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爭普篩？疫情中的「專業之死」：防疫中的敵人是病毒，不是自己人
撰文／王炳璿 喬治城大學社會語言學碩士畢業
臺灣經過幾個月以來有效的防疫措施，人民能夠脫離疫情剛爆發時的恐慌，漸漸享受到穩定且平靜的生活。相較於世界上一些國家幾近水深火熱的局勢，我們經歷到的疫情堪比做平行宇宙。
但隨著近日新案例出現，我們需要正視疫情中的議題不限於症狀與病毒，同時也包含人民與當局的關係。此時美國的情境正好可以作為借鏡，讓我們審視專業的重要性，並留心堪稱「專業之死」的社會現象。
當防疫成為政治角力的戰場
美國在一月出現第一例之後，疫情從 3 月起便失控般橫掃全國，迄今（8 月初）確診案例上看 500 萬。面對不斷攀升的死亡數，許多城市不得不進入封鎖，影響國家生計。
然而，美國政府在第一時間對防疫的態度卻不甚積極：從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輕忽這個新型傳染病，到後來發表沒有根據的消毒水之詞，甚至到 7 月才首次在公開場合戴起口罩。這些不顧專家勸諫的言行看在多數臺灣人民眼裡，想必會被斥為無稽之談，不外乎是因為我們記取了歷史的教訓，培養出對抗傳染病的韌性與毅力。（參考：余孟勳隨筆／汲取獨特臺灣經驗全民防疫，不叫運氣）
上述的發展早已不是新聞，就連疫情的演變也逐漸成為政治角力的新背景，我們要面對的不再只是單純的疾病議題，而是對於專業的信任與尊重。
對照美國近來的防疫政策，值得深思的是，在全球疾病擴散的威脅之下，身在臺灣的我們，該如何找到理性的平衡點，防疫措施才不致於淪為爭議性的辯論，讓層層把關的機制從內部出現漏洞？
當臺灣 7 月底再次出現確診案例，對於疫情的討論快速回溫，也重新冒出不少質疑的聲音。同一時間，美國政府則是加強攻擊白宮抗疫小組主席安東尼·佛奇（Anthony Fauci），試圖削弱他的公信力。
佛奇從 1984 年便成為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NIAID）的院長，因為長年致力於美國公共衛生領域，而具有一定的聲望與影響力；此次疫情中，佛奇參與全國性的策畫與動員更是不遺餘力。但是，當他作為一位專家的意見，與總統想要解封、重啟經濟的計畫產生衝突時，他便成為政府的眼中釘。
川普與白宮幕僚如何抹黑佛奇呢？川普利用他慣用的社群平臺「推特」發表對佛奇的懷疑，包括他在戴口罩議題上的立場轉變：先是說一般民眾不用戴口罩，後來改口說戴口罩是必要的。
此外，佛奇在 7 月 31 日的眾議院聽證會上表示，疫情逐漸趨緩的歐洲國家做到 95% 的居家避難，而美國在封鎖時，只有 50% 確實執行，甚至某些州重啟經濟後未能遵守防疫規範。對此，川普再次上推特回擊，聲稱美國的確診案例較多，是因為篩檢比例高，並強調大部分的州長相當認真，勢必能強勢回歸。
由此可見，美國政府的防疫政策可說是嚴重背離專業人士的呼籲，代價便是完全止不住的案例爆發。
反觀臺灣，幾乎是全民配合防疫措施。不論是出入醫院等場所的管制，或是搭乘大運輸強制配戴口罩等規定，高比例的臺灣人民都能遵守。但是，每當確診案例再次浮現，社群媒體如 Line 新聞、臉書專頁等就會出現質疑衛福部陳時中部長的言論，認為應該停止造神。
其實，上述美國政府攻擊佛奇的手法，在臺灣也可以觀察到。針對陳時中的批評，不外乎也是在防疫政策上揪出前後不一致的點，或是多次聲稱衛福部沒有進行普篩，才營造出零案例的假象。
利用手機、電腦在社群平臺上評論很容易，但是要坐上相同的位置做決策一點也不容易，畢竟當今社會的知識分工越來越專精，內行人與門外漢之間的差距也快速擴大。這些質疑的聲音究竟是合理的懷疑，還是製造社會分裂與爭端，將焦點轉離疫情本身？
反抗專業是民主的表現，還是民粹的結果？
隨之而來的便是「專業之死」的社會現象。這個詞彙聽來聳動，但是反抗專業建議的情緒，卻實實在在的發生在你我之間與世界各地。在《專業之死：為何反知識會成為社會主流》一書中，作者湯姆・尼可斯（Tom Nichols）指出，教育普及與科技發達非但沒有消彌領域專家與市井小民之間的差異，反而深化兩者之間的鴻溝。
以全球疫情為例，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 6 月對成人進行調查，發現相信新冠肺炎陰謀論的人在政治立場和教育水平上呈現明顯的關聯性：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的受訪者中，較高比例的人（48%）相信幕後有當權人士刻意謀略，而教育程度達大學者為 24%，研究所則為 15%。而在黨派認同上，34% 的共和黨人相信陰謀論，相較於民主黨人僅 18%。
