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七年級生(下):小白兔的公門冒險,與找不到盟友的民間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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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系列上下共 2 篇,由蘆葦女力公益信託基金支持、華人社會工作學會邀請、Right Plus 多多益善獨立報導完成。

承上篇:社會工作七年級生(上):體制壓迫的賭局中,賭的是基層社工和個案的最佳利益嗎?

華人社會工作學會(華社)去年(2021)底舉辦了一場跨世代對談,由 4 個長年從事保護性業務的六年級社工分享自己的職涯血淚。延續這場對談的火花,華社今年(2022)再度於上月中(8/13)舉辦對談。此次由 6 位「七年級對話手」分享,包括主持人陳新皓,工作歷程也不再限於保護性業務。

不同於前次對談中的六年級生,職涯路徑從民間/公部門到創業、升遷、進修、轉換跑道等,起伏多年已可初步回看整理。年齡分佈在 30-40 歲出頭的七年級生,則往往分享到最後,連珠炮的疑問懸在空中成為巨大的問號,沒有答案也沒有結語。

林芳如:在體制中尋找施展的空間

76 年次的林芳如,目前在公部門擔任約聘社工。求學期間因為對心理學、社會學有興趣,又想做跟「人」有關的工作,轉學考從新竹到臺北念了社工系。畢業後回鄉進入公部門,每天負責審核民眾申請的補助款,面對密密麻麻的數字,經常審到打瞌睡。

除了審補助,林芳如當時還擔任市府委外方案的業務窗口。彼時是 2014 年,所謂的「社福民營化」隨著 1998 年《政府採購法》施行、國家將社會福利大量委外、由民間團體承包,社會工作開始「標準化」後,足足已過了 15 年。

76 年次的林芳如是公部門約聘社工,因為看見受託民間團體的困難,曾嘗試和科長討論改變的可能。攝影/葉靜倫

剛開始,委外方案大多還資金豐沛、官民互敬合作。然而 10 多年過去,許多團體已經「不能不接委託案」,組織收入大半來自政府。官民姿態逐漸翻轉,再加上社會變遷、需求多元,經費開始日益萎縮。

過程中,像林芳如這樣的委託案業務承辦,往往成為公部門默默無名的「重要基層」。權責不見得大,卻是民間團體直接往來溝通的窗口,經常能左右各團體的服務框架和經費人力。如同上篇林灯偉所說,「半夜常打電話來要數字,比我老闆更像我老闆的社會局承辦」。

林芳如則說:「雖然前輩有一些程序上的指導,但後來我自己去聽了受託單位的想法,卻發現他們有很多怨聲。例如相同的服務分別委託給 2 家民間單位,一家負責前端通報和案件篩派,另一家負責後端的個案管理。導致 2 家常因派案指標認定不同產生紛爭,民眾也容易搞不清楚,究竟該找哪位社工服務。」

「我那時候想,有沒有可能打破既有的模式,將業務改為分區制?同樣是委託給 2 個單位,但變成一區一條龍,從前端的通報篩派到後端個管,由各家統一服務?」她後來回去跟科長說,科長也想做,事情忽然出現改變的可能:「那是我第一次覺得,原來市府承辦也可以做點什麼。

然而,初次在體制間感受到施展空間的林芳如,自己也只是約聘人員。當地方選舉讓市府風雲「變色」,府內約 1/4 約聘人員轉眼被解僱。林芳如雖有幸不在汰換名單裡,身邊的同事卻在 228 假期前夕接到通知,說 3 月 1 日起不用去上班了。

「約聘僱可以這樣隨時被替換。這也是我第一次發現,外頭戲稱鐵飯碗的公部門,碰上政治因素,基層員工會這麼沒有保障。」

林芳如目前重回公部門任職,發現就算看見制度面的問題,能調整的空間也很有限。攝影/葉靜倫

心生警覺的林芳如開始想轉換跑道,後來轉到學校當社工,卻進入另一個處處角力的現場。面對翹課逃家的少年和無能為力的校方,有時甚至難以判斷究竟誰才是需要服務的對象。她在混亂中把論文寫完,輾轉多年後,因緣際會竟又回到原單位任職。

事隔 8 年再回到公部門,工作氣氛和文化似乎已不如昔。不過短短 3 個月,她又開始自我懷疑:這個決定合適嗎?

