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後的萬華現場(下):每天都在照顧別人,如何看顧自己與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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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一年後的萬華現場(上):大疫餘波下,沒有誰是局外人

去年中正萬華區成為眾矢之的、全臺關注,隨著今年疫情持續延燒,外界援手也跟著消停。臺北市中正區忠勤里里長方荷生說:「之前大家覺得捐個 2000 元沒什麼,但現在大家都不方便。」方荷生苦笑說,去年他為社區發起募資,4 天就達到 500 萬元,「現在募 2 個月才 170 幾萬,我們自己已經花出去 300 萬了。」

與此同時,病毒變異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許多地方供餐與送藥的需求都激增,「目前社區裡沒有看到好轉的跡象,大家都還在撐。」方荷生說。

即使如此,他從未停止關懷據點的供餐服務。他努力媒合並調度資源,例如請環南市場的菜攤協助提供每日沒賣完的蔬果。除了社區居民,他也供餐給在地的社福團體和社福中心,「很多人相信我,給我很多食材,我分享給他們去幫助更多人。」

每日近午,環南市場菜攤會用 Line 聯絡方荷生,告知當天提供的蔬果品項。圖/方荷生提供

不過,供餐只是方荷生疫情期間的諸多任務之一,他的手機從未關機,「1922(疾管署諮詢專線)、1999(市民服務專線)都打不進去,打給我最快。」

方荷生不時接到各式各樣的要求與期待。有人想請里長派員隨時關心單獨在家的老父親,有人希望社區每日積極消毒,也有人認為南萬華很危險,不想自己送餐給年邁家長。

印象深刻的是,曾有個媽媽在半夜 12 點多打來說自己快篩陽性,2 個國中小的孩子也都陽性,急著請里長幫忙想辦法,方荷生只好盡力安撫她:「我問她:『小孩現在在幹什麼?』,她說『在睡覺。』『睡得好不好?』『睡得很熟。』『那妳就讓他睡,睡得很熟表示還沒有發作,妳吵醒他,他反而嚇到,明天早上我們再趕快幫妳安排。』」

面對恐慌、焦慮、需要幫忙跟解釋的民眾,方荷生講電話講到聲音都沙啞了。他說,最怕的還是資訊的不透明,畢竟醫院不會主動告知里長哪一戶確診,「都要確診者或左右鄰居打來,我才會知道隔壁幾號確診。」

每天都在照顧別人,如何看顧自己與家人?

防疫資訊不斷變動,社工們今年服務的重心之一,是相關資訊的轉譯與資源連結,例如陪同個案理解、吸收防疫資訊,整個過程卻比想像中更耗心耗時。芒草心慈善協會社工李佳庭便回憶自己多次帶個案做 PCR(核酸檢驗採檢),個案快篩陽性後,必須保留檢體、安撫並看住個案,然後聯絡防疫計程車(電話總是很難打得進去)。

當他們終於抵達急診室後,卻發現醫護人員也兵荒馬亂,社工需要自行摸索出 PCR 的流程,以及哪裡可以等待檢測結果。如果個案真的確診,還得通知與他密切接觸的人與不同單位的社工。檢疫所滿載時,也得努力找方法喬出隔離空間,否則就只能讓個案回到公園,在公共空間繼續承受疫病風險。

「一路混亂,就是努力找路。」李佳庭說,疫情期間芒草心成員分流進辦公室、遠距工作,同儕支持因此下降,不像以前大家可以當面關心打氣。「去年有天不能進辦公室,我就買便當在艋舺公園吃,那時候下雨,雨水打進便當,我一邊吃,一邊擔心路人經過拍下來,說我口罩沒戴好……」

回憶起看似辛酸的經驗,李佳庭語調卻依然輕快:「我壞事忘很快!這樣才有辦法做這個工作,不然早就累死了。」

社工們觀察到,無家者最稀缺的防疫資源,依然是社會信任、支持網絡,與有屋安居的基本人權。李佳庭建議相關單位應安排空間,安置等待 PCR 結果的人們。圖/取自芒草心慈善協會 fb

社工們照顧個案、努力在各單位間打怪,卻同時曝露在染疫風險中,沒辦法保護好自己與家人。

社區實踐協會社工馬明毅坦言,自己很大的壓力常在於「如果我把疫情帶回家要怎麼辦?」

他回憶,某次前一天碰面過的承辦人員打來說他確診,「我掛完電話,跟媽媽說我昨天接觸到一個確診者,她本來在沙發上看電視,遙控器就放下,一句話都沒有講。2 個小時過去,她才把電視關掉,說:『這種事以後不要跟我講。』」

社區實踐協會社工于芳懿補充,去年疫情嚴峻時發放物資,心理其實也壓力很大。「那時社工還打不到疫苗,已經做好自己會確診的準備。」她說,社會局請社工提供送餐服務,卻未支援相對應的防護衣、酒精、口罩等資源,這些都得由協會自行招募。

