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明星總理與公益組織合作破局,是干涉公眾利益還是私德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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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的補助計畫,為何會讓長期關注人道、慈善、環保議題的加拿大進步派總理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再度面臨形象危機?

加拿大政府 6 月底宣布了一項 9 億元加幣(約臺幣 195 億)的計畫,準備補助許多受疫情影響的學生,卻爆出負責承接計畫的慈善團體「WE Charity」,曾經付給杜魯道的親屬約 30 萬元加幣(約 639 萬臺幣)的演講費爭議,這讓杜魯道因可能違反利益迴避規定而受到調查,加拿大政府與 WE Charity 雙方也中止了這項合作。 

這起爭議中的「加拿大學生服務補助金」(Canada Student Services Grant, CSSG)計畫,讓參與的學生能在社區擔任志工,以此賺取 1000 元到 5000 元加幣不等的補助金,參與服務的時間越長,拿到的補助越多。 

加拿大進步派總理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圖/European Parliament @ flickr, CC BY-NC-ND 2.0

然而,這個官方計畫委外由慈善組織 WE Charity 執行。按照合約,加拿大政府除了補助金,還必須付給 WE Charity 1950 萬元加幣,以支應相關成本。在野的保守黨批評,把官方計畫外包給民間第 3 方,會導致國會反對黨難以監督。 

此外,杜魯道的親屬還被爆出與 WE Charity 有利益關係。WE Charity 曾付給杜魯道的母親瑪格麗特共 28 場、25 萬元加幣的演講費,以及給杜魯道的弟弟亞歷山大 8 場、共 3.2 萬元加幣的演講費。杜魯道的妻子蘇菲也替 WE Charity 主持播客節目(但宣稱未收酬勞)。

WE Charity 是無能承接,還是不該承接?

WE Charity 是加拿大極具指標性的公益團體,由克萊格‧柯柏格(Craig Kielburger)及馬克‧柯柏格(Marc Kielburger)在 1995 年創立,前身是以解放童工為宗旨的「Free the Children」。

WE Charity 創辦人為克萊格‧柯柏格(Craig Kielburger)(左),以及馬克‧柯柏格(Marc Kielburger)。圖/WE

根據 WE Charity 官網,他們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區,透過「WE Villages」計畫,對抗童工剝削、建立乾淨用水機制、改善農業技術、進行就業培訓等;在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等地,他們則透過「WE Schools」計畫,推動年輕人教育。

We Charity 每年還舉辦「WE Day」的盛大活動,邀請知名人士前來演說、表演。官網中提到,這是屬於年輕人與教育工作者的盛會,旨在鼓勵年輕人促進社會變革。與會者不能直接購買門票,而是要透過參與 WE Schools 爭取入場機會。 

此外,他們還經營一間社會企業「ME to WE」,主要業務包括銷售手工、公平貿易商品,以及安排「公益旅行」(Volunteer Travel),讓民眾到貧困地區進行志工服務。ME to WE 的章程規定,它每年至少要將利潤的 50% 捐贈給 WE Charity。根據財報,截至 2018 年 8 月底,WE Charity 有 6 成的收入來自捐款、約 3.8% 來自政府補助。 

ME to WE 以社會企業的模式,販售手工、公平貿易商品。圖/ME to WE

這次的爭議事件,也與「ME to WE」有關。WE Charity 在聲明中提到,杜魯道的母親瑪格麗特和弟弟亞歷山大的演講費用,皆由「ME to WE」所提供,並非來自 WE Charity 的善款,雖然其中也有 6.4 萬元加幣是直接由 WE Charity 支付,但聲明中指出,這是「會計上的失誤」所導致。 

ME to WE 雖是獨立的營利組織,但 WE Charity 將非營利組織與社企切割的做法,許多民眾並不買單。從 WE Charity 的臉書貼文可見,他們連日來遭到網友大量留言洗版,質疑 ME to WE 與 WE Charity 的關係,也質疑捐款為什麼可以拿去支付講者酬勞,甚至有人指控這是詐騙、洗錢行為,要求政府調查。 

WE Charity 的執行力同樣受到質疑。杜魯道曾宣稱,只有 WE Charity 有能力營運這樣高達 9 億元規模的計畫,但觀察組織「加拿大慈善情報」(Charity Intelligence Canada)執行董事凱特·貝恩(Kate Bahen)認為, WE Charity 過往沒有處理類似計畫的經驗,讓人無法評估他們是否能勝任。 

醜聞纏身的明星總理,是干涉公眾利益還是私德爭議?

