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七年級生（下）：小白兔的公門冒險，與找不到盟友的民間社工
編按：本系列上下共 2 篇，由蘆葦女力公益信託基金支持、華人社會工作學會邀請、Right Plus 多多益善獨立報導完成。
承上篇：社會工作七年級生（上）：體制壓迫的賭局中，賭的是基層社工和個案的最佳利益嗎？
華人社會工作學會（華社）去年（2021）底舉辦了一場跨世代對談，由 4 個長年從事保護性業務的六年級社工分享自己的職涯血淚。延續這場對談的火花，華社今年（2022）再度於上月中（8/13）舉辦對談。此次由 6 位「七年級對話手」分享，包括主持人陳新皓，工作歷程也不再限於保護性業務。
不同於前次對談中的六年級生，職涯路徑從民間／公部門到創業、升遷、進修、轉換跑道等，起伏多年已可初步回看整理。年齡分佈在 30-40 歲出頭的七年級生，則往往分享到最後，連珠炮的疑問懸在空中成為巨大的問號，沒有答案也沒有結語。
林芳如：在體制中尋找施展的空間
76 年次的林芳如，目前在公部門擔任約聘社工。求學期間因為對心理學、社會學有興趣，又想做跟「人」有關的工作，轉學考從新竹到臺北念了社工系。畢業後回鄉進入公部門，每天負責審核民眾申請的補助款，面對密密麻麻的數字，經常審到打瞌睡。
除了審補助，林芳如當時還擔任市府委外方案的業務窗口。彼時是 2014 年，所謂的「社福民營化」隨著 1998 年《政府採購法》施行、國家將社會福利大量委外、由民間團體承包，社會工作開始「標準化」後，足足已過了 15 年。
剛開始，委外方案大多還資金豐沛、官民互敬合作。然而 10 多年過去，許多團體已經「不能不接委託案」，組織收入大半來自政府。官民姿態逐漸翻轉，再加上社會變遷、需求多元，經費開始日益萎縮。
過程中，像林芳如這樣的委託案業務承辦，往往成為公部門默默無名的「重要基層」。權責不見得大，卻是民間團體直接往來溝通的窗口，經常能左右各團體的服務框架和經費人力。如同上篇林灯偉所說，「半夜常打電話來要數字，比我老闆更像我老闆的社會局承辦」。
林芳如則說：「雖然前輩有一些程序上的指導，但後來我自己去聽了受託單位的想法，卻發現他們有很多怨聲。例如相同的服務分別委託給 2 家民間單位，一家負責前端通報和案件篩派，另一家負責後端的個案管理。導致 2 家常因派案指標認定不同產生紛爭，民眾也容易搞不清楚，究竟該找哪位社工服務。」
「我那時候想，有沒有可能打破既有的模式，將業務改為分區制？同樣是委託給 2 個單位，但變成一區一條龍，從前端的通報篩派到後端個管，由各家統一服務？」她後來回去跟科長說，科長也想做，事情忽然出現改變的可能：「那是我第一次覺得，原來市府承辦也可以做點什麼。」
然而，初次在體制間感受到施展空間的林芳如，自己也只是約聘人員。當地方選舉讓市府風雲「變色」，府內約 1/4 約聘人員轉眼被解僱。林芳如雖有幸不在汰換名單裡，身邊的同事卻在 228 假期前夕接到通知，說 3 月 1 日起不用去上班了。
「約聘僱可以這樣隨時被替換。這也是我第一次發現，外頭戲稱鐵飯碗的公部門，碰上政治因素，基層員工會這麼沒有保障。」
心生警覺的林芳如開始想轉換跑道，後來轉到學校當社工，卻進入另一個處處角力的現場。面對翹課逃家的少年和無能為力的校方，有時甚至難以判斷究竟誰才是需要服務的對象。她在混亂中把論文寫完，輾轉多年後，因緣際會竟又回到原單位任職。
事隔 8 年再回到公部門，工作氣氛和文化似乎已不如昔。不過短短 3 個月，她又開始自我懷疑：這個決定合適嗎？
「雖然目前負責的已經不是當初的業務，但就算發現制度面的問題，實際能調整的空間也很有限。最大的原因是時間不夠用，每天被許多管考塞滿，光要填不同的報表、回應長官即時交報的業務就已超載，很難騰出時間對制度做細緻的討論。」