社區據點,在疫病中更成為彼此的港灣

另一方面,相比全臺醫護人員在抗疫戰的表現與辛勞備受肯定,大疫之下的社區工作者則因應防疫政策,各處據點、機構被迫暫歇停辦,連補助都拿不到。

于芳懿和馬明毅有些無奈表示,社會局對於兒少據點的防疫指示,就是「有課程就轉成線上,小孩沒飯吃,你就送餐。」

然而,據點畢竟不是便當店或安親班。于芳懿強調,據點的重要功能是陪伴孩子,「有一些孩子,他們在學校、家庭的人際關係就是比較疏離或抗拒,據點是在創造『誰都可以來,沒有誰會被排擠』的空間。」

長年以來,實踐協會的社區據點已成為許多孩子下課後安心的去處,歡笑聲頻傳。但于芳懿說,據點關閉後,真的不知道小孩會去哪裡。畢竟待在家裡不一定是最好的狀態,家長在疫情中尤其可能在育兒照顧與工作賺錢間疲於奔命,「而且有些孩子跟家裡的張力原本就比較大,他不一定願意待在家。」

于芳懿回憶,今年 4 月上旬,社會局宣布兒少據點停辦之前,附近有 2 所學校停課,「據點下午才開放,但早上已經有 3、4 個孩子在門口探頭問說可以進去嗎?因為老師叫他們自己做自己的事,他們不知道要幹嘛,就跑出來了。」



「當孩子已經在亂跑了,某一天社會局又突然説據點都不要開,把可能性都拿掉了。」于芳懿回想當時,社會局臨時宣布兒少據點幾日後便不能開放,她趕緊上呈近 20 位兒少名單,爭取讓這些有需要的孩子能夠有條件的回來,例如把整個空間控制在最多不超過 8 個孩子,讓大家還是能輪流到據點來。

于芳懿說,行政事項往返相當耗費時間與心力,幸好後來爭取成功了。這次經驗也讓她期待公部門未來能有更開放的管道,傾聽第一線的聲音,「可以做一個共識會或意見蒐集會,根據工作者在這個大環境影響底下的所見,去做修正。希望公私部門可以是這樣的合作關係。」

兒少據點成為周邊脆弱家庭的避風港,方荷生的社區關懷據點也一樣,在災情中努力為老人家維繫「家」的感覺。他解釋據點的意義:「當災變發生,我們可以照顧這一群人,而不是說據點沒有補助,就不做了,家不是這樣運作的。

方荷生更期待進一步推動他努力串聯多時的 319 鄉鎮食物銀行,他解釋其中意義:「如果每個鄉鎮都能有一個倉庫,再培養村里有效運作關懷據點,利用食物銀行的備災功能,災難來的時候,社區才可以繼續運作。」

看到需求,就想辦法做下去

另一方面,萬華民間向來存在蓬勃的草根互助網絡,在疫情緊急狀況下,在地夥伴密切合作的頻率提高,網絡也更有彈性。(參考:民間自組萬華社區培力網,從文化出發拓展多元連結

例如,李佳庭和馬明毅都觀察到,在地店家是此波疫情下新浮現的重要角色。

不少店家在疫情間推出「待用餐」,亦即定期提供餐點額度,由有意願的民眾提前支付給後續有需要的人,讓每個人得以飽食。「很多店家願意協助無家者,讓他們有地方可以吃東西。」李佳庭說。

馬明毅則說:「有些是在地年輕人長大回來開店,對他們來講,這就是自己的家鄉,有需要的時刻,那就是要幫忙。」新加入的成員也會再拉攏其他在地青年與店家,大家都很願意互相幫忙

當號召的基底愈大,樂意彼此協助的民眾也愈多元,每個人可以做的事很不一樣。「重點是,我們也希望它是一個循環,會期待說這次大家支援我們,以後他們需要支援時,我們能夠回饋什麼。」馬明毅說。

去年的鎂光燈和社會關注不再,萬華依然脆弱,但憑藉長久耕耘的照顧網絡、發揮韌性,才得已相扶至今、未曾崩塌。如同方荷生受訪時一再強調的:「看到需求,我們就是想辦法做下去。」


延伸看 2021 疫情期間【萬華現場】影輯:
1. 【影輯】萬華現場 ①|網絡裡的人:沒有英雄的抗戰
2. 【影輯】萬華現場 ②|艋舺川流:同島糧倉與生存渠道
3. 【影輯】萬華現場 ③ │ 新常態:昨日之傷與今日之盼

延伸閱讀:
1. 【你可能也不知道的萬華】線上策展系列 1234
2. 方荷生最強里長之路(上):老少幼共餐共讀,社區圖書室每月借閱量高達 5000 冊
3. 方荷生最強里長之路(下):有手段又有熱血,據點式食物銀行領先全臺
4. 萬華邊緣社區再生基地「大水溝二手屋」,在這裡過渡人生、棄物重生


首圖示意圖/by 小羊 取自台灣社區實踐協會 fb


這篇不能只有我看到
李柏毅
李柏毅

Right Plus 多多益善特約記者。「我有一半的時間消耗在緘默中,而在另一半裡懷疑緘默的意義。」不能白白辜負自己的幸運,希望以文字帶動更多的關懷與可能性。臺灣大學生傳發展系碩班就讀中,持續學習如何傾聽人與非人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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