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人才成為亞洲共同困境，臺灣：勞動條件低落、專業養成極度欠缺／詳解亞洲公益指數（下）
承上篇：臺灣公益界的痛點，是別人的加分項：從維權社會工作到維穩社會服務／詳解亞洲公益指數（上）
總部設在香港的亞洲公益事業研究中心（CAPS），針對亞洲 18 個經濟體，共 2189 間社會服務組織及 145 位各國領域專家進行年度研究，繼 2018 年後推出第二屆亞洲公益指數（Doing Good Index，以下簡稱 DGI）報告。
財稅政策在臺灣：公益誘因不足，影響力有待商榷
DGI 檢視資源流向社會部門的阻力與助力，其中一個重要指標即為財稅政策。捐款時能否抵稅、能抵多少、是否開放遺產捐贈免稅優惠等，都是有效激勵或阻礙資源流向的重要因素。報告亦強調財稅政策也是影響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與慈善決策的關鍵。
首次列入調查即墊底的柬埔寨和尼泊爾，便因財稅政策誘因不足，而使公益指數遠低於亞洲平均值── 柬埔寨是亞洲唯一不提供個人捐款抵稅的國家，尼泊爾則是唯一不提供企業捐贈抵稅的國家。雖然報告也提及，這 2 國（擁有可支配收入的）中產階級相對崛起的時間較晚。
財稅政策在評比中，為「優等生」的臺灣和新加坡貢獻不少。臺灣是少數免除遺產捐贈稅的國家，並有超過 97% 的社會服務組織（Social Delivery Organizations, 以下簡稱 SDOs，詳見註解）享有賦稅優惠（遠超過亞洲平均值），新加坡甚至提供企業 250% 的捐款抵稅優惠。
不過，去年初甫發表公益觀察報告的余孟勳質疑，抵稅在臺灣僅占個人捐款動機的 1%，若像 DGI 建議的，更加放寬個人與企業抵稅額度，很懷疑能有多少幫助。
註：有別於一般人較熟悉的「非營利」（Non-Profit，或有人使用 Not for Profit）組織、「非政府」（Non-Governmental）組織或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等，DGI 將調查對象擴增定義為「社會服務組織」（Social Delivery Organization, SDO），亦即「那些為了滿足社會需要，而提供產品或服務的組織」，並以此與單純做倡議的團體區隔（或許也可觀察出 DGI 對「公益」的定義）。
根據 DGI 解釋，許多「非營利」組織（NPO）都同時擁有營利事業單位，「非政府」組織（NGO）則在亞洲許多區域的政治脈絡下，實質上都隸屬於政府。DGI 因此以 SDOs 括稱 NPOs、NGOs、社會企業與基金會等，但也強調接受調查的 2189 間 SDOs，只有 5% 屬於營利性。
參與調查的 SDOs，成立時間多半為 14 年（中位數），其中 1/4 成立不到 7 年。另有 1/4 的 SDOs 屬於人數不超過 5 人的小型組織，3/4（超過 1600 個）的 SDOs 團隊不超過 25 人。報告亦指出，2020 年臺灣已註冊的 SDOs 達到 64128 個；但若單指社福團體，據臺灣社會福利總盟祕書長孫一信指出，約達 3 萬多個。
不賺錢就是不長進？募款實力就是公益界的「商業模式」
社會經濟與文化背景攸關社會部門的長遠發展，被 DGI 列為 4 大指標之一，包括社會是否鼓勵公益行為、社會部門是否受到信任、董監事／理監事會的實質作用，以及 SDOs 是否得到企業界的經驗協助等。
關於後者，其實私部門（企業界）的商管與市場概念滲入非營利組織已久，資本社會中也普遍帶有「接受捐款並非長久之計」、「公益組織必須發展能夠自立的商業模式」、「應設立或轉型為社會企業」等迷思，許多非營利組織因此被迫轉型，或開始討論社會服務的 KPI 與成效。
然而，「經營管理專業」與「組織設立目的」經常被混為一談。第三部門或許能有效在組織經營與發展中應用管理專業、向私部門取經，但其存在目的本不在於市場競爭與追求利潤最大化，無論是開展服務方案或人事聘用規畫，皆面臨迥異的決策過程與變因，實沒有必要全套取用。
「專業學習」與「設立目的」的混淆，經常導致社會組織難以應對，也難以向外溝通，甚至被認為「不思長進」、「鄉愿」。根據 DGI 調查，臺灣雖然對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的接受度已提升許多，但仍有 22% 的 SDOs 對於非營利組織發展商業模式或轉型社會企業備感壓力。