回到此次對談的主軸「跨世代對話」，林芳如在陳新皓提問後說：「其實我對六年級沒有什麼憤怒。」她回想自己波折幾年，反而遇過不少很好的六年級主管，只要目標有共識，都會盡可能讓她嘗試發揮，也會溝通心中的價值和壓力，坦誠對話。
然而，這些人「都不是社工出身」，可能學的是政治、醫療或其他領域。反而是她遇到的、真正社工專業的督導們，雖然也用心教導，卻無法回應她在實務上遭遇的困難。對她來說，問題或許並不出在「世代」，而是社會工作這個領域本身。
顏苡安：小白兔的公門冒險
同樣身為公部門約聘僱社工的顏苡安，也在僵化的「衙門文化」中累積了諸多委屈。顏苡安是中產家庭長大的孩子，言談謙柔又常帶笑容，她多次提及自己是「被保護的小白兔」、「爸爸的小公主」。
彷彿回應前場 20 年資歷的社工李玉華所說，六年級是「黨國遺緒下養出來的一代」，顏苡安清楚意識到，七年級是被民主化浪潮滋養長大的。
「我們這個世代，受歐美思潮影響，要重視人權、要愛的教育、要尊重孩子的意見。從國小開始老師就常說：『我想打你，但現在不能打你了。』」顏苡安說，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讓他們也開始「長自己」── 當社會開始掙脫威權時，意謂著「很多問題我們必須自己想辦法回答」。
她回憶剛出社會時，進民間團體做服務，月薪只有 25k，吃米不知米價的小白兔看到薪資單上寫了伙食和住宿補助等，還覺得組織好棒棒，後來才發現是被內扣了很多錢。沒多久，因為不想在這片哀鴻遍野的賽局中，受困於被宰制又層層往下剝削的民間單位，她決定奮力跳進公部門。「我想看到更多東西，想知道除了被動接受方案委託，還能做什麼。」
當然，公部門每月 1 號進帳的薪水，也是她安穩前行的倚靠，然而安穩的不只薪水。公部門最怕民怨和陳情，隨之而來的往往是議員壓力、輿論撻伐和預算刪減。當整個體制經常也只求安穩度日，讓她開始無所適從。
「那時候幾乎每天 24 小時都開著電視看社會新聞。」顏苡安苦笑：「每次一出事，第一先聽縣市在哪裡，如果是我的縣市就再聽轄區，是我的轄區就馬上想我手上有沒有類似的個案，然後打電話去問他還有沒有呼吸。」
此外，個案家庭身邊明明看來很多人，卻誰都接不住，也讓她困惑萬分。「個案管理中心、家庭福利中心、身心障礙資源中心，每個中心都有一個窗口，每個窗口又重複資源，大家重疊一起進場，然後一起兩手一攤說，這不是我的事。」
「交集的地方沒人處理，只能靠有心的社工扛下來做。例如你有個精神障礙個案，你發現他媽媽是失智，那你願不願意多幫他媽媽一點？」顏苡安說：「而且那時候的個管社工還要做分級分等，有時候你明知這個老人家現在沒事，但接下來會有事，你要把他放在哪一級？要讓他現在就結案嗎？」
林佳儒：結盟，能跟誰結盟？
如同林芳如和顏苡安的公門摸索，已成為督導的林佳儒，也嘗試在體制內撼動結構。她和顏苡安一樣，似乎覺得自己不夠「基進」、對權力不夠敏感，說自己是「不一樣的七年級生」。
林佳儒說，自己沒有反骨的基因，過去因為太「順服」而接了太多承擔不了的事，反而因此離職。現在勵馨基金會服務親密關係暴力被害者的她，職涯初期的偶像就是前場與談的大前輩楊仁敘和李玉華，還說自己「聽著他們的話長大」。
然而，就像每一個沒有答案的與談人，林佳儒雖能理解前人出於善意建構的體制，卻又不能理解為什麼到了他們手上，一天到晚得和體制奮戰。
「其實社會安全網計畫已經把現在的問題談得滿清楚，但想出來的解方都很奇怪。」她舉例：「像他們想讓更多人能接受到服務，因應對策卻是要求每年提高 5% 的開案率，今年度開案率更要高達 50%。」
在臺灣，當大多負向指標都在訴求下降率時，婦幼保護卻在追求「開案率」，對承接方案的社工來說，形同在要求民間團體「製造個案」，不顧暴力受害者究竟是否願意或需要協助。
