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七年級生（上）：體制壓迫的賭局中，賭的是基層社工和個案的最佳利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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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系列上下共 2 篇，由蘆葦女力公益信託基金支持、華人社會工作學會邀請、Right Plus 多多益善獨立報導完成。

華人社會工作學會（華社）去年（2021）底舉辦了一場跨世代對談，由 4 個長年從事保護性業務的六年級社工分享自己的職涯路徑。延續這場對談的火花，華社今年（2022）再度於上月中（8/13）舉辦對談，此次發言的主場換成了 6 位「七年級對話手」，工作歷程也不再限於保護性業務。

年齡分佈在 30-40 歲出頭的七年級生，普遍已是中階主管或 8 年以上的資深工作者，似乎是開始思考家庭、責任、現實與未來的年紀。然而整場與談下來無人焦灼於薪資或升遷，而是更高視野的勞動意識，以及社會工作的價值與發展。

非主流社群應積極組織動員、勿服膺於平庸之惡

主持人陳新皓本身也是一個七年級社工，他首先針對前次對談中前輩們的分享做回應，說自己認同鄧佳旻、李姿佳、辛曉雲所說，社工因體制而遭受的內在壓迫。但他也認為，他們已是有機會、有條件講出壓迫處境的人。相比之下，許多社工早已在體制中消耗殆盡。

陳新皓指出，現行的社會工作社群裡，主流觀點的資源網絡極強，從政黨、行政院會、學術社群，到民間組織如社會福利總盟、社工專業人員協會、社工師公會等皆具影響力。

主流價值透過這些成熟的機制強化、掌握龐大資源，抱持「非主流意見」的社工因此必須積極組織自己的社群，才能一起把實務現場的罪與惡、痛與苦，除了辨識、講出來，還要講得清楚、產生自己的論述，社會工作的未來才可能觀點多元、「眾聲喧嘩」（註）。

七年級社工陳新皓談起往事：「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社工有個職能是當代罪羔羊。」另一位社工則談起當助人工作標準化，很輕易就疏離和個案的關係。 — 對談主持人陳新皓是一位七年級社工。他延續去年座談上六年級社工的分享，做回應和提問。攝影／葉靜倫

陳新皓也針對勵馨基金會社工李玉華前次的分享提問。李玉華提及六年級社工如何在體制中失語時，曾指出「失語有時正來自異地而處的同理」──

身為主管階層，李玉華如同許多「三明治世代」，對上對下，甚至對會議上爭執的公部門督導都能體諒、看得到每個位置的困難：「所有人都被自己的角色困住了。」

對他來說，每個人都是在體制中走到一個位子、拿到自己的角色牌卡，只能把這場互相壓迫的賽局打完。這種無奈導致中年社工在面對自身苦處時，反倒因此不再開口。

陳新皓直言，這種對體制同理的場景，讓人一窺「特定階層的日常」：「在這場特定階層才能參與的賽局中，牌桌上的賭具是基層社工嗎？籌碼是服務對象的最佳利益嗎？」

「如果牌桌上的這群人沒有宰制或壓迫的本意，那他們是『沒有思想的人』嗎？是漢娜鄂蘭所描述的『平庸之惡』嗎？是個人服膺在群體意志下的盲從、一切都是奉命行事嗎？」

他接著回應前次與談人之一、同為六年級的資深社工楊仁敘。楊仁敘前次分享時指出，2018 年社工界爆發大出走潮，許多 15 年以上資歷的社工紛紛求去，其中一個背景原因正在於勞動意識（再次）高漲。

陳新皓很早就參與社會運動，包括 2008 年的野草莓學運、2010 年的洋華光電抗爭，後來亦早早加入工會。楊仁敘認為大出走離職潮和勞動意識風起雲湧有關，對長期倡議勞動權益、協助處理勞資糾紛、看遍違法單位和掌權者姿態的陳新皓來說，倒像讓工會背了黑鍋。

「如果勞權意識高漲是壓垮六年級生的最後一根稻草，那稻草下都是些什麼東西？為什麼沒有按時疏通？我覺得這件事似乎要先講清楚。」陳新皓說。

註：70 年代俄國文學評論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認為社會要維持活力就必須廣納多元的聲音，包括各種不同的表達方式與內含，形成「眾聲喧嘩」。參考「眾聲喧嘩即倫理實踐」。

陳新皓：當社工，當到不能當為止

臺大社工系畢業的陳新皓，自陳大學時叛逆又自我放逐，求學期間曾感受到「知識」與「實踐」上的斷裂── 課堂上經常聽到「助人工作的藝術」，卻沒有人能回答他心中的各種疑問。「我關注社會運動，也是為了想找到一個答案：為什麼我要幫助別人？別人受苦跟我何干？」

2010 年，臺中 13 歲的曹小妹遭母親強行帶走，母親殺子後自殺，社會輿論撻伐社工誤判、來不及拯救絕望的母女。陳新皓發現系上師長面對學生不發一語，私下卻議論政府把社工當代罪羔羊。「這是我第一次知道，社工有一個職能是當代罪羔羊。」

