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精神科病房成為孤島（下）：借鑑他山之石，將電子產品使用權還給住院者
承上篇：別讓精神科病房成為孤島（上）：住院病人的雙重隔離，讓病情雪上加霜
撰文／王修梧 臺灣失序者聯盟發起人代表
1972 年，美國透過阿拉巴馬州的懷亞特（ Wyatt v. Stickney）案，聯邦法院樹立了「懷特原則」（Wyatt standards） ，要求精神醫療專業者如斟酌病情等因素，欲限制病患通信通話及會見訪客，需開立醫囑並定期審視限縮的必要性。
雖然該原則精神被 1980 年頒訂的《心理健康體系法》採納，但是許多醫院忌憚病患會透過網路接觸到「錯誤」 醫學資訊，或是連結到自殺相關網站，因此還是禁止上網。
2009 年，美國一份針對 32 州司法精神醫療機構的調查表示，至少有 30 間機構限制網路使用，絕大多數禁止病患攜帶 3C 產品入院。
他山之石 1：電子產品友善取向的管理模式
在此時空背景下，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一個跨專業團隊，於 2013 年試行了「電子產品友善取向」（electronics-friendly approach）的病房管理模式。
團隊成員之一，精神科護理師埃克利（Rachel Eakley）表示，從計畫一開始，他們便將「電子產品近用」定位為一種特權 （privilege)，而非屬於所有住院者的普遍權利（Right）。病患需通過個人史調查（調查病患是否具有透過網路或手機，造成自己或他人威脅的可知紀錄），以及在院行為評估後才有機會取得電子產品近用權。
符合上述資格者，在簽署關於隱私保護、使用安全及責任歸屬等內容的特別協議後，就能正式加入計畫，他們的手機或其他 3C 產品，也會被統一放置在護理站內的安全區域充電。
基於安全考量，病患取走通訊裝置及放回護理站時都需要實名登記。而為了避免出現偷拍或錄影錄音等行為，工作人員會將防竄貼紙（tamper-resistant stickers）覆蓋在每一臺內建相機功能的電子設備鏡頭上，這些貼紙一經撕開便會變換顏色或其他外貌，使用者違規的話，在登記歸還時很容易被識破。
計畫執行期間，有一名因憂鬱症頻繁出入醫院的女大學生，擔心學習進度落後而申請提前出院，但在工作人員協助安排下，她透過電腦等設備跟教授協議另類的課業安排，維持平時學業表現，並在出院前透過手機，將精神科醫師與心理治療師的診療行程安排妥當。
就臨床觀察立場來說，這名學生及其他住院者透過手機等設備將日常生活帶進醫院，讓醫護人員能真正就近認識病患如何應對關係、進行工作、處理生活大小事，以及在現實生活中面臨哪些難解的壓力，或者病患自己也未曾覺察到的創傷。
埃克利跟她的同事在 2017 年將計畫執行過程撰寫成文，並且被《精神醫療服務》審稿者視作回應精神健康問題的一種嶄新路徑，也刊登在「前線報告」（Frontline Reports）的專欄。
該報告表示，當計畫結束時，全院超過 3/4 的住民都能使用智慧手機等產品，只有很小部分的人被剝奪使用權，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將手機借給病友才違規。據團隊觀察，計畫執行期間並未出現任何安全及隱私問題。
相反的，他們發現病患擔心手機遭到沒收，因此在行為控制跟活動參與度上都有顯著提升。而不論病患或是工作人員，對於 3C 友善政策都給予壓倒性的正面評價，唯一增加的負擔是登記手機所耗費的時間。
他山之石 2：使用者與醫護人員共同設計的美好解方
埃克利團隊在朗格尼醫學中心的 3C 友善政策，是由醫護人員規畫及主導的病房管理模式。而在澳洲新南威爾斯州 （以下簡稱新州）南區（註），心理健康資源使用者（以下簡稱使用者）及護理人員，從 2017 年開始，便透過共同規畫 （co-design）的方式，將包括智慧手機在內的個人電子設備帶到精神病房內。
雖然州政府並未針對醫療機構內的行動裝置使用頒布任何相關法規，但截至 2017 年 5 月的一份調查顯示，新州 66 間精神科急性病房中，共 56 間均實施手機禁用政策 （占總調查數 85%），另有 7 間則允許病人在監控下有限度的使用手機。
在這個背景下，因為使用者倡議團體持續遊說，新州南區健康局決定在高賓市 （Goulburn）及比加鎮 （Bega）兩地，進行 4 個月的「手機近用試辦計畫」。
