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後的萬華現場（下）：每天都在照顧別人，如何看顧自己與家人？
去年中正萬華區成為眾矢之的、全臺關注，隨著今年疫情持續延燒，外界援手也跟著消停。臺北市中正區忠勤里里長方荷生說：「之前大家覺得捐個 2000 元沒什麼，但現在大家都不方便。」方荷生苦笑說，去年他為社區發起募資，4 天就達到 500 萬元，「現在募 2 個月才 170 幾萬，我們自己已經花出去 300 萬了。」
與此同時，病毒變異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許多地方供餐與送藥的需求都激增，「目前社區裡沒有看到好轉的跡象，大家都還在撐。」方荷生說。
即使如此，他從未停止關懷據點的供餐服務。他努力媒合並調度資源，例如請環南市場的菜攤協助提供每日沒賣完的蔬果。除了社區居民，他也供餐給在地的社福團體和社福中心，「很多人相信我，給我很多食材，我分享給他們去幫助更多人。」
不過，供餐只是方荷生疫情期間的諸多任務之一，他的手機從未關機，「1922（疾管署諮詢專線）、1999（市民服務專線）都打不進去，打給我最快。」
方荷生不時接到各式各樣的要求與期待。有人想請里長派員隨時關心單獨在家的老父親，有人希望社區每日積極消毒，也有人認為南萬華很危險，不想自己送餐給年邁家長。
印象深刻的是，曾有個媽媽在半夜 12 點多打來說自己快篩陽性，2 個國中小的孩子也都陽性，急著請里長幫忙想辦法，方荷生只好盡力安撫她：「我問她：『小孩現在在幹什麼？』，她說『在睡覺。』『睡得好不好？』『睡得很熟。』『那妳就讓他睡，睡得很熟表示還沒有發作，妳吵醒他，他反而嚇到，明天早上我們再趕快幫妳安排。』」
面對恐慌、焦慮、需要幫忙跟解釋的民眾，方荷生講電話講到聲音都沙啞了。他說，最怕的還是資訊的不透明，畢竟醫院不會主動告知里長哪一戶確診，「都要確診者或左右鄰居打來，我才會知道隔壁幾號確診。」
每天都在照顧別人，如何看顧自己與家人？
防疫資訊不斷變動，社工們今年服務的重心之一，是相關資訊的轉譯與資源連結，例如陪同個案理解、吸收防疫資訊，整個過程卻比想像中更耗心耗時。芒草心慈善協會社工李佳庭便回憶自己多次帶個案做 PCR（核酸檢驗採檢），個案快篩陽性後，必須保留檢體、安撫並看住個案，然後聯絡防疫計程車（電話總是很難打得進去）。
當他們終於抵達急診室後，卻發現醫護人員也兵荒馬亂，社工需要自行摸索出 PCR 的流程，以及哪裡可以等待檢測結果。如果個案真的確診，還得通知與他密切接觸的人與不同單位的社工。檢疫所滿載時，也得努力找方法喬出隔離空間，否則就只能讓個案回到公園，在公共空間繼續承受疫病風險。
「一路混亂，就是努力找路。」李佳庭說，疫情期間芒草心成員分流進辦公室、遠距工作，同儕支持因此下降，不像以前大家可以當面關心打氣。「去年有天不能進辦公室，我就買便當在艋舺公園吃，那時候下雨，雨水打進便當，我一邊吃，一邊擔心路人經過拍下來，說我口罩沒戴好……」
回憶起看似辛酸的經驗，李佳庭語調卻依然輕快：「我壞事忘很快！這樣才有辦法做這個工作，不然早就累死了。」
社工們照顧個案、努力在各單位間打怪，卻同時曝露在染疫風險中，沒辦法保護好自己與家人。
社區實踐協會社工馬明毅坦言，自己很大的壓力常在於「如果我把疫情帶回家要怎麼辦？」
他回憶，某次前一天碰面過的承辦人員打來說他確診，「我掛完電話，跟媽媽說我昨天接觸到一個確診者，她本來在沙發上看電視，遙控器就放下，一句話都沒有講。2 個小時過去，她才把電視關掉，說：『這種事以後不要跟我講。』」
社區實踐協會社工于芳懿補充，去年疫情嚴峻時發放物資，心理其實也壓力很大。「那時社工還打不到疫苗，已經做好自己會確診的準備。」她說，社會局請社工提供送餐服務，卻未支援相對應的防護衣、酒精、口罩等資源，這些都得由協會自行招募。
社區據點，在疫病中更成為彼此的港灣
另一方面，相比全臺醫護人員在抗疫戰的表現與辛勞備受肯定，大疫之下的社區工作者則因應防疫政策，各處據點、機構被迫暫歇停辦，連補助都拿不到。