「雖然目前負責的已經不是當初的業務,但就算發現制度面的問題,實際能調整的空間也很有限。最大的原因是時間不夠用,每天被許多管考塞滿,光要填不同的報表、回應長官即時交報的業務就已超載,很難騰出時間對制度做細緻的討論。」

回到此次對談的主軸「跨世代對話」,林芳如在陳新皓提問後說:「其實我對六年級沒有什麼憤怒。」她回想自己波折幾年,反而遇過不少很好的六年級主管,只要目標有共識,都會盡可能讓她嘗試發揮,也會溝通心中的價值和壓力,坦誠對話。

然而,這些人「都不是社工出身」,可能學的是政治、醫療或其他領域。反而是她遇到的、真正社工專業的督導們,雖然也用心教導,卻無法回應她在實務上遭遇的困難。對她來說,問題或許並不出在「世代」,而是社會工作這個領域本身。

顏苡安:小白兔的公門冒險

同樣身為公部門約聘僱社工的顏苡安,也在僵化的「衙門文化」中累積了諸多委屈。顏苡安是中產家庭長大的孩子,言談謙柔又常帶笑容,她多次提及自己是「被保護的小白兔」、「爸爸的小公主」。

彷彿回應前場 20 年資歷的社工李玉華所說,六年級是「黨國遺緒下養出來的一代」,顏苡安清楚意識到,七年級是被民主化浪潮滋養長大的。

顏苡安分享從民間團體到公部門任職社工的經歷、觀察到許多服務資源重疊,卻仍接不住個案的困境。攝影/葉靜倫

「我們這個世代,受歐美思潮影響,要重視人權、要愛的教育、要尊重孩子的意見。從國小開始老師就常說:『我想打你,但現在不能打你了。』」顏苡安說,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讓他們也開始「長自己」── 當社會開始掙脫威權時,意謂著「很多問題我們必須自己想辦法回答」。

她回憶剛出社會時,進民間團體做服務,月薪只有 25k,吃米不知米價的小白兔看到薪資單上寫了伙食和住宿補助等,還覺得組織好棒棒,後來才發現是被內扣了很多錢。沒多久,因為不想在這片哀鴻遍野的賽局中,受困於被宰制又層層往下剝削的民間單位,她決定奮力跳進公部門。「我想看到更多東西,想知道除了被動接受方案委託,還能做什麼。

當然,公部門每月 1 號進帳的薪水,也是她安穩前行的倚靠,然而安穩的不只薪水。公部門最怕民怨和陳情,隨之而來的往往是議員壓力、輿論撻伐和預算刪減。當整個體制經常也只求安穩度日,讓她開始無所適從。

「那時候幾乎每天 24 小時都開著電視看社會新聞。」顏苡安苦笑:「每次一出事,第一先聽縣市在哪裡,如果是我的縣市就再聽轄區,是我的轄區就馬上想我手上有沒有類似的個案,然後打電話去問他還有沒有呼吸。」

此外,個案家庭身邊明明看來很多人,卻誰都接不住,也讓她困惑萬分。「個案管理中心、家庭福利中心、身心障礙資源中心,每個中心都有一個窗口,每個窗口又重複資源,大家重疊一起進場,然後一起兩手一攤說,這不是我的事。」

「交集的地方沒人處理,只能靠有心的社工扛下來做。例如你有個精神障礙個案,你發現他媽媽是失智,那你願不願意多幫他媽媽一點?」顏苡安說:「而且那時候的個管社工還要做分級分等,有時候你明知這個老人家現在沒事,但接下來會有事,你要把他放在哪一級?要讓他現在就結案嗎?」

林佳儒:結盟,能跟誰結盟?

如同林芳如和顏苡安的公門摸索,已成為督導的林佳儒,也嘗試在體制內撼動結構。她和顏苡安一樣,似乎覺得自己不夠「基進」、對權力不夠敏感,說自己是「不一樣的七年級生」。

林佳儒目前在勵馨基金會服務親密關係暴力被害者。她提到社安網政策在婦幼保護議題上,以「提高開案率」作為解方很不合理。攝影/葉靜倫

林佳儒說,自己沒有反骨的基因,過去因為太「順服」而接了太多承擔不了的事,反而因此離職。現在勵馨基金會服務親密關係暴力被害者的她,職涯初期的偶像就是前場與談的大前輩楊仁敘和李玉華,還說自己「聽著他們的話長大」。

然而,就像每一個沒有答案的與談人,林佳儒雖能理解前人出於善意建構的體制,卻又不能理解為什麼到了他們手上,一天到晚得和體制奮戰。

「其實社會安全網計畫已經把現在的問題談得滿清楚,但想出來的解方都很奇怪。」她舉例:「像他們想讓更多人能接受到服務,因應對策卻是要求每年提高 5% 的開案率,今年度開案率更要高達 50%。」

