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孟勳隨筆/聯合勸募中介組織角色弱化,臺灣公益部門未來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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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公益責信協會理事長余孟勳自 2018 年起全心投入公益領域,將自身財會專業發揮得淋漓盡致,成為許多社會團體重要的諮詢與交流對象。Right Plus 將其日常隨筆收錄於他的專欄中,以避免平日專業的觀察點滴受制於難以保存資訊的社交媒介而流失。


根據目前正在書寫的捐款扣除額研究,過去十餘年來,影響最重大的 3 個事件為 2008 全球金融海嘯、2011 東日本大地震,以及 2014 高雄氣爆。這是就總體捐款來看,我不禁好奇微觀來說,對個別組織的經歷為何。除了引發爭議的紅十字會慈濟,身為捐款中介組織的聯合勸募,又有什麼樣的故事呢?

大致上從 2005 到 2007 年,與整體捐款相同的是,聯合勸募的捐款也成長非常迅速。但不同的是,2008 年金融海嘯,整體捐款大幅減少,聯合勸募卻創下新高,因為同年發生了傷亡慘重的中國汶川地震;2009 年因為莫拉克風災,延續了捐款動能,直到 2010 年因為沒有重大災變方才降回 2007 年的水準。

圖/余孟勳提供

2011 的東日本大地震,讓聯勸的捐款收入創下近十多年來的新高。這個數額高於莫拉克風災,原因應該是經濟已稍微擺脫金融風暴的陰影,所以個人捐款的意願或能力都恢復了一些。同樣的,臺灣整體捐款因為東日本大地震而掙脫了金融風暴的泥淖。

但後續的故事不大一樣。2014 年之後,陸續發生高雄氣爆、八仙塵爆、臺南地震等重大災變,臺灣整體捐款又上了一個臺階、回復到接近金融風暴前的水準。然而這些事件,卻對聯合勸募沒有顯著影響,自東日本大地震後下滑,最近 4 年收入都只能維持 3 億元,回落到 2005 年的水準。

初步看來,對聯合勸募而言──
1. 災難對捐款有幫助,但效果似乎在遞減;
2. 災難捐款雖然容易破表,仍多少受到當時經濟情勢影響;
3. 2012 紅會及 2015 慈濟的爭議發生後,2 個組織的捐款都明顯減少,但這些捐款沒有明顯流向聯勸;
4. 似乎已碰觸到組織的發展瓶頸。

美國的聯合勸募目前也遭遇一些困境,甚至必須裁員因應。而其原因是現代捐款人自主性較強,因此中介機構的存在必要性受到極大挑戰。假如結合這個觀點,聯合勸募目前遭遇到的不只是外在環境的問題,更是組織發展的考驗。而其中介機構角色的弱化,對於整體公益環境來說恐怕也是負向的。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帶動大量捐款。圖為當時宮城縣某一避難所。圖/@ Wikimedia Commons

美國各地聯勸捐款也日漸縮減,新的捐款人世代更難經營

2016 年,美國聯合勸募組織 Greater Twin Cities United Way in Minnesota 的捐款減少了 600 萬美金,大約 11%。這樣的財務結果最直接的影響是 10 多名工作人員被資遣,而且因為財務持續惡化,2018 年更換了執行長,組織進入重整階段

這個聯勸運作得如何?如果從 GuidestarCharity Navigator 這 2 個評等網站來看,都是相對績優的,所以並不是因為差評而被棄捐。

Charity Navigator 評等網站顯示,聯合勸募組織 Greater Twin Cities United Way in Minnesota 的整體表現是相對績優的。圖/ Charity Navigator

而且這不是個案, 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美國各地的聯勸組織,例如 Metro United Way 已經預告將縮減 30%~50% 的補助款。造成衰退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公益捐款的變化,而且速度非常快。

美國聯勸過去成功的原因是在嬰兒潮世代的人口結構主軸裡,習慣採取 B to B(企業對企業)的方式,與企業合作直接從薪資帳戶扣款捐給聯勸。但這遇上了 2 件大事,一個是嬰兒潮世代退休,另一個是年輕世代想對捐款有更強的控制感,所以這個募款模式遭遇重擊。也就是說,比起經營捐款人,過去美國聯勸更傾向與企業建立關係,但這在去中介化的數位時代來臨後,便逐漸失去效果。

此外,長年以來疏於建立關係的結果,對個別捐款人而言,聯勸與其他公益組織的樣貌並無不同,難以差異化。正因為新的捐款進來的速度完全無法彌補因為人口結構及科技發展所流失的捐款,財務上只能開始動支過去累積的準備金,並縮減補助金額或議題範圍。

新數位捐款平臺,反弱化聯勸的中介角色

為了因應,美國聯勸與知名客戶關係管理軟體公司 Salesforce 合作,開發了新的數位平臺。捐款人有自己的互動頁面,聯勸也可蒐集更多資料、客製化要給捐款人的資訊,也藉此直接跟捐款人建立關係以改善忠誠度。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捐款人還可以指定欲捐款的專案。

然而,這一點挑戰了聯勸本身的價值。長久以來,聯合勸募的運作模式都訴求「請相信我們的專業和責信」,所以捐款人不必指定用途,由聯勸決定資源如何分配。這當然有一套複雜的評估、輔導、結案核銷及報告機制,而捐款人不需要知道細節,只要相信聯合勸募就好。正因聯勸做為中介保證,許多小型機構得以獲得穩定的資源支持,而不需要為了募款傷腦筋。

但美國捐款人可以在聯勸採取指定用途,反讓聯勸的中介角色弱化了。雖然它還是可以做評估、輔導等,卻無法直接決定資源分配,這件事可能有好有壞。好處是,捐款人與聯勸的權力地位更平等,不過於依賴專家,也更有機會參與公益事務的設計與決策;壞處是,捐款可能還是會落入常見的「偏鄉、孩子、流浪動物」等捐助偏好框架,捐款資源分配不均,而無法促成更積極的社會改變。

聯勸有能力做的是引導大眾想像社會發展和實際上需要的投資組合(portfolio)應該是什麼,但如今為了競爭資源,這件事的順位就被推後了。

Photo by Vandan Patel on Unsplash

中介地位弱化,組織與捐款人需重新思考彼此價值

臺灣聯勸的捐款頁面也是以專案為主,從爭取捐款的角度來看無可厚非,尤其如同前面所述,資源也似乎遇到瓶頸。然而我覺得這不僅是募款技巧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組織內部有沒意識到自己的中介地位被邊緣化

美國經驗也許與臺灣不同,但顯然臺灣也需要思考這件事。對聯勸而言,如何與捐款人重新溝通存在的價值?現今的模式是否需要改變、或變得不夠?價值與行動如何取捨?

對受補助單位而言,資金若僅依賴聯勸,風險逐漸增加。中介機構角色弱化之餘,各團體的募款壓力變得碎片化,未來只能各憑本事。中小型組織能否承受這些成本?實際上做不做得到?整體而言究竟是利是弊?

由此看來,聯勸的問題顯然不只是它的問題,還關乎臺灣公益領域的生態及發展。


原文理事長手記 #53理事長手記 #54,Right Plus 獲授權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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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孟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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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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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認真的進行實證的研究,去了解及證實影響社會捐款的因素為何? 不只是以國內外的重大災害事件,作為分析聯勸捐款趨勢的因素。
    台灣的社會與人口結構與美國不同,真的花一些苦工進行對台灣捐款行為的調查,會比拿美國聯勸來比較退論,來得實在、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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