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 A】立法院倉促闖關、精神病犯強制住院監護終身，你同意嗎？／連署阻止無效修法（上）
社會近年在鐵路殺警案、桃園弒母案、屏東挖眼案等重大刑案後，對於原本就不甚了解的精神障礙者又多了一層恐懼。
法務部在全民激動的社會氛圍下推動修法，試圖把原本最多５年的精神病人強制住院／監護處分天花板打破。日後，只要「有心」（例如輿論壓力過大時），受監護的病人將可能被無限期和社會隔離。（參考：各修法版本比較）
倉促的修法在未經充分討論下竟然重重闖關，眼看著在立法院只差臨門一腳就要三讀通過！但如果你知道無限期監護只可能加重公共風險、不可能減緩社會焦慮，你也會同意嗎？
多多消化監察院調查報告、民間團體座談會與倡議，以及各方資料，用３個解釋、５個質問、８個建議（見下篇）所做成的轉譯包（不是懶人包，也許有些事我們就是懶不得，但可以讓它好入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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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立法院倉促修法你同意嗎？
精神障礙傷人好可怕！終身監護（監禁）是解方嗎？
Q１什麼是監護？為什麼需要你關注？
受監護的精神病人還是要服刑，監護是在刑期外做的治療
許多人誤以為精障者可以用監護名義逃脫刑責，其實犯錯的精障者還是需要為做錯的事付出代價。監護，是國家要求被告進入精神醫療機構等處所，以監督、保護和治療，來協助犯法的精神障礙者穩定重返社會，也讓社會得以重新接納彼此。
依照犯行當下的狀況和案件不同，的確有人會在精神鑑定過後被判無罪，但有更多人是需要服刑期的，只是在服刑前或後，還會被加上監護。例如，犯下嘉義鐵路警察命案的鄭再由，後來即被判服刑 17 年＋強制監護 5 年。
監護的目的，不是為了完全「治癒」精神病人，而是用一定程度的「治療」讓病人穩定，能夠銜接社會，重返日常生活，達到社會安全的目的即可。
Q２哪些人正受到監護處分？
34% 受監護處分的精神病人，犯的其實是竊盜罪
大家都怕惡人惡意拿精神疾病當作犯罪藉口，其實真正的精神病人才怕用精神疾病作為辯護。曾有思覺失調病人說：「我寧願我是犯人，而不是精神病人。」
和媒體大肆報導精障傷人的社會新聞印象相反，根據監察院調查，10 年來，被地方法院一審判決受監護的人中，以竊盜罪最多（約占 33%）；近５年多來的受監護處分案件，也是以竊盜罪最多（約占 34%），其次才是暴力犯罪（21%）、公共危險（11%）、妨害自由（5%）等。
竊盜侵害的是個人財產，不是傷害生命、身體等重罪，行為也不具暴力性和攻擊性。如果是一般人犯竊盜罪，原本只是６個月左右甚至可以易科罰金的輕罪。但，只因為他們是精神病人，反而因此會受到長達 1-3 年的監護隔離，更是如今社會高喊「關到死」首當其衝的一群人。
換句話說，一個分不清現實的精神病人，在急性發作時，如果因為肚子餓走進便利超商拿了一個麵包，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偷竊」，原本可以罰款或以 6 個月服刑負責，現在卻常因為是精神病人，而被強制住院、和社會脫節 1-3 年，導致出院後病情更不穩定。
Q３哪些人正受到監護處分？
半數以上是思覺失調患者，暴力犯罪比率僅占 0.7%
在監察院調查中，近５年來的受監護處分案件中，有５到７成是思覺失調症患者，心智障礙者則占１成。根據美國學者 Swanson 研究，思覺失調症患者的暴力犯罪占全部暴力犯罪不到１成。我國統計也顯示，近 5 年來，臺灣思覺失調症患者的暴力犯罪比率，僅占所有暴力犯罪的 0.7%。
此外，醫療上最難以處理的反社會人格，其實一開始就被《精神衛生法》排除、無法以精神疾病為辯護理由（無法動用《刑法》第 19 條）。這群最被社會大眾恐懼、難以矯治的犯罪者，根本不在監護處分會覆蓋的群體中。
就算是合併反社會人格而進入監護的病犯，在調查中都顯示，醫療上能協助的有限，看不到明顯的治療效果，反而造成醫院員工和其他病人的威脅。