為了推展與觀測計畫執行成效，健康局委託使用者代表，與試辦病房的護理人員組成工作團隊。於此期間，所有住院者都能使用智慧手機等個人行動裝置，但每 2 天會檢視是否有危險及不當使用狀況，且所有住院者都受邀針對病房行動裝置使用方式提供建議。
這些建議經工作團隊彙整為幾個基本準則：
- 所有住院者都能使用行動設備，除非有如下危險或不恰當使用行為：
① 拍照、錄影，以及側錄病房內談話
② 摔扔或嘗試破壞手機 - 不應在病房或安靜區域通話
- 手機應保持靜音，尤其是團體課程及醫師問診進行時
- 耳機可在自我安撫 （譬如感到焦慮或受到睡眠干擾）時使用
- 應自負財務保管責任，並在手機上標註姓名
- 如果不想隨身攜帶行動裝置，可放在上鎖寄物櫃中
- 院方不應將「電子設備 （e-devices）近用」做為一種懲罰方法
這些原則充滿高度使用者自治精神，同時又針對病友隱私、病房安寧、財務及人身安全等艱難問題做出回應，並進一步提出，唯有從使用者視角出發才想得到的需求（譬如使用耳機聆聽音樂）。
「上次住院時，還不能使用手機，除了自殘，沒有其他撫平自我的方式。」某位住民在意見回饋調查時如此表示。
這項試辦計畫頗為成功，從 2017 年 9 月開始，近用政策推展至新州南區所有急性精神病房。凡是入住者，只要簽署從上述原則發展出來的設備使用協議書後，都能在病房內使用智慧手機等個人行動裝置。
從使用者回饋意見來看，此計畫最大的好處之一在於，人們不會因為住院而和日常生活及人際關係脫節，如其中一位住民這麼說到：「我很難跟剛認識的人述說，我到底怎麼了，這裡面有著信任問題。透過手機，才有辦法跟我認識、我信任的親友尋求支持」。
註：在新州，除了兒童醫療、臨終醫療以及司法精神醫學這 3 個特屬網絡，其他的健康資源均以地域範圍做劃分，雪梨都會區被分為 8 塊，雪梨之外的市郊與偏鄉則劃分作新州北區、新州南區等 7 塊，各地方包含精神科病房在內的醫療機構分別受這些地方健康局管轄。
新冠疫情是危機，也可以是契機
臺灣精神科病房長久以來，都具備「治療」與「監禁」功能。包括人身約束、保護隔離、探訪約束、通訊限縮、（部分病患）無法選擇也無從判斷何時出院，如果想外出透氣，還需配合大部分醫院規定，經診治醫師同意，由家屬陪同，並且需要在時間限制 （慣例為 4 小時）內返回。
而新冠病毒的蔓延，迫使各醫療院所採行人員管制，只是讓「監禁」的實況更為明顯，迫使人們難以再視而不察。
就連兩公約國際審查委員亦嚴厲指出，有報告顯示，在臺灣，「住院或醫院環境中的精神障礙者與外界完全隔絕」，並質問政府在實施新冠肺炎（COVID-19）預防措施期間，採取了哪些支持措施來改善身心障礙者的狀況 。
衛福部對此問題回應，「因應防疫需求，而在隔離病房或檢疫中心的精神障礙者，可依其需求，轉介精神科醫師或提供遠距醫療服務」。
在此，我國最重要的健康主管機關，延續長年對精神病房監禁現象視而不見的立場，迴避「精神障礙者與外界完全隔絕」之尖銳提問，刻意將討論空間限縮在「隔離病房或檢疫中心」，並將障礙者的需求限縮為醫護人員所能提供的醫療與照顧。
不僅如此，衛福部一方面鼓勵人們在疫情期間，「多多利用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進行視訊探病，另一方面，卻將精神科病房住院者及其親友排除在外。
這種差別對待，剝奪住院需求者的通訊自由，也意味著住院者要被迫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和既有的人際支持網絡訣別。這種隔離對待，不僅無益於住院者復元，還可能造成嚇阻作用，讓有需求者卻步。
藉著他山之石，我們能看到或是醫護人員規畫的病房管控，抑或使用者和醫護人員共同規畫，透過制度設計以及一定程度的行政成本支出，將智慧手機等行動裝置帶進精神科病房，不必然會干擾病房安寧，或導致其他病患被偷拍照偷錄影錄音等。
疫情迫使群眾保持社交距離，逼使醫療機關限制訪客，但也讓我們開始練習並習慣遠距人際互動。或許，此時也正是一個契機，催促我們思考及規畫，如何能夠不再剝奪精神科病房住院者的通訊權，停止將他們 （我們）排除於越發頻繁的遠距社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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