。
直到高職畢業，我原本在臺灣報考身心障礙大專院校院甄試落榜。後來，由於家人對我期待很高，而且聽說美國的學習環境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支持很棒，因此安排我到美國念書，就讀舊金山的一所社區大學。
我到現在還忘不了剛到美國時所受到的衝擊── 在辦理入學時，我看見聾人老師在教書，還有提供聾人學生的手語翻譯和筆記服務。除此之外，就連輔導老師、行政人員，也都會比手語。我感到驚嘆不已。
這並不是專為聾人設立的特殊學校，而是一般的學校，有不少聾人／聽障學生在此就讀。當時的美國，在一般校園中就有足夠的資源，讓不同身心需求的學生，都可以在校園內平等的競爭和學習。
身為留學生的我，在美國《身心障礙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的保障之下，更不用自己支付手語翻譯費用，而是由學校負擔。因此，在美國念書的期間，我的學習能力和成績比起在臺灣時進步太多，也學到更多我在臺灣所缺少的常識和知識。
更讓我忘不了的場景是，我看見聾人／聽障學生們，都會聚集在學生餐廳吃飯、聊天，大家會一起談論未來的夢想，像是進白宮上班、從事音樂、大學教授、甚至是進 NASA（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工作等。當下的我，深深覺得生活在美國太幸福。
因為在當年的臺灣，聾人／聽障學生們基於教育政策，大學只能報考美術系、設計系、中文系，或少數較冷門的科系，未來的職涯也隨之縮減。再者，多數大學只提供少數的名額給身心障礙的學生報考。（參考：升學無礙？ 身心障礙生的坎坷高教路）
視覺訊息不足，投票設計待改進
如今，臺灣雖然已在 2014 年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內國法化，用法律督促政府必須遵守的義務、必須做到的事情，以確保障礙者的權利，《特殊教育法》也將迎來 10 年後的大修法、強化「融合教育」理念，但出了校門，身心障礙者要真正參與社會，還有很多路要走。
例如，針對聾人／聽障族群的保障，包括在各種資訊傳播、公共設施或服務上，必須要有手語翻譯，或者其他無障礙的輔助方式，來協助聾人和聽障者吸收資訊、有效的參與公共事務，甚至擔任民意代表或政治人物。
然而，光是舉例今年在臺灣投票的經驗，我仍觀察到，臺灣對於障礙者基本權利的保障，仍有許多地方有待改善。
選舉當天，我和大家一樣，前往指定投票所，向工作人員出示投票通知單、身分證和印章。然而，由於聾人／聽障群體並不像輪椅使用者或其他障別者，較容易從外表和外顯特徵判別，投票通常也不需要出示身心障礙證明。因此，從領票到投票的過程，選務人員並不知道我是聾人。
其實一般而言，投票程序對我來說，並無明顯的不便。然而，這次卻留意到，我手上拿著的４張選票中，其中 2 張是同一種顏色，開始有些擔心會搞混而投錯票匭。
不出所料，當我走到第一個票匭準備投票時，發現票匭上的顏色指示並不清楚（票匭上貼有一張粉紅色的紙，但粉紅色的紙上，又貼有白紙）。我在混亂中，不太清楚要投下哪一個顏色的選票。
選務人員看見我即將投錯票匭時，似乎有開口出聲阻止我，但已經來不及，我只納悶選務人員為何一直擺著臭臉，而後才發現原來是自己投錯了票匭。
由於聾人／聽障族群，許多時候是以「視覺訊息」來認識和判斷周遭的環境狀況。
然而，投票所並未考量到聾人／聽障族群的需求，僅有「口頭上」的加強提醒，而沒有增加如提醒字卡等相關的視覺輔助。
這樣的經驗，讓我感受到臺灣在投票程序上，對身心障礙族群的無障礙措施仍不足。
連任３屆的歐洲議會聾人議員
除了投票，在政治參與方面，我也想舉例值得臺灣借鏡的國外案例。例如現在的歐洲議會中，已有 1 位聾人議員亞當．科紹（Adam KOSA）。他是匈牙利籍聾人議員，已經連續 3 任當選。
科紹成長於聾人家庭，大學畢業後，活躍在聾人／聽障族群的相關事務。他觀察到身為聾人／聽障者，長期處於被歧視的處境、就學率不高，更加深大眾對聾人／聽障者「學習狀況較差」的刻板印象。
這些經驗和觀察，成為他參與政治的契機，他認為自己身為聾人，必須挺身而出、打破刻板印象和歧視，讓聾人／聽障群體擁有基本權利與他人「平起平坐」。
由於他在擔任匈牙利聾人協會理事長期間，為爭取聾人／聽障族群的權利，長期在政府、議會、政黨之間奔波，讓執政黨注意到他，因此詢問他是否有意願擔任歐洲議會議員，他於是應允赴任。
除了他的個人經驗和努力，我還觀察到，歐洲議會做為一個能使身心障礙者平等參與公共事務的議會環境，非常值得關注和借鏡。
在他於議會進行日常工作的期間，歐洲議會全額提供隨行手語翻譯員，包含手譯員的每日工作費、食宿費車馬費等。
手譯員由 6 位經過匈牙利政府認證、具政治背景及相關經驗者輪職，不僅受過良好訓練，在聾人／聽障族群之間也擁有良好口碑。每逢科紹執行公務時，歐洲議會會主動詢問，並從 6 位手譯員中指派 2 位前往陪同，下一次再換另 2 位前往，以此類推。
科紹亦強調，每位身心障礙朋友的需求都不一樣，以他來說，他只需要手語翻譯讓他可以充分參與議會、執行公務，並推廣以手語為母語的重要。但整體來說，只要能在 CRPD 的精神下提供「合理化」的措施，都能有效落實障礙者的政治參與。
綜上所述，身為聾人的我想說，聾人／聽障族群也是公民，有權利參與社會、參與公共、參與政治。但能夠充分參與的前提是，我們使用的語言「手語」（其實已被列入國家語言之一），必須被納入各項公共資源當中。
除了手語，參與公共的程序和環境，有其他無障礙的輔助、友善多元的模式也同樣重要。例如前面所提，在選舉投票的過程，會需要有視覺訊息輔助。
手語、無障礙形式、社會的互相理解和交流、對聾人文化的尊重與培育，對我們身而為人的基本人權、身為公民權利義務的養成，都是環環相扣的。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共同參與社會、在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中，為自己做選擇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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