商管背景出身，卻創辦移工服務非營利組織 One-Forty 的陳凱翔，在本月中舉辦的 DGI 發佈論壇上，即試圖打破這種社會對非營利組織的錯誤期待：「企業有了商業模式，真的就能永續嗎？其實創業 5 年後，平均只有 1% 的企業能夠存活。」
「美國已經有很多長達 50 年甚至百年以上的非營利組織。我們希望讓更多人了解，非營利不一定得長出商業模式，重點是回到那個想解決問題的初衷，然後證明你的影響力。」陳凱翔說。
社會信任低落，公益人才成為亞洲共同困境
DGI 的社經文化指標中，另一大重點是同樣左右公益資源的「社會信任」。2011 年，中國因為（自稱）紅十字會總經理的郭美美醜聞事件造成嚴重的信任斥字，導致本土慈善組織捐款驟降 90%，民眾捐贈標準轉而「嚴重依賴人際連結與人脈關係」。（參考：中國紅十字會引爆民怨：防疫物資流向不明，前線醫護公開求援）
在臺灣，只有 18% 的受訪者認為 SDOs 享有社會信任，這個占比只比中國高出 3%。此外，臺灣雖有高達 95% 的 SDOs 能收到個人捐款，高居亞洲之首，但總捐款量並不足夠。DGI 指出，其原因在於人們傾向捐給宗教團體，其二便是社會信任度不足。
事實上，CAPS 創辦人暨執行長夏露萍（Ruth A. Shapiro）已指出，亞洲整體都有非常高的信任赤字，民間企業普遍不信任社會部門、社會部門不信任政府，造成諸多障礙、阻礙資金流動。
信任赤字也嚴重影響社經文化指標中的另一大關鍵，亦即公益界的人才養成，這也是高達 8 成的亞洲 SDOs 普遍遭遇的困難。日本和韓國在這項指標中更敬陪末座，日本尤其因此從 2018 年的公益指數第一級（表現優秀）掉至第二級（表現較好）。
臺灣公益界：勞動條件低落、專業養成極度欠缺
人才問題在臺灣同樣嚴峻，75% 的臺灣 SDOs 表示極難招募專業人力，普遍原因在於社會對 SDOs 的信任度不足，以及勞動條件低落（82% 的受訪者相信 SDOs 的薪資水平理應低於營利事業），兩者皆阻礙跨領域專業人才投入，也讓既有人才持續流失。DGI 亦強調，這對快速老化、亟需老弱照顧專業的臺灣來說絕非好事。
根據發表此份報告的亞洲公益事業研究中心（CAPS）研究總監 Mehvesh Mumtaz Ahmed 指出，雖然接受企業資助的臺灣 SDOs 占比為亞洲最多，但只有 18% 的組織能夠持續收到企業在人才培育（或人事費）方面的捐款，大部分的捐款還是以個別專案內容為主。
此外，Mehvesh Mumtaz Ahmed 也提醒，臺灣社會部門的女性員工比例雖已達 72%，但真正能進入決策核心（例如董監事或理監事會成員）的只有 37%。
社會事業發展協會祕書長陳淑蘭則在論壇中提醒世代交替的必要，尤其傳統非營利組織更該試著將團隊交給 30 多歲的年輕人，把他們拉高到專業經理人的位置，「看看他們怎麼改變你的組織」。唯有如此，才能迎接新世代、回應新時代的社會議題。
公益責信協會創辦人余孟勳則補充，專業人才的養成付之闕如，例如年輕人成為管理者時，該去哪裡學習管理知能？非營利領域的會計知識更沒有任何一所學校在教，全都得進入職場後自行摸索，付出極大的學習成本。
甘樂文創創辦人林峻丞長期深耕地方，他在論壇中強調人才「在地養成」的必要：「很多青年返鄉後極度挫敗，究其原因，一是對地方的問題認知與投入不足，二是返鄉後產生的學用落差過大（學校知識無法在田野中實踐），再來是法規阻礙，這需要各團體組成聯盟或平臺共同倡議。」
林峻丞強調：「只有產業無法帶動地方經濟。比起鼓吹『青年返鄉』，我們更需要的是『青年留鄉』。培養孩子留鄉的能力，幫助下一代認識土地；認識土地的孩子，才有機會留鄉。」
夏露萍最後提醒，亞洲各地的年輕人已開始重新思考生命意義與價值，許多人在財務上更加獨立，且渴望能自由選擇未來，而這也如同臺灣 SDOs 正面臨的轉變──
臺灣社會部門的精神正從社會福利輸送轉向人權、環境、勞動倡議等，年輕一代正經歷社會服務的「再定義」，其領域將更深、更廣、更多元，也（不確定是否都是正面的）更加專業化與制度化。
延伸臺灣公益路：
1. DGI 圖文互動式網頁
2. 捐款人變少，但留下來的人捐更多了！／公益觀察 2019：正在消失的善意
3. 公益是門好生意？從互助的醫療群募到赤裸裸的愛心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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