于芳懿和馬明毅有些無奈表示，社會局對於兒少據點的防疫指示，就是「有課程就轉成線上，小孩沒飯吃，你就送餐。」
然而，據點畢竟不是便當店或安親班。于芳懿強調，據點的重要功能是陪伴孩子，「有一些孩子，他們在學校、家庭的人際關係就是比較疏離或抗拒，據點是在創造『誰都可以來，沒有誰會被排擠』的空間。」
長年以來，實踐協會的社區據點已成為許多孩子下課後安心的去處，歡笑聲頻傳。但于芳懿說，據點關閉後，真的不知道小孩會去哪裡。畢竟待在家裡不一定是最好的狀態，家長在疫情中尤其可能在育兒照顧與工作賺錢間疲於奔命，「而且有些孩子跟家裡的張力原本就比較大，他不一定願意待在家。」
于芳懿回憶，今年 4 月上旬，社會局宣布兒少據點停辦之前，附近有 2 所學校停課，「據點下午才開放，但早上已經有 3、4 個孩子在門口探頭問說可以進去嗎？因為老師叫他們自己做自己的事，他們不知道要幹嘛，就跑出來了。」
「當孩子已經在亂跑了，某一天社會局又突然説據點都不要開，把可能性都拿掉了。」于芳懿回想當時，社會局臨時宣布兒少據點幾日後便不能開放，她趕緊上呈近 20 位兒少名單，爭取讓這些有需要的孩子能夠有條件的回來，例如把整個空間控制在最多不超過 8 個孩子，讓大家還是能輪流到據點來。
于芳懿說，行政事項往返相當耗費時間與心力，幸好後來爭取成功了。這次經驗也讓她期待公部門未來能有更開放的管道，傾聽第一線的聲音，「可以做一個共識會或意見蒐集會，根據工作者在這個大環境影響底下的所見，去做修正。希望公私部門可以是這樣的合作關係。」
兒少據點成為周邊脆弱家庭的避風港，方荷生的社區關懷據點也一樣，在災情中努力為老人家維繫「家」的感覺。他解釋據點的意義：「當災變發生，我們可以照顧這一群人，而不是說據點沒有補助，就不做了，家不是這樣運作的。」
方荷生更期待進一步推動他努力串聯多時的 319 鄉鎮食物銀行，他解釋其中意義：「如果每個鄉鎮都能有一個倉庫，再培養村里有效運作關懷據點，利用食物銀行的備災功能，災難來的時候，社區才可以繼續運作。」
看到需求，就想辦法做下去
另一方面，萬華民間向來存在蓬勃的草根互助網絡，在疫情緊急狀況下，在地夥伴密切合作的頻率提高，網絡也更有彈性。（參考：民間自組萬華社區培力網，從文化出發拓展多元連結）
例如，李佳庭和馬明毅都觀察到，在地店家是此波疫情下新浮現的重要角色。
不少店家在疫情間推出「待用餐」，亦即定期提供餐點額度，由有意願的民眾提前支付給後續有需要的人，讓每個人得以飽食。「很多店家願意協助無家者，讓他們有地方可以吃東西。」李佳庭說。
馬明毅則說：「有些是在地年輕人長大回來開店，對他們來講，這就是自己的家鄉，有需要的時刻，那就是要幫忙。」新加入的成員也會再拉攏其他在地青年與店家，大家都很願意互相幫忙
當號召的基底愈大，樂意彼此協助的民眾也愈多元，每個人可以做的事很不一樣。「重點是，我們也希望它是一個循環，會期待說這次大家支援我們，以後他們需要支援時，我們能夠回饋什麼。」馬明毅說。
去年的鎂光燈和社會關注不再，萬華依然脆弱，但憑藉長久耕耘的照顧網絡、發揮韌性，才得已相扶至今、未曾崩塌。如同方荷生受訪時一再強調的：「看到需求，我們就是想辦法做下去。」
延伸看 2021 疫情期間【萬華現場】影輯：
1. 【影輯】萬華現場 ①｜網絡裡的人：沒有英雄的抗戰
2. 【影輯】萬華現場 ②｜艋舺川流：同島糧倉與生存渠道
3. 【影輯】萬華現場 ③ │ 新常態：昨日之傷與今日之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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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荷生最強里長之路（下）：有手段又有熱血，據點式食物銀行領先全臺
4. 萬華邊緣社區再生基地「大水溝二手屋」，在這裡過渡人生、棄物重生
首圖示意圖／by 小羊 取自台灣社區實踐協會 f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