乍看之下，教育似乎可以化解缺乏科學基礎的理論，但我們不能無視擁有研究所學位的美國成人中，依然有 15% 的人相信陰謀論。
在美國，長年活躍的反疫苗者（anti-vaxxer）不限於特定的教育水平或是政治立場，反倒不少父母因為有大學學歷，而認為自己有足夠的知識可以否決醫師的專業建議，拒絕讓小孩接受疫苗。當政府試圖以政策強制推行施打疫苗的時候，反疫苗者便以「自由民主」的口號抵抗。
在全球進行式的新冠疫情中，8 月 1 日在德國上演的反口罩抗爭也是以「自主權利」為名群聚，公開抵制政府配戴口罩的勸說與規範。而英國室內強制戴口罩的命令則於 8 月 8 日上路，同樣的情勢甚至演變得更加迅速。民眾無視公衛專業的建議在全球促成「專業已死」現象，不僅犧牲相關當局與其他人在防疫上的努力，也讓專業知識在現今社會中受到挑戰。
為什麼爭取個人不戴口罩的自由、反抗公衛專家的建議，並非民主的表現呢？因為民主社會的價值並不只在保障所有人的權利與自由，同時也要仰賴專業體制的正常運作。倘若只著眼於前者而忽略甚或屏棄後者，民主制度便無法持續，進而崩壞且變質成「為反對而反對」的民粹聲浪。
不具知識基礎的發言，是知識的假象嗎？
研究學者與社會評論家都點出，民主社會中「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則，常常被誤植到專業領域的討論。
在新冠疫情中，民眾反對配戴口罩的意見和醫學人士認證口罩的意見高下立判。照此邏輯，面對全國性的防疫政策，我們會想要信任衛福部的宣導與決定，還是堅持這一切不過是陳時中或指揮中心幾人的偏頗微詞呢？
在 8 月 5 日的記者會上，陳時中對要求普篩的聲音回應：「最後經專家會議的評估，認為不可行，因此作罷。」在這個發展之下，執意普篩且質疑陳時中的能力，不外乎就是質疑專業，並否定陳時中與團隊在此決策上的考量。
前述討論到的國外現象正是「專業已死」的強烈對照。我們是否要步上美國的後路，還是要守住臺灣的典範，當中關鍵便取決於，我們往後對防疫專業所採取的心態。
面對「專業已死」的威脅，在《知識的假象：為什麼我們從未獨立思考？》書中，2 位作者提到，人類時常低估自己無知的程度，塑造「知識的假象」，也就是說，我們容易誤以為自己相當了解特定議題，實際上卻所知甚少。這個認知上的落差導致我們批判社會議題的時候，經常只根據相當薄弱的認知發言。
這是社會發展的現象，正如前面提到的知識分工。我們不再可能知道所有事情、擁有所有技能。文明之所以能持續進步，是因為人各有專精，彼此構築出一個知識共同體。
那麼，我們該如何認清自己知識的限度呢？作者對此提出具體的對應：當我們真正思考事情的脈絡時，往往會被迫面對自己不了解的東西。平凡如腳踏車的例子便可見一斑──許多人都會騎腳踏車，但多少人真正熟知腳踏車運作的原則？又有多少人能在腳踏車壞掉時親手修理好呢？
這時，我們可以仰賴社群合作所建立的知識網絡（擅長不同面向的人各自發揮所長，集群眾的智慧建立知識網），改變人民對特定社會議題的態度。每一則留言或每一篇報導，都是在天秤兩端的累積集體的知識，並以此決定我們日後的方向。
尊重與信任專業，共同對抗疫病
從此觀點回到當前的防疫，有多少反對指揮中心的人真正了解傳染病擴散的模式，或是能用知識有效動員不同部門的人，並控制病毒擴散呢？
專家並不是永不犯錯，在職位上的行為也理應受到審查，畢竟在民主社會中，適當且合理的懷疑是必要的 。但是當民眾習慣了跟隨特定的反對聲音而反射性的挑戰專業，反而容易落入另一個極端。這種情緒性並非建立在理性與知性上的爭辯，也不是民主的展現，而是民粹的跡象。
在疫情中，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一味的抨擊與攻堅，而需要更多對專業的尊重與理解。在社群普及的時代，我們的數位參與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前述對佛奇的攻擊，美國民眾便在網路上發起「#IStandWithFauci」（ #我挺佛奇）的標語，聲援佛奇的同時，也推廣他所象徵的專業理念。
希望我們可以綜觀全球種種疫情中的現象，從而對專業團隊多一點尊重與信任，因為社會運作必須仰賴不同領域的專家彼此合作。畢竟防疫作業中的敵人是病毒，不是自己人。
延伸新冠肺炎防疫：
1. 余孟勳隨筆／汲取獨特臺灣經驗全民防疫，不叫運氣
2. 黃瑽寧談防疫重點：保護易重症族群、傾全力研發疫苗藥物、減緩病例新增速度、拒絕恐慌與歧視
3. Right Plus 議題專區【新冠肺炎 COVID-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