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款人變少,但留下來的人捐更多了!/公益觀察 2019:正在消失的善意

主題:公益捐款觀察 2019:正在消失的善意
時間:2020 年 1 月 3 日(五)14:30-16:30
地點:旋律文創中心(臺北市忠孝東路 4 段 162 號 9 樓)
主持人:葉靜倫/Right Plus 創辦人
講者:
余孟勳/臺灣公益責信協會理事長
周文珍/畢嘉士基金會執行長
花玉婷/網絡行動科技產品經理臺灣公益責信協會
《公益觀察 2019:正在消失的善意》報告全文


臺灣公益責信協會依據財政部公開資料「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統計專冊」,整理了 2004 年至 2016 年的「捐贈列舉相關統計之各項統計表」,並分析捐贈列舉變動情形,藉此將臺灣的個人捐款行為描繪得更清晰立體。

這份蒐集了超過 10 年的捐款資料,運用統計研究,佐以時代背景的爬梳,再交叉比對,藉此觀察 10 年來臺灣個人的捐款行為如何變化,包括捐款金額、戶數,以及什麼樣的社會事件將影響個人的捐款行動。

臺灣人比較慷慨?捐款多寡受經濟與災難影響

根據此研究,以捐贈列舉金額推估,臺灣個人的捐款規模約 770 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0.45%,比起很多社會福利國家如瑞典(0.16%)、荷蘭(0.13%)、挪威(0.11%)、瑞士(0.09%)等都來得高,意思是臺灣個人在捐款行為上比許多國家都還要慷慨

而在平均捐款數方面,從 2004 年至 2016 年止,將捐款總額除以所有納稅戶數,會得到每個家戶每年保持捐贈約 7000 元的結果,也就是每個月捐款約 500 元,大致上符合我們對捐款常態的印象。

究竟這 10 年,臺灣的捐款行為如何變化呢?

圖/余孟勳提供

近年來,捐贈列舉總額約莫 430 億元(紅色線),乍看之下,近年似乎恢復到金融海嘯前的水準,但是以物價調整後(綠色線),會發現僅約恢復 9 成。從數據來看,大致上可將捐款變化分為 4 個階段,分別是(1)2004-2007 年的黃金期、(2)2008-2010 年的蕭條期、(3)2011-2013 年的國際災難期與(4)2014-2016 年的本土災變期。

圖/余孟勳提供

在第一階段的黃金期中,因為經濟成長快速擴張,加上受到 2004 年的南亞大海嘯、2005 年「張家三兄弟」事件,到 2006 年《公益勸募條例》實施的影響,臺灣 2004-2007 年的捐款總額以每年 50 億元的速度大幅增加。

到了 2008 年金融海嘯爆發,捐款總數比前幾年幾乎短少了 1/4,接下來幾年,捐款狀況都不是很好。即便如此,同一年的中國汶川地震,2009 年莫拉克風災重創臺灣,到了 2010 年,海地芮氏 7 級大地震使當地百萬人日常生活受到影響,仍召喚出臺灣人捐款並加入救災志工等行列。

圖/余孟勳提供

到了 2011 年的第 3 階段,因為經濟成長的關係,加上同一年的東日本大地震,喚起臺灣人感念日本人於 921 大地震、莫拉克風災期間對臺灣慷慨伸出援手的記憶,民間大量捐款湧進日本,捐款總額明顯較前幾年有所提升。

再看到 2014-2016 年的第 4 階段,捐款總額又再提升,這是因為 2014 年的高雄氣爆、2015 年的八仙塵暴,以及 2016 年的臺南 & 花蓮地震等本土災變召喚出比國際災變期更強韌的民間捐款力量。此外,伴隨每年 6% 的經濟成長,多數捐款人自然更願意捐獻。

捐款人變少了,但是留下來的人捐得更多了

更細緻的從捐贈扣除額戶數與金額變化來看,2004-2017 年的捐款戶數約有 148-176 萬戶,到了 2008 年金融海嘯後就大幅減少至 70 萬戶左右,也就是只剩金融海嘯前的 1/3,且從未回升過。

圖/余孟勳提供

但是,平均每一列舉戶的捐贈金額卻持續增加,從 2004 年的 1.8 萬元,到 2016 年可捐超過 8 萬元,「這代表捐款人變少了,然而,繼續捐款的人所捐的金額明顯越來越多。

臺灣公益責信協會理事長余孟勳指出,這些經歷金融海嘯仍留下來的捐款人形成了「穩定器效果」,這樣的抗衡力量,大大弭平了經濟波動與捐款人流失對組織帶來的風險與衝擊。

圖/余孟勳提供

進一步以捐款除以所得會發現,2014 年捐款人的捐款占所得比為 1.4%,到了 2016 年提升到 3.1%,換句話說,捐款人增加捐款的速度大於所得的成長速度。余孟勳進一步說明,這樣的「穩定器效果」其實是最高所得級距(也就是最有錢的那群人)以外的捐款人集體自發行為,「我們推測這群人共享『風越大越要掌燈,環境越困難越要出手幫助』的善意。」

