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人才成為亞洲共同困境,臺灣:勞動條件低落、專業養成極度欠缺/詳解亞洲公益指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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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篇:臺灣公益界的痛點,是別人的加分項:從維權社會工作到維穩社會服務/詳解亞洲公益指數(上)

總部設在香港的亞洲公益事業研究中心(CAPS),針對亞洲 18 個經濟體,共 2189 間社會服務組織及 145 位各國領域專家進行年度研究,繼 2018 年後推出第二屆亞洲公益指數(Doing Good Index,以下簡稱 DGI)報告。

財稅政策在臺灣:公益誘因不足,影響力有待商榷

DGI 檢視資源流向社會部門的阻力與助力,其中一個重要指標即為財稅政策。捐款時能否抵稅、能抵多少、是否開放遺產捐贈免稅優惠等,都是有效激勵或阻礙資源流向的重要因素。報告亦強調財稅政策也是影響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與慈善決策的關鍵。

首次列入調查即墊底的柬埔寨和尼泊爾,便因財稅政策誘因不足,而使公益指數遠低於亞洲平均值── 柬埔寨是亞洲唯一不提供個人捐款抵稅的國家,尼泊爾則是唯一不提供企業捐贈抵稅的國家。雖然報告也提及,這 2 國(擁有可支配收入的)中產階級相對崛起的時間較晚。

財稅政策在評比中,為「優等生」的臺灣和新加坡貢獻不少。臺灣是少數免除遺產捐贈稅的國家,並有超過 97% 的社會服務組織(Social Delivery Organizations, 以下簡稱 SDOs,詳見註解)享有賦稅優惠(遠超過亞洲平均值),新加坡甚至提供企業 250% 的捐款抵稅優惠。

在亞洲,臺灣和日本、韓國、菲律賓並列為少數免除遺產稅的國家。圖表/取自第二屆亞洲公益指數報告

不過,去年初甫發表公益觀察報告的余孟勳質疑,抵稅在臺灣僅占個人捐款動機的 1%,若像 DGI 建議的,更加放寬個人與企業抵稅額度,很懷疑能有多少幫助。

註:有別於一般人較熟悉的「非營利」(Non-Profit,或有人使用 Not for Profit)組織、「非政府」(Non-Governmental)組織或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等,DGI 將調查對象擴增定義為「社會服務組織」(Social Delivery Organization, SDO),亦即「那些為了滿足社會需要,而提供產品或服務的組織」,並以此與單純做倡議的團體區隔(或許也可觀察出 DGI 對「公益」的定義)。 

根據 DGI 解釋,許多「非營利」組織(NPO)都同時擁有營利事業單位,「非政府」組織(NGO)則在亞洲許多區域的政治脈絡下,實質上都隸屬於政府。DGI 因此以 SDOs 括稱 NPOs、NGOs、社會企業與基金會等,但也強調接受調查的 2189 間 SDOs,只有 5% 屬於營利性。 

參與調查的 SDOs,成立時間多半為 14 年(中位數),其中 1/4 成立不到 7 年。另有 1/4 的 SDOs 屬於人數不超過 5 人的小型組織,3/4(超過 1600 個)的 SDOs 團隊不超過 25 人。報告亦指出,2020 年臺灣已註冊的 SDOs 達到 64128 個;但若單指社福團體,據臺灣社會福利總盟祕書長孫一信指出,約達 3 萬多個。

不賺錢就是不長進?募款實力就是公益界的「商業模式」

社會經濟與文化背景攸關社會部門的長遠發展,被 DGI 列為 4 大指標之一,包括社會是否鼓勵公益行為、社會部門是否受到信任、董監事/理監事會的實質作用,以及 SDOs 是否得到企業界的經驗協助等。

關於後者,其實私部門(企業界)的商管與市場概念滲入非營利組織已久,資本社會中也普遍帶有「接受捐款並非長久之計」、「公益組織必須發展能夠自立的商業模式」、「應設立或轉型為社會企業」等迷思,許多非營利組織因此被迫轉型,或開始討論社會服務的 KPI 與成效。

然而,「經營管理專業」與「組織設立目的」經常被混為一談。第三部門或許能有效在組織經營與發展中應用管理專業、向私部門取經,但其存在目的本不在於市場競爭與追求利潤最大化,無論是開展服務方案或人事聘用規畫,皆面臨迥異的決策過程與變因,實沒有必要全套取用。

「專業學習」與「設立目的」的混淆,經常導致社會組織難以應對,也難以向外溝通,甚至被認為「不思長進」、「鄉愿」。根據 DGI 調查,臺灣雖然對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的接受度已提升許多,但仍有 22% 的 SDOs 對於非營利組織發展商業模式或轉型社會企業備感壓力。

商管背景出身,卻創辦移工服務非營利組織 One-Forty 的陳凱翔,在本月中舉辦的 DGI 發佈論壇上,即試圖打破這種社會對非營利組織的錯誤期待:「企業有了商業模式,真的就能永續嗎?其實創業 5 年後,平均只有 1% 的企業能夠存活。」