畢業後的陳新皓，回到過去的實習單位桃園家扶當兒少保護社工，持續試著在體制中「做自己」，卻在 2 年 8 個月後自覺失去熱情、積極和責任感，因而離職。「我發現我變成自己討厭的那種人，所以就離職了。離職前還是沒把記錄補完，對不起。」

後來在因緣際會下，他去當了議員的「社福助理」，過程中試著修正了自己過去在實務現場陪個案經歷的行政關卡，希望以此降低弱勢申請福利資格的門檻。制度延續至今，也讓他在短短 1 年的政治工作中，體會到「權力」的實質意義。

10 多年來，陳新皓社工系的同儕，有的考上律師、有的成為醫師、有的去當機師，而他持續留在社工界，如今已成督導。但後段的職涯對他來說似乎不是重點，反倒是實際參與社會運動、關注多元議題的過程，成為他分享的重心。

「之前念書的時候發現，歐洲國家的社會福利發展，其實和他們強大的工會基礎很有關係，後來知道桃園有社工工會，就加入了。之後被前輩推薦去參加勞動爭議調解人訓練，多了勞動法規相關知識。」

2016 年，陳新皓甚至在離職後申請和桃園家扶進入調解，想釐清家扶聲稱已「內含」在自己薪資裡的「風險加給」。此後更開始以社工工會幹部的身分，和其他工會串聯推動各種倡議。「以前會讀馬克思啊、羅洛梅啊、歐文亞隆啊那些書，現在讀最多的卻是標案裡的廠商企畫需求說明書，還有勞務採購契約書。」

撇開爭權的「副業」不談，對於社會工作，如今的陳新皓只淡淡說：「社工的身分，是讓我有機會去貼近服務對象，了解遭遇特殊困境的人怎麼過生活，幸運的話可以幫一些忙，而且還有薪水。」

「現在就是想當社工當到不能再當，之後想去當貨車司機，因為我很喜歡開車。」

林灯偉：我們想反抗的，到底是誰？

比陳新皓早 2 年「出道」成為社工的林灯偉，如今是伊甸基金會的高級專員。2008 年他成為社工時，正是臺灣《政府採購法》公佈實施滿 10 年，也是金融海嘯之下、政黨輪替中，馬英九政府的 22k 新政起始。

採購法施行後，政府陸續將國家的法定業務（如兒少保護）委外轉包民間，和大量公益團體簽定委辦契約，間接將民間自行發展多年的照顧服務「收編國有」。剛開始尤其正逢 921 震後，長達數年的災民安置邁入尾聲，大批人力被遣散、衍生許多「漂流社工」，成為日後工會運動的濫觴。（參考：救難與重建，是一件很政治的事）

後來為了方便評估成效，更發展出各式表單、科層、系統和績效指標，將「照顧人」的工作盡可能「標準化」。專業建制的過程中，社工也逐漸失去服務人的初心。

同為七年級社工的林灯偉，分享當「助人工作」被「標準化」後，社工漸失服務的初心，工作內容也開始被「加量不加價」。攝影／葉靜倫

「所有的評估工具和流程都要很清楚，加上案量大，我們在標準化流程中很輕易就能疏離和個案的關係。反正表格勾一勾、記錄寫一寫就能把流程走完，是很好的開脫工具。」當時從事身心障礙個案管理工作的林灯偉，感受甚深。

國家將社會工作制度化的過程，對林灯偉來說，也是基層社工「加量不加價」的開始── 工作量大增，經費卻日益緊縮。「一開始我們要做居家服務評估，每半年還要複評。後來我們變成身心障礙資源中心，要做家庭活動、帶團體、辦講座、推廣宣傳……2007 年後勞動意識高漲，我認為是一線工作者長期在壓迫下所生的反動。」

臺灣社工運動自漂流社工開始萌芽，2007 年正式組織動員、2011 年全臺第一個社工工會在桃園成立，部分像陳新皓和林灯偉這樣在 2003-2013 年間畢業的七年級新鮮人，從職涯初期就陸續被啟發勞動意識，成為陳新皓口中「非主流」的一群人。他們或許不曾見過六年級念念不忘的「美好年代」，卻也對眼前的一切逐漸感到茫然。

「我們確實對老闆很不高興，但我們也在懷疑，老闆究竟是誰？」林灯偉說：「我掛勞健保的投保單位是我的老闆嗎？但他們給我的支持並沒有那麼多，反而社會局承辦管得更多，更像我老闆。我每天要花很多時間跟他溝通報表，半夜都會接到他電話打來問數字。」

「服務對象（個案）才是我最想負責的人，但他們是我老闆嗎？好像又不是。當我服務的對象變成社會局承辦和政治人物時，我還是社工嗎？我想提出勞資爭議，但到底誰才是我的資方？我想反抗的到底是誰？」

對體制提出深刻質疑的林灯偉，後來轉調到伊甸總會做政策倡議，日常合作的人權團體夥伴幾乎不見社工出身，大多學的是公共行政、法律甚至哲學，使他的職業認同跟著職稱異動，從「社工」變成「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