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婉諭專訪／身為立委，那些我迫切想完成的事
本篇為 Right Plus 多多益善於上月初（12/8）訪問立委王婉諭的線上廣播節目（Podcast）內容，我們將它轉為文字報導，期望以此記錄珍貴的專訪，並將之收錄在本站的「王婉諭專欄」中。
自 2016 年 3 月震驚社會的王景玉隨機殺人事件後，受害人小燈泡的母親王婉諭走到媒體前，展現出非典型受害者家屬的堅毅形象，同年 11 月進入「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籌備委員會」投身司改，2020 年還代表時代力量參選立法委員，名列時力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候選人第 3 名，順利進入國會。
這一年來，王婉諭在兒少保護、精神障礙、居住正義、犯罪被害人保護等領域的投入有目共睹，常常直指問題核心，論述整理既快速又精準，令許多長期深耕議題的人佩服，也讓許多倡議團體看見與體制內連結的機會，多了一條改變的路徑。
王婉諭解釋：「我自己和我們團隊，絕大多數並不是來自政治圈、也不是為了從政而選擇進入政治。我們原本就是長期關心這些議題的人，也因此進入國會後，更有機會聽見民間的聲音，這也是我們最重要的價值」。
托育機構超收、兒少性影像氾濫，令人憂心
談及為什麼會特別關心兒少議題，王婉諭開心說道：「因為我很喜歡小孩，從小就希望有很多的小孩。」自述「有著超過一般平均數量的小孩」，王婉諭自成為媽媽後就更加關心兒少議題，包括幼兒園、家暴以及親職教育。
當了立委後，她得以更全面性的去了解議題內涵，例如幼兒園超收便是以前未曾接觸到的，可能引發的問題卻不容易被外界理解。「一旦有超收，就有比較高的機會在老師沒辦法負荷，或是機構環境不夠安全的情況下，轉變成不當對待或是兒虐。」
最讓她驚訝的是，現在還有非常多家長因為希望小孩能進名校，所以覺得「超收也無所謂」，這一點讓她很擔心，恐怕家長們沒有把小孩的安全問題放在第一順位，反倒落入表現和成就的迷思上。
過往，多多益善也在兒少安置機構性侵、暴力體罰、高強度情緒勞動現場等系列報導中，發現嚴重的超收問題，原本依法只能收到 19 人卻超收到 109 人的機構，內部因此演變成軍事化管理，以暴力管教觸法少年，使原為保護青少年而生的安置機構，成為「比感化院還糟」的存在。
另一方面，王婉諭也發現如今網路資訊爆炸，許多兒童／青少年常被惡意要求拍下性私密影像，有時候看似只是朋友之間好玩，卻沒有意識到這件事的嚴重性。
她認為性平教育得將「性私密影像」這件事攤在陽光下去討論，家長或成年人不應特別避諱，才有機會加強孩子對性、身體與隱私的正確認知。
王婉諭接著說，過去的主流觀念總覺得「孩子是大人的一部分」，比較沒有注重到兒童的主體性，但隨著時代演進，漸漸希望兒童有自己獨立思考的空間，所以「法規和教育的內容都必須持續演進，不會有完備的一天。」
而臺灣雖然已將《兒童權利公約》內國法化，通過了施行法，但她仍覺得我國的兒童人權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換作是我，沒有把握不會做出憾事。」精障保護應落實社區支持
除了兒少保護議題，精神障礙者的社區支持、《精神衛生法》修法以及《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等，也是王婉諭在立院的主要戰場，上述這些關懷都源自親身經歷的事件，王婉諭坦承，自己在司法案件的過程中有機會看見王景玉過去的生命史，忍不住開始思考──
「如果是我在那樣的環境下被對待，我真的能過得比他還要好嗎？真的不會做出憾事嗎？我並沒有把握。」
於是她開始不斷探問，精神障礙者需要的協助究竟是什麼？然後才驚覺，因為社區服務的支持特別少，就算精障者在醫院裡穩定下來了，回到社區後若完全沒有承接機制，很快又會再度惡化，回到醫療體系。
也因為社區服務長不出來，所以講了很久還是沒辦法讓大數人具體理解社區服務的意義。過往，Right Plus 也曾有過關於精障者的社區支持討論，其中可見許多人對社區服務的想像仍太過狹隘。