不應倚賴富人捐款?高所得的人較早退捐、幅度也較大

從研究數據來看,高所得族群的收入其實在 2009 年,也就是金融海嘯爆發的隔年所得才真正減少,但是這群人的捐款從 2008 年就大幅降低了,即使到了 2014 年,經濟明顯成長,他們的捐款仍尚未回升至金融海嘯前的水準。

也就是說,「高所得人比較敏感,不僅減少捐款的時間點比較早、幅度比較大,回升速度也很慢。」余孟勳認為,這樣的彈性不對稱,顯見金融海嘯使高所得捐款人更趨於保守,臺灣公益組織更無法效仿美國,依賴富人捐款。

臺灣公益責信協會理事長余孟勳。攝影/Wan-Jen Yu

這份研究也發現,捐款存在「隱形天花板」,整體而言,捐款約莫占所得的 3% 時,我們會覺得「夠了」,再多可能會形成心理上的負擔;而對富人來說,這樣的占比約為 4%。

社會越來越不信任公益組織,對小型組織較不利

英國慈善研究機構 CAF(Charity Aid Foundation)的 全球慈善指數(World Giving Index)從捐款、協助陌生人、志願服務時數等 3 個指標來計算全球 146 個國家的慈善指數,臺灣近 3 年持續退步,尤其在捐款與協助陌生人 2 方面的分數大幅降低。

此外,中研院 2014 年針對「風險社會」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顯示,當時民眾對於大型民間組織的信任度約 60%,大型災難發生時更提升至 80%,遠高於中央政府與專家學者。然而,到了 2019 年 6 月蓋洛普公司公布的全球報告中,顯示全球約 1/3 的人對公益組織沒有信心,臺灣的不信任比例更高達 41%,也就是說,比起其他國家,臺灣人顯得比較不相信公益組織。

圖/余孟勳提供

這樣的數據,也許可以回應臺灣公益組織的多起爭議事件對捐款人信任度造成的衝擊,如慈濟內湖園區爭議、紅十字會爭議,再到近來兒盟購屋爭議等(參考:【兒盟爭議重磅評析】公益團體飛躍式成長,財務管理與社群溝通何去何從?),皆引發社會的質疑,余孟勳提醒,這樣的情形對小型組織會更加不利,第三部門可能更不團結。

組織應團結面對社會不信任,並提升風險韌性

面對這樣的捐款趨勢,余孟勳認為,接下來臺灣將面對少子化與高齡化的影響,家戶經濟負擔變大、可支配所得變少,勢必將使捐款越來越萎縮。此外,組織與捐款人的信任關係正在惡化,彼此間的不信任將造成無法對話的惡性循環。

但從研究中可以發現,少數自動自發的捐款人並沒有消失,也就是說「善意仍然存在,但是很微小,且越來越小」。因此,組織必須正視捐款人關係的經營,「陪伴捐款人走一段高品質的捐款旅程,引導那些因活動、災難而支持你的捐款人,成為定期定額捐款人。」余孟勳說。

畢嘉士基金會執行長、講座回應人周文珍。攝影/Wan Jen Yu
網絡行動科技產品經理、講座回應人花玉婷。攝影/Wan Jen Yu

面臨難以預料的風險與災難,組織也必須提升韌性來應對。畢嘉士基金會執行長周文珍提醒,若將善行只定義在捐款,就窄化了善行,「我們可以在募款以外,也『募資源』,像是物資、人力(志工)等。」將資源動員的範疇擴大,組織相對較不受捐款萎縮影響。

專門提供公益組織捐款人關係管理服務的網絡行動科技產品經理花玉婷則認為,在資訊時代,組織必須持續收集並管理支持/捐款者資料庫,「這些名單可說是組織的金庫。」在適當的時機,利用計畫、專案說服組織的議題連署者、活動參與者成為長期捐款人,而非過門客,是組織在資訊層面可以提升風險韌性的做法。

余孟勳最後表示,對公益組織來說,每一塊錢的「彈性」都不一樣,例如指定用途捐款、委託案補助款等只能專款專用,相對健康且富有彈性的是未限制用途款項,組織必須妥善評估並管理不同來源的款項比例,才不會有周轉不靈等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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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愉婷
黃愉婷

曾任資深社會學學徒,也曾經當過研究論文的逃兵,沒寫完的 10 多萬字,正慢慢的寫進報導故事裡,不得不相信「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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