在臺灣,當大多負向指標都在訴求下降率時,婦幼保護卻在追求「開案率」,對承接方案的社工來說,形同在要求民間團體「製造個案」,不顧暴力受害者究竟是否願意或需要協助。

林佳儒自認不是革命派的人,她想的是如何在體制中做點能做的事。然而她的天真一點一滴被打敗。剛開始,她覺得保護性工作就是開了案、把事情處理完,還能保有自己的生活,結果隨著能力提升,責任越大,壓力不減反增;

後來面對不合理的開案率,她想著或許能結盟其他的委辦單位,一起向公部門反映,讓他們知道政策要求有多不合理。然而聯繫會議上,準備串聯其他團體爭取合理指標的她,卻發現其他單位雖然也很困擾,卻竟然都能神奇的接近「達標」,並準備往更高的標準辛苦邁進。

「那一刻我發現,我根本沒有盟友耶!我到底要跟誰結盟?」轉念一想,又覺得或許不是每個單位都有本錢做這件事:「很多組織已經跟政府標案綁在一起了,密不可分,不接案要怎麼活?過去我很喜歡的、做倡議的單位,現在也都不知道在哪了。」

同時身為督導的林佳儒,面對公部門不合理的指標,也不得不給基層社工壓力。攝影/葉靜倫

社福民營化走過近 1/4 世紀,許多民間團體分化成為競爭標案的對手、喪失公民社會監督政府的力道、在服務中遺失社會工作價值。面對一個個匪夷所思的指標,林佳儒說自己甚至已經「沒有體力生氣」。

「每次不合理的規定一出,我如果不給基層社工壓力,要面對壓力的就是我,但他們也很可憐。」身為督導的她感慨說:「有時候同事願意想盡辦法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下幫個案找資源,居然讓我很感動。這不是我們本來就該做的事嗎?為什麼現在卻變成我的小確幸呢?這是我最近最深的感受。」

陳懷恩:遺失的熱情

每人 15 分鐘的分享轉眼即過,最後一個七年級分享人是動物社會工作推手陳懷恩。不同於許多六年級生的線性發展、臨近中年才敢於冒險,七年級似乎更常邊走邊做,在社工本職之外關注更多事。例如倡議、工會、網絡、社群,以及像陳懷恩一樣,發展動物社會工作,嘗試從社工的訓練出發,理解人和動物的關係。

陳懷恩曾接觸過許多在體制中受挫的社工,因為達不到 KPI、不是政策或組織認可的「好社工」而自我懷疑。然而他始終相信社會工作還可以做得更多,而非服膺於既有的體制,也是因此才積極推動不一樣的(動物)社會工作。「我想成為世界的社工,而不只是社會制度的社工。」陳懷恩說。

除此之外,他的正職其實是在社工師公會做行政工作。公會近年和工會關係緊張,被認為是陳新皓口中「掌握主流話語權與資源」的單位,對部分投身工運的社工來說,陳懷恩的選擇讓人好奇。

推動動物社會工作的陳懷恩,正因為相信社會工作還可以做更多,而非服膺於體制。攝影/葉靜倫

「之前寫論文時,很清楚自己如果做了一線工作,晚上一定會想個案的事,所以先找了行政職。」他解釋:「現在則只是為了一份薪水。每天都在接會員電話、回答積分認證之類的問題。」

但他同樣也有懸而未決的疑問:「最近看動物星球節目,裡面有個熱血的獸醫師常去鄉鎮地區做義診,我突然想,我上一次真正出於關心、為服務對象熱切去做一件事是什麼時候?」

8年級生:未來是否無路可走?

活動的尾聲,現場有社工回應表示,佩服林芳如身在公門卻願意主動尋求改變,也對林佳儒願意考慮和其他單位結盟、思考開案率的合理性覺得可貴,因為「大多單位只會服膺、滿足政府開出來的條件」。

一個 8 年級的在學社工則舉手說,本來參加活動是想聽聽學長姐的經驗、以決定日後要走公部門還是民間單位,結果聽完後卻覺得無路可走

現場六七八年級的大家一起笑了,但沒有人提出雞湯式的安慰,只有陳新皓做了肯認的結語:「有焦慮是好事。如果哪天連焦慮都沒有了,那才應該擔心。」

一位 8 年級的在學社工,舉手分享聽完座談的感受。攝影/葉靜倫

延伸閱讀:
1. 社會工作中年危機(上):20 年後,SOP 和 KPI 真的讓我們更專業了嗎?
2. 社會工作中年危機(下):改變終有時,三明治世代不放棄的抵抗


首圖/座談會現場;葉靜倫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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