無限期延長監護、無止境加蓋精神病院、隔離這群被媒體妖魔化的患病者，真的能緩解我們的焦慮嗎？
Part II 如果修法闖關通過，會發生什麼事？
打破監護期限天花板？全面佈建司法精神醫院？
目前法務部提出的監護修法已進立法院，只差三讀闖關，其中２大重點：
① 檢查官可以不限次數延長監護年限，每次不超過３年
② 建置／擴充司法精神醫院和病房
國家強制觸法的精神病人住院治療，其實違反 CRPD 等國際公約，但這暫且不談（大家時間有限我們懂）。重點是，礙於資源和諸多問題，如今許多執行監護的醫療院所幾乎只剩下監禁功能，只有「監」而沒有「護」。其中不僅沒有真正有效的治療，反而缺少一般監所會做的勞動和活動，以及一般精神病人在病院中能做的復健和權利。
這些權利包括家屬會面、室外職能治療活動、出病房在院內購買生活用品等，還可能因為空間設施限制，而和其他精神病人產生衝突。
如果你內心此時出現了小惡魔 os：「可是他犯了法，本來就該付出代價，哪來要這麼多權利？」多多貼心提醒：「被強制住院的精神病人還是需要服刑！（而且國家強制觸法的精神病人住院治療，已經違反國際公約和人權）忘記的話趕快回頭看看 Part I 的 Q1！」
Q１現行監護解決了什麼問題？
如果住院５年都治療無效，你還會繼續住到老嗎？
▶ 住院５年都無效，為何還要再加長？
現在的法律規定監護上限５年，是因為 3-5 年是精神疾病治療的黃金期。如果一個病人治療超過５年還不見成效，就像我們一般人住院５年還不見起色一樣，沒有人會自主選擇繼續住院。
這次修法如果通過，原本以治療為本的精神醫療院所，很可能成為監獄的延伸，以監護之名行人身拘束之實，不僅違憲，也只是暗示更多的判決往這裡前進。
▶ 現行監護成效不彰
因為各地區資源和戒護人力不足，執行監護的醫療院所經常無法做到有效的分流和多元的輔導。例如，有藥酒癮的、思覺失調的、性侵害或重刑犯等，需要的治療和因應方式（處遇）都很不同，許多地區醫院根本無力執行。有些發展性障礙、智能障礙等，也不屬於可治療的「精神疾病」，需要的是特殊教育和協助。
高雄大學張麗卿教授在監察院調查中說：
① 沒有專設機構、專業的人力物力，執行時間再長也難有成效。
② 不同狀況的精障者，甚至合併２種以上疾病的，需要靈活多元的處遇。
Q２一直關著就能解決問題？
他終究是要回歸社會，越晚回來越危險
所以，和大多數人想的不同，延長強制住院時間並不能解決問題，反而讓長久與社會隔離的精障者，更難融入社會。因為 「壓力」 和 「孤立」 正是觸發精神病發作的高危險因子。
人被孤立越久，離社會動態與人際關係越遙遠，越跟不上外面高速變動的世界，出院（監護結束）後也越無法適應。
除非我們都打算把所有人關到死、終身監禁（把憲法和國際公約丟到水裡），否則一旦這次修法倉促通過，在周邊配套措施不足之下，與世隔絕超過５年、10 年、20 年的精神病人只會更難和社會共存。
伊甸基金會主任廖福源說：「國際上對待精神障礙者，是以全力減緩孤立、提供社區支持為原則，臺灣卻背道而馳。」
Q３保證不會再犯才放回社會？誰能保證？
把精神病觸法簡化成醫療問題，是非常危險的誤解
生病並不是犯罪的必然條件，有病的人不等於會犯罪的人。反過來說，就算精神病人在監護期間被「完全治癒」，也沒有人能說「沒病的人就不會犯罪」（參考：【精障監護修法】「協助復歸社會」是監護制度首要之務）。
撇開精神病人，我國對於一般受刑人，也只要求服完當初被判的刑期、付出該付的代價即可出獄。沒有任何人能保證誰這輩子不會（再）犯罪，也沒有人能斷定更生人一定會再犯。
嘉南療養院醫師李俊宏在監察院調查中說：「把精神病患犯罪問題簡化成醫療問題非常危險，其中有先天或性格因素，還有家庭和社區環境等問題。如今卻全歸在精神醫療系統，不管把監護期限修得再久，問題都不會解決。」
宏恩醫院龍安分院也在調查中說：「要預估再犯風險或評估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太難！心智狀態或精神疾病，都跟犯罪行為之間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
在日本，要確定精神病犯是否能出院，評估重點並不在他們再犯的可能性，或出於公共安全的維護，而是著重在患者本身。從行為、症狀、治療情形是否有助於患者改善、是否能復歸社會為核心。