「美國已經有很多長達 50 年甚至百年以上的非營利組織。我們希望讓更多人了解,非營利不一定得長出商業模式,重點是回到那個想解決問題的初衷,然後證明你的影響力。」陳凱翔說。

非營利組織 One-Forty 專注於移工教育服務。圖/One-Forty

社會信任低落,公益人才成為亞洲共同困境

DGI 的社經文化指標中,另一大重點是同樣左右公益資源的「社會信任」。2011 年,中國因為(自稱)紅十字會總經理的郭美美醜聞事件造成嚴重的信任斥字,導致本土慈善組織捐款驟降 90%,民眾捐贈標準轉而「嚴重依賴人際連結與人脈關係」。(參考:中國紅十字會引爆民怨:防疫物資流向不明,前線醫護公開求援

在臺灣,只有 18% 的受訪者認為 SDOs 享有社會信任,這個占比只比中國高出 3%。此外,臺灣雖有高達 95% 的 SDOs 能收到個人捐款,高居亞洲之首,但總捐款量並不足夠。DGI 指出,其原因在於人們傾向捐給宗教團體,其二便是社會信任度不足。

事實上,CAPS 創辦人暨執行長夏露萍(Ruth A. Shapiro)已指出,亞洲整體都有非常高的信任赤字,民間企業普遍不信任社會部門、社會部門不信任政府,造成諸多障礙、阻礙資金流動。

信任赤字也嚴重影響社經文化指標中的另一大關鍵,亦即公益界的人才養成,這也是高達 8 成的亞洲 SDOs 普遍遭遇的困難。日本和韓國在這項指標中更敬陪末座,日本尤其因此從 2018 年的公益指數第一級(表現優秀)掉至第二級(表現較好)。

在臺灣,只有 18% 的受訪者認為 SDOs 享有社會信任,這個占比只比中國高出 3%。圖表/取自第二屆亞洲公益指數報告

臺灣公益界:勞動條件低落、專業養成極度欠缺

人才問題在臺灣同樣嚴峻,75% 的臺灣 SDOs 表示極難招募專業人力,普遍原因在於社會對 SDOs 的信任度不足,以及勞動條件低落(82% 的受訪者相信 SDOs 的薪資水平理應低於營利事業),兩者皆阻礙跨領域專業人才投入,也讓既有人才持續流失。DGI 亦強調,這對快速老化、亟需老弱照顧專業的臺灣來說絕非好事。

根據發表此份報告的亞洲公益事業研究中心(CAPS)研究總監 Mehvesh Mumtaz Ahmed 指出,雖然接受企業資助的臺灣 SDOs 占比為亞洲最多,但只有 18% 的組織能夠持續收到企業在人才培育(或人事費)方面的捐款,大部分的捐款還是以個別專案內容為主。

此外,Mehvesh Mumtaz Ahmed 也提醒,臺灣社會部門的女性員工比例雖已達 72%,但真正能進入決策核心(例如董監事或理監事會成員)的只有 37%。

社會事業發展協會祕書長陳淑蘭則在論壇中提醒世代交替的必要,尤其傳統非營利組織更該試著將團隊交給 30 多歲的年輕人,把他們拉高到專業經理人的位置,「看看他們怎麼改變你的組織」。唯有如此,才能迎接新世代、回應新時代的社會議題。

公益責信協會創辦人余孟勳則補充,專業人才的養成付之闕如,例如年輕人成為管理者時,該去哪裡學習管理知能?非營利領域的會計知識更沒有任何一所學校在教,全都得進入職場後自行摸索,付出極大的學習成本。

甘樂文創創辦人林峻丞長期深耕地方,他在論壇中強調人才「在地養成」的必要:「很多青年返鄉後極度挫敗,究其原因,一是對地方的問題認知與投入不足,二是返鄉後產生的學用落差過大(學校知識無法在田野中實踐),再來是法規阻礙,這需要各團體組成聯盟或平臺共同倡議。」

林峻丞強調:「只有產業無法帶動地方經濟。比起鼓吹『青年返鄉』,我們更需要的是『青年留鄉』。培養孩子留鄉的能力,幫助下一代認識土地;認識土地的孩子,才有機會留鄉。」

夏露萍最後提醒,亞洲各地的年輕人已開始重新思考生命意義與價值,許多人在財務上更加獨立,且渴望能自由選擇未來,而這也如同臺灣 SDOs 正面臨的轉變── 

臺灣社會部門的精神正從社會福利輸送轉向人權、環境、勞動倡議等,年輕一代正經歷社會服務的「再定義」,其領域將更深、更廣、更多元,也(不確定是否都是正面的)更加專業化與制度化。


延伸臺灣公益路:
1. DGI 圖文互動式網頁
2. 捐款人變少,但留下來的人捐更多了!/公益觀察 2019:正在消失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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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靜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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