林佳儒自認不是革命派的人，她想的是如何在體制中做點能做的事。然而她的天真一點一滴被打敗。剛開始，她覺得保護性工作就是開了案、把事情處理完，還能保有自己的生活，結果隨著能力提升，責任越大，壓力不減反增；
後來面對不合理的開案率，她想著或許能結盟其他的委辦單位，一起向公部門反映，讓他們知道政策要求有多不合理。然而聯繫會議上，準備串聯其他團體爭取合理指標的她，卻發現其他單位雖然也很困擾，卻竟然都能神奇的接近「達標」，並準備往更高的標準辛苦邁進。
「那一刻我發現，我根本沒有盟友耶！我到底要跟誰結盟？」轉念一想，又覺得或許不是每個單位都有本錢做這件事：「很多組織已經跟政府標案綁在一起了，密不可分，不接案要怎麼活？過去我很喜歡的、做倡議的單位，現在也都不知道在哪了。」
社福民營化走過近 1/4 世紀，許多民間團體分化成為競爭標案的對手、喪失公民社會監督政府的力道、在服務中遺失社會工作價值。面對一個個匪夷所思的指標，林佳儒說自己甚至已經「沒有體力生氣」。
「每次不合理的規定一出，我如果不給基層社工壓力，要面對壓力的就是我，但他們也很可憐。」身為督導的她感慨說：「有時候同事願意想盡辦法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下幫個案找資源，居然讓我很感動。這不是我們本來就該做的事嗎？為什麼現在卻變成我的小確幸呢？這是我最近最深的感受。」
陳懷恩：遺失的熱情
每人 15 分鐘的分享轉眼即過，最後一個七年級分享人是動物社會工作推手陳懷恩。不同於許多六年級生的線性發展、臨近中年才敢於冒險，七年級似乎更常邊走邊做，在社工本職之外關注更多事。例如倡議、工會、網絡、社群，以及像陳懷恩一樣，發展動物社會工作，嘗試從社工的訓練出發，理解人和動物的關係。
陳懷恩曾接觸過許多在體制中受挫的社工，因為達不到 KPI、不是政策或組織認可的「好社工」而自我懷疑。然而他始終相信社會工作還可以做得更多，而非服膺於既有的體制，也是因此才積極推動不一樣的（動物）社會工作。「我想成為世界的社工，而不只是社會制度的社工。」陳懷恩說。
除此之外，他的正職其實是在社工師公會做行政工作。公會近年和工會關係緊張，被認為是陳新皓口中「掌握主流話語權與資源」的單位，對部分投身工運的社工來說，陳懷恩的選擇讓人好奇。
「之前寫論文時，很清楚自己如果做了一線工作，晚上一定會想個案的事，所以先找了行政職。」他解釋：「現在則只是為了一份薪水。每天都在接會員電話、回答積分認證之類的問題。」
但他同樣也有懸而未決的疑問：「最近看動物星球節目，裡面有個熱血的獸醫師常去鄉鎮地區做義診，我突然想，我上一次真正出於關心、為服務對象熱切去做一件事是什麼時候？」
８年級生：未來是否無路可走？
活動的尾聲，現場有社工回應表示，佩服林芳如身在公門卻願意主動尋求改變，也對林佳儒願意考慮和其他單位結盟、思考開案率的合理性覺得可貴，因為「大多單位只會服膺、滿足政府開出來的條件」。
一個 8 年級的在學社工則舉手說，本來參加活動是想聽聽學長姐的經驗、以決定日後要走公部門還是民間單位，結果聽完後卻覺得無路可走。
現場六七八年級的大家一起笑了，但沒有人提出雞湯式的安慰，只有陳新皓做了肯認的結語：「有焦慮是好事。如果哪天連焦慮都沒有了，那才應該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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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座談會現場；葉靜倫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