Q４大動作挹注資源卻投錯地方？
蓋病房關起來或許比較簡單，卻恐怕是短期的便宜行事
在精神障礙觸法的防治路上，分為３個層次：
① 行為之前的預防資源佈建
② 行為之後的刑事處理：包括監獄（2.1）和監護醫療院所（2.2）
③ 刑罰後回歸社會的銜接和追蹤輔導
臺灣社會安全網第二期預算，編列超過 37 億元來為全臺不過數百名的病人大幅佈建司法精神醫院和病（註），把資源集中在這３大環節中的其中一小點（2.2），其他預防性的支持、重返社區的輔導和司法過程中的協助都極度缺乏。
註：34 億 6135 萬 2000 元（設置司法精神醫院、安全戒護人力）＋2 億 6984 萬（開設司法精神病房） = 37 億 3119 萬 2000 元。資料來源：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核定本 P.138（計畫總經費需求）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律師林俊儒在12/26 的座談會中強調：「很多社區預防工作連一個專職人員一年的薪水都付不出來，我們卻花這麼多錢在這裡（司法精神病房），比例嚴重不均。」
監所關注小組理事長陳惠敏說：「很多地方社區資源非常缺乏，根本沒辦法要求他們來承接（精神疾病犯罪預防）。真正開始關注精神病人的時候，通常都已經是進急診室了。」
伊甸基金會主任廖福源則說：「結束監護出來的人，社工光要帶他找地方住，或帶他就業都找不到機會。本來的資源沒有增加，就算監護出來也沒有意義，社工還是無技可施，只有增加案量。」
Q５出院前的準備有用嗎？
脫離社會５年、10 年，卻想用２個月鬆散拉回正軌？
目前修法草案中，關於復歸社會的機制只有一項：在監護結束前２個月，會由檢察機關召集醫療、社福、警政、勞政、更保等相關單位開會討論，如何讓精神病人好好回到社區。
只是，根據監察院調查，許多醫院面對這種會議並沒有編列相關費用，主持的地檢通常只聽醫院報告病人狀況，個案、家屬和（病人出院之後要負責追蹤的）心衛社工也都不會參加，整個會議往往流於形式。
伊甸基金會主任廖福源說：「現行地檢署本來就會開社會復歸會議，卻都沒有心理衛生社工參與！一堆不是真的要跟家庭工作的人開的會，卻要叫心衛社工去執行，苦果讓家庭和精神病人去承擔。」
「轉銜會議中沒有實際的行動指引，沒有當責和實際的分工，就算坐下來開會，協助網絡也不會自動生成，召開會議的地檢署也搞不清楚各方資源（能如何有效運用）。」
監所關注小組理事長陳惠敏也說：「我們開過太多無效的會議。就算大家都坐下來談了，也不知道最終誰有比較大的權力能定案。」「而且，精神病人並不是在聯繫會議上才沒有聲音，在整個精神治療的系統中，病人的意見都小很多。」
「家屬的聲音一直比病人大，因為他們承擔了太多，所以意見變得很重要。這也暗示了照顧責任最終還是會落到家屬身上，沒有人在幫他們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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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篇：【Q & A】精神病人觸法除了終身關進醫院，我們還能做什麼？／連署阻止無效修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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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嫌犯、犯人、受刑人還是病人？精神障礙觸法者何去何從
3. 王婉諭專欄／鐵路殺警案一週年，關於「監護處分」的 6 大建議
4. 王婉諭專欄／臺灣的社區精神照護出了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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