杜魯道本人也面臨調查。加拿大利益衝突與倫理專員(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Ethics Commissioner)馬里奧·迪翁(Mario Dion)表示,《利益衝突與倫理法》規定,禁止公職人員做出促進自己或他人利益的決策,他正依此調查杜魯道是否違反規定。 

這已經不是杜魯道第一次受到類似調查。2019 年,杜魯道便曾向時任加拿大司法部長的王州迪施壓,要求在加拿大工程公司巨頭 SNC-蘭萬靈(SNC-Lavalin)面臨司法調查時,延緩起訴。杜魯道後來被判定違反《利益衝突與倫理法》。 

杜魯道原本的形象相當正面,2015 年起,他便代表中間偏左的自由黨上臺,光是俊帥的外表以及身為加拿大史上第二年輕的總理(43 歲),已讓他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相較於先前執政的保守黨,他的眾多政治主張在當時也讓人印象深刻,包括力求內閣性別比例平衡、關注環保與氣候變遷、對難民議題友善、推動大麻合法化等。 

杜魯道原本形象正面。圖/Justin Trudeau

這次醜聞是否對杜魯道的支持度產生實質影響?事件發生後,根據非營利組織 ARI 的調查,支持與反對杜魯道的民眾,分別佔 50% 與 48%,相較他上個月 55% 的支持度,略有下滑。不過報導也提到,加拿大民眾目前最關心的還是新冠肺炎疫情,佔了 38%。 

公部門與民間合作破局,真正原因有待討論

在爭議發生之後,加拿大政府發表聲明指出,已與 WE Charity 停止合作,原先由 WE Charity 管理的資金也將退還,後續運作將由政府接手。聲明也指出,先前的報名者權益不會受到影響。對此,WE Charity 也解僱了 450 位原本為了管理及發放補助金而聘請的專案員工。

事實上,政府將公共服務委辦予公益團體其實並不罕見,在臺灣亦有許多團體承接福利諮詢專線、社區據點、長照服務等,過往在重大災害如 921 與莫拉克風災時,公益團體甚至會承接臨時庇護中心與福利據點營運等。

另一方面,非營利的公益團體同時經營社會企業,或社會企業反過來成立募款協會,以善款或服務的營業收入互相支應,同樣在國際上與臺灣都很常見。

也因此,此次爭議究竟是政治操作,還是政治人物圖利特定團體、未做利益迴避,亦或是單一公益組織聲譽與透明度讓人質疑,甚至是捐款人/社會大眾對公共服務的委外生態其實極為陌生、對政治人物(及其親屬)參與公益的期待和界線也欠缺有效溝通,值得進一步觀察思考。


延伸閱讀:
1. 余孟勳隨筆/如何在政府的公共服務委託案中,尋求合理的成本、補助、收費與 KPI?
2. 想當年,家暴專線究竟打到哪裡去?/是誰讓 113 險斷線?
3. 社會安全網搖搖欲墜,都是「市場」的錯?/是誰讓 113 險斷線?


參考資料:
1.  Conservatives ask auditor general to probe ‘outsourcing’ of $900M student aid program
2. MPs begin probe into government’s choice of WE Charity for student grant contract
3. Doubt cast over Trudeau’s assertion that only WE Charity can run $900M student grant program
4. Ethics watchdog investigating Trudeau over choice of WE Charity to run $900M student grant program
5. Federal government, WE Charity agree to part ways on summer student grant program
6. WE Scandal: Half of Canadians approve of Trudeau as base stays committed, anger among non-Liberals grows
7. WE Scandal: Half of Canadians approve of Trudeau as base stays committed, anger among non-Liberals grows
8. 年度財報
9. 官網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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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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