對此，王婉諭解釋，醫療和社政不應該是「競合關係」，從醫院治療到回歸社區，兩邊應該合作將精神障礙者接起，就像現在很多來自民間的服務，讓精神障礙者能重新培養工作能力，以及生活自理的能力，也能因此重建社群網絡及心理支持，或學習財務管理等。
要長出這種程度的社區能量，很多時候需要更多的諮商心理專業人員、社工或職能治療師等協助，大家一起投入、共同規畫才有機會達到，絕對不是許多人所想的，「到他家裡拜訪、打電話關心、帶去公園散步」就足夠了。
當然，社區服務也不是現在才出現的新概念。早自 1960 年代，西方的「去機構化運動」便開始反對大型機構中不人道、封閉式的控制行為，並倡議以「社區照顧」取代機構照顧，讓精神障礙者回到社區中生活，臺灣也在 1990 年通過《精神衛生法》，響應去機構化的浪潮。
當時，臺灣最大的精神醫療機構花蓮玉里榮民醫院的精神障礙者紛紛出院，然而，面對配套不全的社區服務，僅僅半年內，這些出院病人又因病情復發、引發自傷傷人危險等因素而幾乎全部回到醫院。
社區支持在臺灣，因而逐漸成為一個緩慢成長的概念和服務，並且逐步對去機構化的概念有所反省，延伸成「去機構教養化」。
對於過去 30 年來社區服務的緩慢推進，王婉諭指出，她覺得這與過去升學主義促使醫界得以掌握關鍵位置有關，很多政策的決策者都以醫療體系的專業者為主，進而導致社政的需求較容易被忽略。
強化社會理解，耐心讓服務發展下去
此外，大家對精障者的需求並不了解，就算是同一病癥的人，也會因為環境的差異而需要不同的服務和支持，必須依個案的樣態去做協助，社區服務也絕非只有一種方式，像社區家園、半日型、全日型機構，以及同儕支持、小作所等，都是為不同樣態與階段的人所提供的不同協助。
不過，進入立院一年多的王婉諭，同時也提出一個極為關鍵的觀察：精神障礙者的照顧經常無法在短期內立即見到明顯成效，常得仰賴穩定、長期且深入的服務，想要看到明顯的改變，常可能長達 3、5 年之久。
對公部門來說，囿限於政府的績效主義、擔心民眾質疑，甚至考量公務人員任期或執政資源，常因此轉而尋求其他短期內就可驗收的服務數字，且難以制定出合理的 KPI。
「如果政府沒有能力去做，必須由民間單位來協助，就應該立基於『服務委託』的概念，而不是說我『支持』你、（部分）『補助』你，讓民間團體必須自己想辦法把公共服務撐出來。」王婉諭強調，這方面無論在觀念上、政策上都還需要大力調整，因為讓服務長出來絕對是政府的責任。
受創至深的人，最重要是照顧自己
節目的最後，因為許多人好奇當年的「小燈泡媽媽」是如何將事件的傷痛，轉化為前進的力量，甚至能夠承受網路上蜂擁而來的仇恨言論？王婉諭直言，自己過去是在一個被理解、被用愛承接的家庭長大，或許因此比較有機會能轉化悲痛，甚至看到彼此的不同。
但她也強調，她可以如此，不表示每個人就「必須」如此。「我覺得這些對被害人而言都是過多的期待。對我來說，被害人最重要的就是照顧好自己就好。」
不過提到仇恨言論，她也坦承，以他們的經歷，雖然已經預期進入國會會受到諸多打擊，但無論是質或量，網友的仇恨攻擊都比預期來得猛烈，團隊確實辛苦。但幸運的是，整個團隊都很清楚方向，能夠互相扶持度過。
如今，王婉諭早已不只是小燈泡媽媽，更是心懷抱負與關懷的立法委員。她非常期盼幾個長期關注的法令，如兒少權法、幼教法、精神衛生法，以及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等，都能在自己任內修正，直言這是自己進入立院的初衷。但她也笑稱身在小黨，修法就是盡人事、聽天命，「成功不一定要取之在我」。
王婉諭最後不忘對許多身在一線服務的社工與助人工作者喊話：「這個社會有這些人願意堅守在這些岡位上，真的非常不容易。我很希望大家給他們多一些肯定、多一些支持。」
「我對他們永遠保持著敬意，很難想像自己如何從事這種必須長時間承接負面情緒的工作，我們也會持續努力來改善他們的工作狀態和環境。」
善盡天良【眾聲相 EP1】王婉諭：身為立委，那些我迫切想完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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